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梦游
风格：愉快地，疲倦地，中断地
从飞机上望下去，伦敦像一张没画好的地图。纸太小了，画到了外面。青灰色，青灰色，绿色。
海德公园是绿色的，胖乎乎的，大橡树下的草坪，一块晃动的、下沉的黑斑。有人坐在远处，穿着白衬衫。后来看到是两个人。他们隔着衣服就到了高潮。在小说里可以这么写，而出现于散文之中，就显得过于武断。但我的确感到了我身体外面的冲动，这冲动是海德公园的，潜伏在空空荡荡的下午。下午对于我来讲，从来都是被时间丢下的一块，没有花朵，贸易公司里的肃静，只有印度是吵吵闹闹的，红茶，雪茄，晃动，很多的晃动，下沉，没有色彩。绿色的海德公园是没有色彩的，只有胖乎乎的味道，有点酸，有点咸。我把海德公园烤熟了吃掉，为了帮助消化，我说了个笑话。我说，你们是职业磨唇者。我没觉得有什么好笑，为了继续帮助消化，刚才我把海德公园烤熟了吃掉，现在我沿着海德公园里的河流前行。
几个比较性感的女白人在那里滑旱冰，她们有点姿色，因为她们是中学生。女白人最美的阶段是在读中学的时候，到了大学，她们什么都大了。索性再老一点，倒又有色姿了。姿乃水淋淋，色为黏糊糊，它在不同的年龄段调制，比例不一样，一个是姿色，一个是色姿，口感当然也就不一样。
风景没什么好看，风景中的女人值得一看，尤其是风景中的沿着河流滑旱冰的女人，碰巧看到她们摔倒，她们就像受伤的铅笔盒砰地打开铅笔橡皮三角尺圆规掉了一地。她们更像遭到虐待的小动物。珍·古道尔（1934-）在《小册子》里说：“我想人类可能有点可怕，虐待动物，不愿意把动物想得也有思想，也有感情，也有个性。”不仅仅虐待动物，海德公园也被虐待过了。
紫色阴影里的女王学院，这紫色接近于一种秘密的知识，是后来才有的形容。我总是迟到一步--长廊中行走的麻布，钟上的金针，一切静悄悄。知识是个墓穴，盗墓者四散在剑桥的小巷里，疲倦，欲望，疲倦地，欲望地，拿着铲子。英国的啤酒很好喝，我肆无忌惮地走了进去，木门很重，推了半天才往后退开。
英国的啤酒很好喝，我肆无忌惮地走了进去，挑了只最黑暗的位置坐下，那是一张沙发。超市里啤酒的价钱不比酒吧便宜，酒吧里人不多，窗外的天空又暗又蓝，沉甸甸，孤独的屋顶。我第一次觉得孤独作为品质在这里是如此平庸，小镇上的人很孤独，因为都只有一副平庸的嘴脸。他们对我惊奇，但不警觉；他们对我友好，但不热情。和中国的乡村大不一样，中国的乡村不是警觉就是热情，我在中国的乡村漫游，常常有无所适从的尴尬。但中国的乡村不平庸，它或许贫穷，它或许愚昧，就是不平庸。这个小镇属于威尔士，汽车驰入的时候，已是傍晚了。我和妻子在旅馆里洗洗脸，喝了杯咖啡。是我一个人喝了杯咖啡，我能入乡随俗，喝咖啡就喝咖啡--加了点糖，这袋装砂糖很好玩，用牛皮纸包着，上面单色印着切·格瓦拉。居然是切·格瓦拉，有印成红的；有印成绿的；有印成黄的；有印成黑的；有印成说不出的颜色的。我想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还没有结束，我在威尔士的一个小镇上用印着切·格瓦拉头像的砂糖调入咖啡，心里顿时袅袅升起享受的愉快。“这是走私来的吧？”愉快地，愉快地，农业品走私还是工业品走私？砂糖到底是算农业品呢还是算工业品？文化走私还是政治走私？砂糖到底是算文化呢还是算政治？砂糖作为食物很甜，即使调入咖啡，也能吃到它的甜味--砂糖有些固执地从咖啡里伸出，手里抓着把不被融化的白骨。“我要用你的睫毛做一把刷子。”这砂糖可能并不是古巴产的，因为并不是只有古巴才产砂糖。想想也是。妻子坚决不喝咖啡，她坚持要泡一杯绿茶。打开行李，取出茶叶罐，茶叶罐是纸质的，上面彩印着几个中国古人，长风宽袍，架着只茶铫在竹子中煮茗。喝完咖啡饮罢茶，就去小镇上兜圈。已是五月天气，却还清凉。甚至有点荒凉。
威尔士人一讲话，嘴里会冒出许多小卷须，像一条条喷火的飞龙，啪地，掉在地上。
晚饭后，我走进楼下的酒吧，要了杯威尔士出产的啤酒。酒保说比英格兰的啤酒好，猛烈。我喝一口，向他竖竖大拇指。要第二杯的时候，他就多给了我一截。两个人走了进来，在我前面的桌子上坐下，一个人开始脱外套，只穿了一件汗背心，我欣赏着他身上的纹身，纹的竟然是龙，中国龙，一瞬间我以为坐在北京通州仲夏夜街边的小酒馆里了。“老板娘，上一盘凤爪。”游龙戏凤，龙凤吉祥。欣赏完他的纹身，我又欣赏他的耳环。他喝着杯粉红的饮料，用根吸管吃奶般地咂咂。他对面的他，喝着啤酒--威尔士啤酒，威尔士啤酒有一头金发，而他的头发却是黑的，像意大利人。像他这样的长相，我后来在伦敦的罗马市场又见到过几个。
吧台上一对恋人在用一只杯子喝酒，他时不时地抚摸她的肩膀、手臂、背、腰、臀。她的臀美观起来了。不像刚才，刚才她一坐下的时候，臀有点蠢。刚才她一坐下的时候，臀汉堡包似的，夹了过多的西红柿、菜叶和火腿，抓都抓不紧，乱七八糟地要爆炸。我总觉得汉堡包是一种愚蠢的食物，如果不愚蠢的话，那么吃汉堡包的样子是愚蠢的。在中国食物里，鱼头是一种愚蠢的食物，如果不愚蠢的话，那么啃鱼头的样子是愚蠢的。还有鸭头。还有鹅头。还有鸡头。还有猪头。我一直搞不明白，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扬州的“焖猪头”是法海寺的最为著名，和尚怎么能烹荤品，这是和尚闹革命？我从海德公园出来，在附近的酒吧里稍坐片刻，等待着英国工人的革命。今天是五月一日，英国的地铁工人反对地铁私有化，照例会罢工，游行。牛津街上都是警察，而骑警埋伏在海德公园里。他们两个两个地一组，每隔半小时集合一起，队长说上几句话，然后又两个两个地骑走了。我和骑警合了个影，有个女骑警真漂亮，制服和武装带把她的肩膀、手臂、背、腰、臀和盘托出。她跨在大洋马上从我对面骑来，乳房亲切动人，仿佛搁在盘子里的番石榴，由于我观望的角度关系，这两只番石榴和而不同。红花还要绿叶扶，不知道是不是制服的缘故，我发现中国的警察队伍里也有不少美女--比其他的职业要多--终于让我们这些纳税人对国家工具有了些审美意识。
一对恋人在吧台上消失了。一个女骑警打马上了吧台，马蹄铁掌，玻璃酒瓶，制服和西装，不一会儿也从吧台上消失了。几个比较性感的女白人在那里滑旱冰，后来，我再辨认出她们，是在透纳画得模模糊糊的画面里。
我在剑桥的时候，与蒲龄恩先生交谈，他是英国当代最具实验性的诗人之一，宫维尔与济慈学院的图书馆馆长。我们谈论着英国绘画。我说到透纳时，蒲龄恩先生睁大了眼，兴奋地喊道：“透纳，透纳，最好的，最好的！”他也没有那么虚妄。我知道他讲最好的意思，是指在英国绘画这个范围。
英国的绘画，不像它在文学领域里如此人才济济，乔叟，莎士比亚，堂恩，拜伦，济慈，雪莱，等等等等。你要在英国绘画中一口气说出些大人物，还真不容易。一不小心，就说到了意大利。英国只是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出了点真正意义上的画家。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画家？说清楚并不容易。我们从两方面看看。功利的角度，他具备不具备世界性的影响；艺术的角度，他有没有独创性的画风。其实这也是一个方面。因为一般说来，具备世界性影响的画家他肯定具有独创性。但在艺术上，常常是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往往脱不了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可能都是天赋。
透纳是英国真正意义上的画家的代表，尽管我还是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画家。
第二天，蒲龄恩先生抱来两本大画册，黑白印刷的，说明有了年头。我看了一本的版权页，它出版的那年，我还没有出生。一下子觉得虚无。一觉得虚无，就更有了年头。
其实我在伦敦的时候，早已看过透纳的真迹。我还从没有一次看过同一个画家的如此之多的真迹。据说透纳有个遗嘱，他所捐献的作品，不能零零碎碎展出，要展出，就要成规模地展出。这念头看上去很怪，实在透着透纳的不信任--他对博物馆啊艺术批评家啊什么的不信任，怕他们像编选集似的编出这个是代表作那个是处女作。
也看得出透纳对自己的一生、一生创作，是满意的。他不想忌讳，也不愿避讳。他对自己的诚实使他无拘无束。
在透纳画得模模糊糊的画面里出现的女人，让我恍惚得很，她们到底是人呢还是神？她们当然是人，且有性别，是女人。但她们是一群走神的女人，故显得神秘，显得美丽。女人最美的时刻是她们走神之际。所以我每逢开会并不以为在浪费时间，因为有走神的女人供我欣赏，即使女人们现在普遍地投入，我天生慧眼，也总能看到一个两个的。走神的女人本身就是一幅模模糊糊的画，她的身份难以确定，一走神了，自然就出人头地--出人了，当然就不能说她是人，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她是神，因为她早走神了。透纳画的魅力于此也差不多，透纳画的魅力就在出人与走神之间。
飞机在伦敦时间下午五点半左右停稳在伦敦那张画坏的地图上--航班到达西思罗机场，我与妻子开始还兴致勃勃的，但转了一大圈后，就有点沮丧，出口处像个农村集市，还是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集市，乱糟糟的就缺几匹马几头驴了。别说警察，工作人员都看不到。只有不时上来个黑暗中的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里。他们的个头肖像都差不多，仿佛影印的一般。我没见到接机的人，着急了。当然着急，还很恼火。我先去玻璃门外抽了支烟。伦敦的天空在机场的井底下幽蓝，头顶上的空气像沙漠加油站里的空气，我靠了根水泥大柱子抽烟，两个金发小伙盯着我看了几眼，我也盯着他们看了几眼，他们欲言又止，想走近我，但很快地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肯定是想问我讨烟，瞅着我一脸着急和恼火的样子，也就觉得无趣。在英国，你在街头抽烟，常常就会跑上个小伙子小姑娘来问你要一支烟抽，我刚开始是来者不拒，后来就看我的心情，心情好了给一支；心情不好就不给。我抽完了从国内带去的烟才明白，香烟在那里真的很贵。在英国，最自由的抽烟场所是大街，况且烟头可以乱扔--政府、议会和群众组织还怕你讲究卫生，把烟头扔进垃圾桶。他们怕引起火灾。我在皮卡迪利广场--著名的流浪汉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积聚地--见到一只冒烟的垃圾桶，我还没怎么在意，一时警笛惊鸣，开来了三辆救火车，把这只垃圾桶团团包围。你看，还是冒烟的垃圾桶，如果是燃烧的垃圾桶，我估计会开来三十辆救火车。这时快七点了，我与妻子在机场的出口处已经等了近三个小时，看着一批又一批印度人被人接走。据说现在的英国人对他们以前的殖民地有种奇怪的感情，伦敦大学的学费（我知道的是艺术史考古系，其他系是不是这个收费标准我不清楚）英国人是一学年两千英镑，以前的殖民地现在的印度人香港人是一学年四千英镑，大陆和台湾去的学生一学年的学费就要缴六千英镑。所以一旦到了英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就处得融洽，因为香港学生有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优越感会不时地流露出来--我们是被殖民过的。
我一走进皮卡迪利广场，就有几个英国的臃肿的中年妇女向我兜售纸花。这纸花让我恶心。不是所有俗气都让我恶心的，有的俗气还能使我眼睛一亮。这纸花比鲜花卖得贵，因为是手工制品。手工制品是越来越贵了，除了写作，今年的稿费标准就比前两年的低下--难道写作不是手工制品吗？我写这篇文章，尽管是打电脑，但手腕也还是打酸了。我不无厌恶地从纸花身边跑开，这纸花让我觉得不祥，像是从花圈上拔下来的。早知道如此，我倒可以带几只中国花圈来英国做点小买卖。中国是手工便宜，况且还地道。
豌豆河边，有摸历史--我在电脑上想打“莫里斯”，结果打出个“摸历史”。
豌豆河边，有莫里斯的“唯美社会主义营地”，他纠集了一帮手工制作者，用来对抗工业文明。现在还能看到一座磨坊、一座木偶剧院。星期天这里还会来许多人，继续有手工制造者摆摊，据说还有两个中国姑娘卖书法。
皮卡迪利广场上的雕塑是个青铜小爱神，满脸坏笑地张弓搭箭。布鲁塞尔的青铜小尿人的鸡巴都被游人摸得像天亮了，皮卡迪利广场的小爱神的鸡巴长得太高，流浪汉和无政府主义分子摸不着，英国又多雨，雨水流到耻骨上下就恬不知耻地不往下流了，全滞留在鸡巴上，锈迹斑斑，像性教育读本中有关梅毒的插图。
既然皮卡迪利广场是流浪汉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积聚地，那么我也要摆出个态度，高喊口号，我高喊了一句：
“打倒大不列颠伙食！”
英国真没好吃的，它的国菜“烤鱼和炸土豆条”，不要说让李逵嘴里淡出只鸟来，我嘴里也淡出鸟来，还是两只。
伦敦的广场，我喜欢的是卢梭广场，这个卢梭既不是哲学家卢梭，也不是画家卢梭，这个卢梭不知道罗嗦过什么。但我很喜欢这个广场，也不是艾略特、伍尔夫、凯恩斯、福斯特们在它周围喝过茶聊过天。这个广场幽静得一如幽禁在地下室里的被遭到清算的经济学家。大英博物馆就在它的附近。
在大英博物馆，观众最多的地方是埃及展区。大家爱看木乃伊。我感兴趣的是做成木乃伊的猫、鸟，还有一条蛇。蛇弯曲，如果在卢梭广场看到，我会以为是一根枯枝。
赵毅衡和虹影家的邻居，是个爱尔兰老太太，养了只大肥猫，据说通灵，平日不叫，就是春天来了也不叫，叫的话，周围就有人死了。有一次虹影决定让她小说里的天使死掉，大肥猫就趴在赵毅衡和虹影家的屋顶上叫了三天，害得赵毅衡往国内寄的一篇评论在西伯利亚的上空丢失，虹影下楼的时候摔了一跤。
那只大肥猫躺在爱尔兰老太太种满紫色花的后花园里，像穿着海魂衫的晚年的毕加索。我在英国见到不少毕加索的原作，可能不是精品的缘故，一点也兴奋不起来。有一次躲雨躲进座大房子，塞尚的《大浴女》赫然在目，什么叫心醉神迷，那一刻就叫心醉神迷。那些大浴女，是被视觉所肯定的色彩与块面的金字塔，毕露的线条全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