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他微笑着提到了辛格此前不知他是男是女的故事，而今日以节点的方式结构的因特网，已把这个偷窥的模型变成了现实的天罗地网，你在显示屏前偷窥，偷窥的人在显示屏前看你，喜剧就此演到了高潮。早晨的教室，快要开始上课的情景。女生们的笑声、谈话声，就好像碰到蜂窝一样嘈杂。这时候有一个女生很紧张地冲进教室，看到几个人在一起就说：你们知道吗？老师的画，在画展得奖了。听说了，还是裸体画！据说是年轻女孩的裸体画。不知道有没有模特儿？那个人真好，能让老师给她画裸体画！女生们口口声声地表示自己的意见。这时候刚进来的女生说：我昨天去看过画展了，也看过那个画，结果是，说到这里，在教室里环视，她的视线停在靠窗边坐的3个法国士兵身上，我本来也不相信，3个法国士兵已经被德国军队包围住了，但他们的思维没有被围困住，它们依然活跃，通过一本在架着机枪的桌子上摊开的小学课本，他们有滋有味地欣赏起一幅幅插图来，而那些插图不仅给了叙述者回忆种种生活场景的机会，也给了读者无穷遐想的自由。作品从硝烟弥漫的战争画面一下跳进一本小学课本，又从常识性的插图与文字说明中一下跳到了色彩纷呈的种种回忆中。可以说，西蒙如孙悟空翻筋斗似的一会儿钻入画中，一会儿跳出字外，一会儿身处现时，一会儿又遁入记忆，何等自由地操纵着文字。凭借着这样的叙述手法，西蒙把《常识课》写成了一本不仅要用眼睛看用嘴念，而且要用耳朵听用鼻子闻的小说，有香皂的芳香。真的吗？嗯。当然，写作始终是回忆性的，片断性的，带着浓烈的色彩，浓郁的气味，甚至还有或轻或重千变万化的声响，混杂了各种不同的写作风格，有的段落简洁，用的是短句，而有的段落句子繁杂，使用的是长句，甚至连续好几页没有一个句号，使用关系代词之后，能把句子开头的意象七转八转地一直转到句子结束时的十万八千里之外；有的段落甚至没有标点符号，连大写小写都混为一团，不仔细地读简直就无法明白其中的连接，更不用说明白其中的意思了。
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出人意料地授给了克洛德·西蒙，人们历来指责瑞典皇家学院当年没有把文学奖授给二十世纪最大的两位文豪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有许多获奖者在文坛上又只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一名负责接待人员在申辩时说“诺贝尔奖不是世界杯比赛”，这次决定再度使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表示怀疑。不管怎样，大家开始知道了那时七十二岁的克洛德·西蒙已经默默创作了四五十年，出过十七部小说。克洛德·西蒙的父亲是骑兵上尉。1933年他随立体派画家安德烈·洛特学绘画，1936年去巴塞罗那，其时，西班牙共和政府在附近跟叛乱的佛朗哥部队进行激战，这场残酷的内战对他的一生影响很深。二战爆发，西蒙应征入伍，在骑兵团服役，参加第二年加默兹战役。5月12日这一天，骑兵团损失四分之一人员，接着几天边打边撤，17日陷入德国坦克兵的埋伏，他当了俘虏，并从事写作，《大酒店》里只有几个面目模糊的人物，看不到明白的情节脉络，但能像乳房一样感觉，“一个女人的乳房和她的星座一样，可以表明她的性格。”罗伦佐尼用乳房呈哪一种水果形状对乳房进行分类，如果女人乳房和西瓜一样又圆又大，说明她可能是个妈妈，但事实上所显示的信息远不止这个，“这样的女人喜欢吃，还想得到宠爱和赞美，但对性没有多大兴趣。”而柠檬乳房的女孩，“这种女孩喜欢生活，有自嘲的勇气，会使生活充满乐趣。她们想要的是那种无惊无险的平静生活。”据他介绍，如果克洛德·西蒙的乳房和西瓜一样又圆又大，说明他只能是个小说家，但事实上所显示的信息远不止这个，“这样的小说家不喜欢吃，不想得到宠爱和赞美，对植物园没有多大兴趣。”
对读者来说，他们应该选择有柠檬乳房的小说家，诺贝尔把椭圆形的乳房比做菠萝，“菠萝很聪明，尽管一般来说拥有自己的职业，但仍然很浪漫。
她们也很忠贞。不管是谁，只要赢得了她们的芳心，都不会短时间内会轻易失去她们。”柚子乳房别致而挺拔，拥有柚子的女人对性缺乏热情，橙子乳房的女人不会很快确定终身大事，尽管她很自信，也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但还是属于那种对性不感兴趣的女人，一名对性有兴趣的法国大学生用两副前后相隔十五年的目光去看西班牙那场内战，克洛德·
西蒙在1962年对《快报》记者说：“不，这不是一部写西班牙革命的书。这是一部写‘我的’革命的书。西班牙革命？要写得有价值，必须花几年工夫，查阅档案，做历史学家的工作。一名小说家只能对事物有一个主观的、局部的，从而是虚假的看法。”因而《大酒店》整个内容无头无尾，但是片断情节有声有色；克洛德·
西蒙向读者传递的不是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是朦胧飘忽的印象。词、词组、标点、空白，这一切组成一幢感觉建筑物，而且还是巴罗克式的建筑物。梦幻通过文字得到体现而留了下来。他力图把文字当做色彩、音符和镜头使用，表现世界在他心中引起的模糊性、多面性和同时性的感觉。拥有天津鸭梨乳房的女人爱情多变，虽然她可能是一名教徒，但这类女人以制造婚外恋而闻名。感觉中作者似乎不是在描写，而是在实地抚摸。“无人能描绘自己生命的确切图像，我们只能取其片段，我们都是小碎块，具有如此无形而多样的结构，每一块，每一时刻，皆有自己的戏。”隆美尔在法兰西战役期间的笔记，丘吉尔的回忆录，普鲁斯特的书信片段，布罗茨基在俄国的受审记录，以及托洛茨基在流亡途中的日记……
显然，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两个朋友在植物园回忆和探讨着什么，但更多时候可能并不是这些，而是不断变化的周围环境、植物和阳光；这是一个植物的世界，这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地方，这也许就是西蒙小说的意义，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意义，西蒙坦率地承认：“对我来说，这（指感觉）是第一位的。”据此，我们可以把在阅读中逐渐形成的一个简单印象确定下来--这是一座感觉的植物园，否则小说也就没继续写下去的必要。和他“新小说”同道相比，克洛德·西蒙更是一位“被拒绝”的作家，唯一的理由则仍然是有时连续几页找不到一个标点符号，当然，如果你愿意在那次谈话中，西蒙说：“普鲁斯特的一些句子远远比许多诗歌更富有诗意。散文与诗歌的区分是人为的。即使在法文中，人们仍然可以用散文达到诗的强烈效果，或许还要更好。”新颖成了气候，发明变为通常的阅读。人们看到追随者如百花齐放，他们之于作者，恰如成批生产的汽车之于设计的原型，成百的普鲁斯特，成千的塞利纳，证明出来的却是，只有一个塞利纳，只有一个普鲁斯特，昨天那不可接触的挑拨离间者，今天摇身一变成了开路先锋，成了确信的价值所在，成了经典作家。他的每一本书--到今天已经有二十多本了--都面临了同样的封闭，同样的惰性，同样的老调唱出的同样的抱怨：说作品令人厌烦、无法卒读、没有故事、晦涩难懂。不是书的计划，而是它的素描：叙述一个生命，它从来不是一段直线的、有着固定方向的轨迹，而是一堆杂乱的小碎块和断片，不断地被记忆重新组织和改变，最后被文字赋予一种形式--倘若还不能说是一种意义。
认知不是他的事，他要做的只是创造。还有，死亡的感觉。“这是不可能的，但人们总可以试一试。”由于在所有的地平线方向上寻找极点，连指南针都失灵了。“在我看来，要在文学市场上拖曳我心灵的内情，对我的感情作一番漂亮的描绘，是一种不合时宜，一种卑劣行径。”“然而我不无痛苦地预见到，要彻底避免感情与思考（它们甚至保不准还是平庸的）的描述，也许是不可能的：任何的文学努力，即使它仅仅只是为自己而作，也都那么使人道德败坏。此外，这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她向前走来，微笑着，放慢了脚步，接着又走动起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子，甚至不是一个简单的女王，而是某种既和蔼、又脆弱、又卓绝的什么，因她的服装、她的裙子和她绣球花色的帽子，她像是一朵稀罕的花，尽管有些褪色，因她的举止，哪怕已经有些破损。”
“伤感的贪婪，那罪犯正是怀着这种贪婪看着他周围的世界。”在众多非虚构类图书中，还有几部作品值得一提：让·哈兹费尔德的《大砍刀的季节》，作品获费米娜随笔作品奖，作者是个记者，他的第一部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书《赤裸裸的生命中》已给人留下过深刻印象，在《大砍刀的季节》中，作者通过几个幸存者的见证，叙述了1994年在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大屠杀，记录了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弗雷德里克·布雷纳的《犹太人聚集区》，其中第一卷是黑白照片，第二卷是文字，两者相得益彰，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末期犹太人在全世界的生存状况。米歇尔·施奈德的专著《想象的死亡》，作品获得美第契随笔奖，它写了三十六位作家的临终，按年代顺序排列，各人有各人的独特死法，有的死于女人（如里尔克），有的死于作品（如巴尔扎克），有的死于孤独（如德芳夫人），纳博科夫死前幻想着蝴蝶，法朗士临死前叫着“妈妈”，西蒙死在植物园。书中每一个死的人，都留下了一张肖像，都是一个故事。“现在该轮到我。”“我是个令人厌烦、无法卒读、没有故事、晦涩难懂的作家，因为，因为它是热带雨林。”
2005.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