书城文学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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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人祸天灾(10)

“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们周围有密密的铁杆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凋敝尽迹的银白色芦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者插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仓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流失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面的死者姓名已荡然无存,不知道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浮想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六一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同上)

在未能回城丢了性命的右派分子中,除了多数是当了饿死鬼,还有一些自杀者。

如果说,对于前者,还有可能在一堆白骨上进行摘帽仪式;那么,对于后者,这种可能便等于零。按照那个年代的逻辑,自杀便意味着抗拒改造,自绝于党和国家。

在兴凯湖农场,有个叫林澄的右派,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本人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才生。他服劳役不久就当上了狱医,由于医术不错,他不但给犯人看病,劳改干部们也找他看病。其他右派倘若想从干部那坚硬似冰块的阶级性上打个洞,无异于缘木求鱼,可在他的一根针、几片药下,干部们的阶级性都有了一点小小的溶化:

林澄有自己的单间,不必住进大通铺的监舍里,他可以上干部小灶吃饭,不必进囚号的大伙房。最令其他右派叹为观止的是,只要背起那口画有红十字的药箱,他便能自由出入农场的每一个角落。

貌似自由的他,却比谁都刻骨铭心地感知那背着红十字药箱的,其实只是一架失去灵魂、失去创造的行尸走肉。正是不会挨饿、不会遭训的他,在往日里恬淡似水光山岚的双眸下,深埋着一个曾令哈姆雷特骚动不安的问题--是生,还是死?

一天,他去田间巡诊时,面色如常地走去了一个小土坡后,像是要找个蔽人处方便。他放下药箱,打开后取出一只手术刀片,就这么站着,割开自己腿部的大动脉,不见剧烈悸动的双眉,神情平静得像是在农场简陋的手术室里给人割去一个瘤子。

也许是血统所致,他的心气太高,也许是觉得自己似一个软体动物一样爬行太久,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站立的机会,他尽力坚持着不倒下去,任凭鲜血如泉,由大腿上飞势而下,滴湿了裤子,染红了脚下的野草。他的脸色越来越白,身子也像风中的芦苇开始簌簌发抖,他终究要倒在这块复满了苦难与耻辱的土地上,但眼前波澜微兴、像是呜咽无声的兴凯湖可以作证:

在这里永远立着一块非大理石的纪念碑,一块即使化作无名野鬼也标识人格尊严的纪念碑。

张贤亮在他的《烦恼就是智慧》一书里,为后人描绘了另一类右派自杀者的典型。

在他所在的农场,一天,犯人正在田里劳动,通信员领着一对母女走了过来,母亲手里拎着一个黑底白花的小布包。许是边走边聊,对她们千里迢迢赶来盼早些见到亲人的心情,通信员已意怀同情,他向正站在大渠上值勤的队长说了几句什么,本来农场严禁在工地上接见家属,队长竟破例答应了,并连喊几声,从田里唤来了那个让一起劳动的犯人们羡慕得贼死的右派--

“奇怪的是,当这个幸运的丈夫到了妻子的身边,这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刹那,他既没有抚摩孩子,也没有向妻子表现出一丝温情的动作。我当时离他们最近,只隐隐约约听见妻子一人颤声说了些什么,但他还没等妻子说完,就像强盗似的一把夺下少妇手中的提包,急急忙忙独自一人爬到渠坝顶上。

“渠坝上本来有一株小柳树,那下面多少还有一些荫凉,而他却来不及选择地方,一上渠坝,半个屁股随便往渠坡上一倒,两只胳膊像拉弓似的,十根手指狠狠地扯开小布包,掏出东西就往咀里填起来。

“……少妇的脸偏向一边,手捂着眼睛悄悄地垂泪,小女孩却吮着自己的手指头眼巴巴地望着她的爸爸。看那副馋涎欲滴的样子,她也饿了至少整整一天。少妇如领着孩子上渠坝去,女儿当然要向爸爸讨吃的。少妇搂着她,还含有一种阻挡的意味……”

突然,犯人们听见一声撕肝裂肺的呼喊,“啊……”等循声向渠坝上望去时,少妇不见了,她的丈夫也不见了,只有那个小女孩一个人站在坝顶上哇哇地哭。原来--

“他吃完后,却拿着割草的镰刀朝自己手腕上的静脉‘喳’地一下,并顺势向大渠内侧一倒。

“割一刀只需一眨眼的工夫,他妻子捂着泪眼恰恰没有看见。过了一会儿,她回过头没有看见她丈夫,只见那空空的黑白花布包像一只死去的喜鹊摊在地上,却以为丈夫解手去了。吃了这么多东西,需要解手是正常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领着孩子爬上渠坝。心里想,东西吃完了,丈夫也该吃饱了,现在可以坐下来缠绵一番了。但她在渠坝顶上只见她丈夫头朝下脚朝上地仰面倒在渠坡上,血管中涌出的鲜血淌到从黄河流来的水里,把一渠黄水染得彤红彤红,仿佛从黄河源头流来的就是这种鲜血。”

那声撕肝裂肺、让张贤亮听了陡然全身战栗、皮肤上爆起一片鸡皮疙瘩的呼喊,正是妻子目睹了这一情景而晕倒在丈夫身旁的前一刹那发出的!

事后众说纷纭,“有人猜测他就是要惩罚他的妻子,就是故意要当她的面自杀。这也是不了解情况的胡说八道。据了解他的犯人说,他妻子不但没有提出跟他离婚,而且为了他,也被县城的中学‘下放’到乡村小学教书去了。这样的贤妻千里迢迢来看他,他有什么惩罚她的理由?还有人说,他正是考虑到妻子和孩子的前途才选择了这条路。他死了,她们才能和他彻底划清界线,将来的日子会好过一点。那么,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疑点上,难道他就不能等到她们走后再自杀?

“在事后所有的议论中,我只比较倾向这一条解释:和他同组的另一个犯人说,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宁肯做个撑死鬼也别做个饿死鬼!’”

事情还不如此简单。

此人原来同妻子一道在一个县城的中学教书,他是共青团员,教的是政治。如果不遗余力地按照毛泽东时代的经典教材去照本宣科,他很可能被吸收入党。他却有颗苏格拉底式的大脑,总以思索为乐。一次在备课会上,他情不自禁地表现了自己的快乐,他声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并没有一条确定的界限”,还列举了经典教材上从未出现过的他却以为是理由的理由。

命运本来安排他进一个房间,他却进了另一个房间,这同样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从此,他明白在中国不但物质世界有秩序,理性世界有秩序,连个人的快乐也必须有秩序。任何一点小小的冲撞,都会被无处不在的一副无形存在的铁掌,给整合进新的、更严厉的秩序当中。中国是一条秩序滔滔的大河,你尽管随波逐浪就是,脑袋不过是船上尽可以丢进大河里的破盆烂瓢……

也许,打从他悟出了这个哲学命题的那一天起,靠脑袋思索标识生命而不是靠胃囊吞食展示生命的他,就早已在无际的幻灭中死了。

他之所以等到今天再给自己的静脉血管上割上一刀,不过是给自己补办一个摄魂夺魄的死亡手续;而他猴急急作为一个撑死鬼死去,其实,是他在用一种剧烈相反的肉体方式,在掩饰自己灵魂的全部幻灭,如果他真的害怕饥饿,仅凭有朝一日能够吃上一碗红烧肉的诱惑,他也能够和饥饿中的其他右派一样活了过来……

当历史终于艰难地走到1962年时,近百万遍体疮痍的右派分子们,还来不及打量自己这五年来的生存遭际,更无暇去抛尸于天南海北、昔日朋辈今日新鬼的坟头,作一番从容地告别。他们大多激动万分地赶回了各自原本熟悉的城市,或许激动得还会在扑满黄尘和挤满各种异味的列车里,拉扯起萎缩得几乎鸡肠狗肚的身子,喊唱出《歌唱祖国》、《我们的道路多么宽广》等时代正流行的歌子。

犹如一群刚从海水里挣扎回了江河里的淡水鱼,在头上摘去了那顶沉重的帽子之后,他们之中即使再悲观的人,也以为只要自己日后夹紧尾巴作人,总能享有一般老百姓都能享有的那份安宁……

对于其他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当他们看到这一批批好似从劫后余生的战场上退下来的右派队伍,他们在萌生不同程度的怜香惜玉之情外,更多的还是为自己握有在政治风暴里趋安避祸的本领而深感庆幸。

他们可以接纳摘帽的右派们再度一起工作,但在摘帽的右派前,他们大多表现出某种矜持、某段距离。

他们在一个民粹主义张牙舞爪的社会里早就被打落了矜持,他们如今总算找回了一点芝麻绿豆大的矜持;

他们早被这个时代隔出了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可他们用右派的八十步来排解身处六十步的自己的一腔孤寂……

无论前面破碎了的浪,还是后面尚未破碎的涌,这时大约都不清楚,它们只是一个整体内的轮回,一个注定要卷入苦难与耻辱的轮回……

两者间,大约在祈求未来上会是相同的--

中国啊,我们并不热望你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什么“脱帽礼”,只翘盼日后你真能给我们一张安静的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