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羊年的春节，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因1957年罹难的知识分子来说，乍一看，都是一块新鲜的大陆。
由胡耀邦发起并得到邓小平支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让毛泽东由全能全知的神，还原为也可能看走眼、办错了事的人；
让“凡是派”刚露出地平线的桅杆，折断为一根连他们自己的权力都坠不住的草绳；
让一个又一个运动中宛如下山西削面一样被“削”进社会阴沟里的“百分之五”，纷纷地爬上来，那所谓的“罪恶”一旦冲洗掉，他们的目光中长年犹如被围捕的动物似的惊恐，旋即代之以做人的从容……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将全党工作的重点由昔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总方针。
一个铁桶里因凝滞而几近腐熟的中国，一个被剪裁得思想都有统一尺寸的中国，一个自近代以来被虐与自虐几乎从未消停的中国，终于站在了太平洋西岸……
这时，人民与共产党精诚团结、革故鼎新的精神状态，是建国初期之后从来没有的；
这时，展现在邓小平面前的民族振兴的契机，更为中国近代史上所罕见；祖国，脸上开始呈现一派红润的鲜活，兜胸满是湿润的、负离子雀跃的海风。她要升腾，她能升腾。因为实行民主和开放、改革，无论在西方政治、还是在东方政治的天文射电望远镜里，她都将迅速升腾为一颗新的、亮丽的星座……
餐桌上摆开了从未有过的五彩缤纷。
心头，充盈着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和恬适感。
浓酽的人伦亲情，溢荡在琥珀色的美酒里。一次次的碰杯，碰落了彼此心灵深处对命运的一串串唏嘘与恚怨……
窗外，孩子们用绚烂的焰火编织日后的憧憬。摇撼全城的鞭炮声，在大人的耳朵里，炸响出新旧历史痛苦而又壮丽的嬗变……
51三个人和一个小数
昔日的运动狂飙突起，几乎一夜之间，百万好人变成了坏人。
今天，改正的大潮汹涌而至，呼啦啦百万坏人又变成了好人。
其摧枯折朽的势头，让人胸中峭岩顿为纷飞石雨。其不逐泡沫、不扯海草的大气襟怀，让人悦奋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四川文艺出版社有一个名叫张继顺的人，1957年，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被打成了右派。在收到北大改正通知后，他当即电邀同班几个也被打成右派或被划为右倾分子、现分在山西、内蒙等地的同学，回北大相聚。
到京的当晚，他们下榻一处，不约而同各人都带来了好酒，又去街上买来一大堆冷热食物，以庆祝历经劫波人还在，满头华发重聚首。几个人喝了一夜，聊了一夜。次日早上，张继顺坐不住了，满脸惨白，鼻息微弱，众人赶紧送他进了医院，终因抢救无效，遽然而去。
听着医生的感喟：二十年的苦日子都熬过去了，可一下喝酒喝死了！几个同学，无不呆若木鸡，片刻后，又抱成一团嚎啕大哭……
曲折的海岸线上，并不总有堆银溅玉的风景。
也不是所有的前右派分子，怀着一颗僵冷的心，都一股脑地进了一个热水充盈的政治澡堂……
1980年，全国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已基本结束，获得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未获改正的，仍有一万多人。其中，当年知名的右派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葛佩琦、彭文应、陈仁炳、孙大雨、林希翎、谭天荣等人。
他们之中，从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章乃器，本来倒有可能最早从那顶大重无形的帽子下解脱。早在1974年，他的大哥章培曾，就为解决他的问题写信给陈云。次年，中央决定特赦全部国民党战犯，章乃器本人又给毛泽东去信，对溥仪、杜聿明，乃至对黄维，都颇具一副古道热肠的毛泽东、周恩来，这次大约心头有了触动，他们指示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和章乃器谈一次话。
同年4月的一天，章乃器被接到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整整四十年前经他和三弟联系，又经上海特科安排转道去了苏联的陈云。后者亦向他展示了一条新道，即摘去“右派”的帽子，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拟恢复他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职，再担任财政部顾问。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及不久后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新道终成天堑！1977年5月13日，带着药石罔效的病痛，章乃器撒手人寰……
此次右派改正，在1980年中共中央60号文件中，章乃器原被列为“不予改正”一类。据说，起因于在当时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里，胡厥文、胡子昂等人，主张给章乃器改正，但孙晓村、胡子婴表示反对。章乃器的后人，为此，分别上书胡耀邦和邓小平、陈云，申诉显然有了结果。同年6月，章乃器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到底是理应改正，还是高层动了恻隐之心，当时隐隐约约存在的一种说法是：即章乃器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改正带有照顾性质，主要是考虑到他历史上对革命有贡献云云……便谁也说不清楚了，但至少在形式上，他获得了完满--1982年5月，章乃器先生的骨灰被移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比起章乃器来，日后葛佩琦的改正充满了一波三折--
55号文件下达后，葛佩琦即找去了中国人民大学，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他：你早已被开除公职，不属于我们学校的人员编制，你的问题，只能去找政府解决。事不得已，他不惴冒昧地去拜访了成方吾老校长，后者答应将他的申诉报告转给人事处。
此时，人民大学刚刚复校，师资紧缺，正各方面往回调人，葛佩琦琢磨自己的改正问题，有希望和工作问题一并得到解决。过了几天，他到人事处询问处理结果，那位负责人说：你的报告已经收到了，但成校长在上面没有批一个字，还是无法处理。
他顿觉自己成了一条晾在沙滩上的鱼……
这年12月22日，报纸上刊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其中重申对历史遗留的一切冤假错案，采取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鱼又鼓足勇气游进了海里。
25日，他到中组部信访处接待站上访，队排得宛如一条长龙，好容易排到领取一张登记表，工作人员问他叫什么名字，“葛佩琦”三个字一出口，立刻有好几个上访人员围过来，目光里溢不住的惊奇，恍若他是那具西汉古尸，突然从金缕玉衣里站了起来。众人感叹道：真想不到你还活在人间！
他在领到一张登记表的同时，还领到一个接待号码，按此号码他须等到第二天才能被接待，这时，旁边一个持外地口音的上访人员，察觉到他脸上的焦灼，眼前这一拨拨人里，大概顶数他“水深火热”，没有一点犹豫，便提出：我给你换个号码，我这个号马上就可以进去谈。
葛佩琦晃起满头银丝，给对方作了一个揖后，赶紧进了接待室。里面的一位干部看了他的登记表，马上问：你真是57年的那个葛佩琦吗？
他回答是。对方说：那你先到外面等一等。过了一会儿，又叫他进去：我打电话上去联系了，有领导同志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等。他忐忑不安地去了，约有十分钟，从办公大楼里下来一个干部通知他：现在领导同志开会去了，请你后天上午来。
27日一上班，葛佩琦就到了中组部。
在楼上的一间会客室里，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长接见了他，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称其为“葛佩琦同志”，又说：这许多年，你受苦了！他一定充分领略了一块冰激凌从冷柜里一下拿去了阳光下的滋味……
郝局长在询问了他是怎样出狱和回到北京的情况后，告诉他：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他提出了三点请求：一、恢复党组织关系；二、改正错划右派问题；三、彻底平反“历史反革命冤案”。
郝局长听完，嘱咐他将以上要求写成一份材料，由中组部批转人民大学党委复查。又劝他：你最好先要求改正错划右派，这个问题不解决，便谈不上恢复党籍。
79年元旦一过，葛佩琦将写好的材料送到了郝局长手里。
他劝慰自己：自己的事再大、再大，可对正复校的人大来说也是小事。自己已经熬过了二十多年，何必穷急于眼前的几个月呢？这么一自觉为领导分忧，延至4月初，他才去了学校，右派摘帽办公室的负责人告诉他，中组部已经转来了他的材料，人大正在复查。
他满怀感激地打道回府，从学校同意为他复查上，他感到了在冒着腾腾热气的时代蒸笼里，没有蒸不熟的馒头。此后，他无须再东奔西走，状如一条气喘吁吁的老狗，只要坐在家中，静候佳音……
这年11月12日，人民大学终于来人，也许因这“佳音”太“郑重”了，一气派出了四个人，满脸肃然，宣读复查结论的更是话语铿然，颇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某著名播音员，在六十年代播送“九评”的风采。其主要内容是，1957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证据确凿，不属错划，现决定不予改正。
他顿感一把、一把粗砺的盐，在自己身上急剧地搓揉。一条原来晾在海滩上的鱼，彻底断了回大海的念想，被人拣起来，要腌制成咸鱼干，以诠释那个已过去二十二年的运动的正确性。
他拿过结论，抖抖地看了一遍，发现这耗去了大半年的复查，所依据的材料，还是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自己的诬陷不实之词……
次日，葛佩琦带上复查结论，和57年的那份“强奸”了自己的《人大周报》，去了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
律师问他，报上刊登你的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意见？你是否在稿子上签了字？
他说：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没签字。报上登出来后，我立即就要求人大党委和人民日报社更正，前者找了校党委副书记聂真，后者去过报社，还给报社写了信。
律师的意见异常肯定：既然这样，他们发表没有经你同意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划你右派的根据。
葛佩琦抱着律师的论断，又开始新的一轮上访。
每到一处，他都给各部门领导写了申诉，不说行行溅泪，页页惊心，就说加起来盈尺满筐，也足让人叹为观止了。可似乎“葛佩琦”三个字，是一根断了的保险丝，所有的电路一过它，便即刻短了路。各部门的接待人员几乎众口一辞：人民大学给你作的复查结论，已经有关方面批准，我们不便过问，实在爱莫能助……
几个月下来，天上还是那个太阳，水里还是那个月亮。对他来说，黑漆漆的，似乎只有一口非得进去的腌制咸鱼的缸。他住在京郊的一个大杂院里，邻居们都是些下层的劳动人民，见满头白发的他天天拖着一双铅腿回来，神色日显憔悴、晦暗，便劝他：
老葛啊，你甭难为自己了，人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新的一茬，人被委屈了，就是委屈了，你那冤案真的水落石出了，还能叫你搬进中南海？你就安心住在这里，和咱草根庶民为邻吧，权当自己当年没有参加过革命……在他起意要将自己封闭到那口缸里之前，他想最后去一次中组部。这次接待他的是一位年青干部，对方听罢他的情况后，快人快语：我看，你的问题已经盖棺论定了，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谁都难起死回生。
葛佩琦的心，猛地震慑了一下。他一下想起，李逸三几天前告诉自己的“胡青天”的故事。“反右”时，后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他亲耳听过葛佩琦在学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按照有关“政策”，在校党委会议上，他举手同意将葛佩琦划为“极右分子”。后来，他又公开反对将其打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
李已届古稀之年，早调离了人大，却对那回举手经久不忘，难释于怀。他也本有足够的理由，参加此时举国风行一时的老干部“伤痕”合唱团，他却由城东南的劲松小区，独自跑到北郊的这个大杂院，找葛佩琦聊天。除了捎来一些水果、零花钱、粮票，也常带来一些当时像满城传说的“胡青天”一类的对葛至关重要的信息，如胡耀邦，不但积极地为他当年在团中央亲手划的右派改正，而且，还把其中的一些人召到自己家里，当面认错赔礼……
身上搓揉的盐粒，在“胡青天”的故事里渐渐稀释了，鱼儿有了作最后一搏的力量……
1980年4月2日下午5点，葛佩琦来到北京灯市西口的富强胡同，按打听到的地址，找到了胡耀邦家住的一个院子。
“文革”中，胡耀邦由“干校”改造回来后，就住在这里。几年里没给他安排工作，颇像一个寓公，许多境况和他差不离的老干部，常常到这里来发牢骚。住在附近的团中央的一般干部，也爱来此串门，和他谈得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文革”后，他很快出山了，仍住在这里；在两个月前举行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也依然不见搬离这里的迹象……
葛佩琦发现，胡同里不见便衣巡逻，大门口没有武装警卫。朱漆斑驳的大门上有个电铃，弥漫出缕缕的平民气息。
他一按铃，出来一个穿军装的人，礼貌地问他找谁。他说：我来拜访胡耀邦总书记。
对方转身回去，跟着出来一位工作人员，询问了他的姓名、来意，又接过他写给胡耀邦的申诉信，再告诉他：耀邦同志正在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但今晚我一定把你的材料交给他，明天下午这个时候，你再来一趟。
次日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一按电铃，那位工作人员就出来了，交给他一个印着红框的大信封，叮嘱他：你持这封信去中组部吧。
时近黄昏，他视力不好，烧饭时，连蜂窝煤的眼儿都对不准。他急如星火赶回自己住的那间小屋，打开电灯，拿出放大镜，一看信封，是用红铅笔竖写的，左边写的是“中组部”，中间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右边是胡耀邦签名。
打开信封，在自己写的那份申诉书上，有胡耀邦的一段批示。他发现由于自己匆忙大意，在落款中将4月写成了3月，胡耀邦在“3”字下面点了两个红点……
次日上午，葛佩琦来到中组部。陈野苹去中央书记处开会了，一位姓任的秘书收下了这个大信封，又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给他，要他过几天打电话来。过了两天，他便按捺不住，给对方打了电话，任秘书告诉他，陈副部长已指定一位干部审查局的领导和他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对方详细了解了在57年5月25日、27日《人大周报》和《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他的那些骇人听闻的“反党言论”后，他本人要求更正的经过，及他所能提供的人证、物证线索。
最后，这位领导向他表示：我们将按你提供的线索进行重新复查，复查出来的材料一定会同你本人见面。
三个月过后，他1957年6月9日写给人民日报社的那封要求更正的信，终于在报社找到了，并转来人民大学。说葛佩琦不幸，可又万幸，要在历经变迁的人民日报社那浩如烟海的文字堆里，寻觅到这一件“古迹”，其偶然性，真不亚于要在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找一根绣花针……
他当即将此信抄录下来，分别寄给了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有关部门。至此，他的右派改正问题，才算正式提上了有关单位的议事日程。
也许，因为当年他这个“大右派”的名气实在太大，“要杀共产党人”的血腥叫嚣，至今让某些共产党人忐忑不安；也许在“决不能漏掉一个坏人”和“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的两副刀叉间，某些人总是娴熟地更偏好使用前者，这依然是一个踽踽缓缓的过程，犹如瓢虫爬在蛛网上，工兵走在雷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