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妻子在西思罗机场的出口处等了近三个小时，没见到约定的接机人，实在没办法，就给赵毅衡打电话，我和妻子与虹影都很熟，却没见过赵毅衡，而虹影恰好这时在国内。赵毅衡是位很有风度的长者，知道我们人生地不熟，让我们先去他家，明天联系上了，再去剑桥。就在我们规矩规矩行李，想找地铁口，要去赵毅衡处，妻子说听，听，好像有人在广播里找你。其实我早听到了，根本没觉得是在找我。老外发“车前子”这个音球，老发到“车前子”之界外，我怎么接得住？我一回头，蒲龄恩、朱丽阿、司机三个人，就站在我们后面。这种喜悦是无法无天的。原来蒲龄恩先生昨天向机场打听我们航班到达的时间，机场给说错了，说要晚上七点钟到。今天下午五点钟他们出门之际再向机场确定时间的时候，机场告诉他们还有半个小时航班就到了。从剑桥到伦敦，一路不堵车，也要一个半小时。
伦敦的夜很黑，和中国东北的夜差不多，一路赶去，只有加油站是亮的。
剑桥的夜更黑，连加油站也看不到。
在剑桥我们住在宫维尔和济慈学院，这个学院有近七百年的历史。它的小教堂是剑桥最老的学院教堂。这学院里有两个人物，在中国还很有人缘。一个是已故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一个是霍金（《时间简史》的作者）。他们的油画肖像挂在学生餐厅里，霍金还是一副挣扎的样子；而李约瑟却穿着件青色长衫，像是中国古人的形影。我的早餐是在学生餐厅吃的，这个可以供两三百人用餐的餐厅，常常只有两三个人在那里用餐，位置随便选，我就往往坐在李约瑟和霍金的对面，他们两人的肖像靠得很近。不是说我喜欢他们，因为其他肖像中的英国人，都戴着羊毛做的假发，搭足架子，使劲地一本正经，就像欧洲电影里的法官。我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受罪的，看着羊毛假发，我实在吃不下饭，再说英国的饭又实在难吃。虽然英国的早餐有“国王式的早餐”的美誉，煎猪排，煎蘑菇，烤香肠，烤面包，煮西红柿，煮豆子，糖水水果，我吃了三天，胃口就倒了，之后只能靠吃些酸奶和面包混一个上午。
这学院里有一座三层的石头房子，铜牌上刻着“13××”年的字样。我住顶层，有时候就乘电梯上上下下。尽管电梯的式样很古典--看得出设计者是用力把它往古典里伪装，除了镶嵌镜子的地方，里里外外都用本色樱桃木包裹了起来。但我还是认为这电梯破坏了古建筑的深奥，如果走过道、楼梯，大有曲径通幽之妙。后来才知道，这电梯是专为霍金建的。不是为了霍金的教学用，只是为了方便霍金参加学院权贵层的聚餐。学院的权贵层偶尔会搞一些聚餐。我去看了那个聚餐室，厚厚的丝绒窗帘，白餐具，长颈玻璃瓶，有一只瓶里还剩小半瓶红葡萄酒。
有一次，蒲龄恩、朱丽阿带我与我妻子去剑桥郊外吃法国菜，回到宫维尔和济慈学院门口时已经晚上九点钟，彼此正要告别，我看到了霍金正从宫维尔和济慈学院出来，他颤抖地坐在轮椅上，后面跟着个黑人妇女，四十岁上下，可以说她胖，也可以说她壮，因为看上去很能干。是霍金的保姆，还是霍金的保镖？她穿着件深色衬衫，在衬衫上套了件背心--我们在夜晚的北京街头常常会看见的那种套在交通警身上的背心，款式和颜色都一模一样，因为剑桥的车辆很少，所以直到他们消失，我都没机会瞅上它发光，否则我就能确定是不是我们中国制造。
剑桥的路一会儿是沥青的，一会儿是石块的，不规则，不平整，霍金的轮椅走上石块路的时候，黑人妇女就伸出手去按住他的脑袋。她微笑着，十分温柔。我看到霍金在轮椅里颤抖得厉害，脑袋像要往太空里飞。
蒲龄恩说：“你们看到霍金会有福气的。”
我问为什么？蒲龄恩说霍金难得出门。
蒲龄恩和霍金是同事，看来他们也难得一见。
朱丽阿说她在做学生的时候，骑自行车特别快，有次猛觉得前面有东西，一刹车，她吓得摔倒在地，她说她差点撞死霍金。朱丽阿说：
“我把这个大天才撞死了，怎么办？我也是个小天才。”
我问霍金的反应，朱丽阿说霍金很愤怒。我问霍金到底是愤怒还是恐惧，朱丽阿想了想，她说：
“我以为到底是愤怒。”
霍金的坏脾气在剑桥同样著名。
我在伦敦住了十多天，一天看一个博物馆或者美术馆。有时候一天看两个。
泰晤士河也很浑浊，只是不臭，雨后也不臭，让我好生奇怪。它能提神的色彩是游艇，明晃晃的大玻璃，白白船体。全世界收藏透纳作品最多的是泰特艺廊，泰特艺廊就在泰晤士河边上。河北还是河南？河西还是河东？我这个人幼时没学好地理，近来又不喜欢出门，东南西北搞不清。
英国的博物馆经过国会讨论，这三年里不收门票。让我赶上了。
透纳的作品挂满泰特艺廊的几个大厅--说实话，尽管我在中国就知道透纳的大名，但看完一个大厅后，我有点不耐烦。甚至产生厌倦的情绪。我觉得透纳无非也就是个名声很大但作品极平庸的画家。这种现象在文学界艺术圈比比皆是。这些都是他早期的作品。我愤愤不平又晕头转向地转到另一个大厅，豁然开朗，就像上面所说，简直是在浑浊的泰晤士河边散步，不经意见到白白的船体。我大概叫出声来。
那个大厅里全是透纳晚年的绘画，判若两人。
我在他的天气里，在他的海上，醒来了。不，一瞬间的感觉是，是我冻僵了。
透纳和大家已很熟悉的叶芝非常相像，两人都很早熟，却都不能早死。叶芝活了七十三岁，透纳过了七十六年。如果这两人死得早，像拜伦或者济慈的命，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叶芝是二三流的诗人，透纳是二三流的画家。
他们早熟，但熟得很慢。早的只是他们早早成名了--对叶芝和透纳这种被上帝眷顾的人，成名反而成了件容易的事，而要在艺术上瓜熟蒂落，还要一个夏天的热风吹吹一个秋天的老阳照照。
透纳是理发师的儿子。说这个有什么必要？伟大的艺术家没有父亲，只有拙劣的工匠们常常记得出身。这话不能坐实，坐实了，那卡夫卡是例外。但说透纳是理发师的儿子还真有必要，透纳的父亲把透纳的画不无炫耀地挂在理发店，所以透纳在十四岁时就被推荐到皇家美术学院附属的美术学校读书，因为透纳的父亲有位顾客赏识了透纳。十三年后，透纳就成了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院士，并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聘为教授，可谓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财源滚滚，但很平庸。没有人公车上书，透纳自己变法了。这样变法，真正是内心需要。
齐白石“衰年变法”，越变越有名，越变越有钱，而这样的好事并没有落到透纳的头上。透纳的“衰年变法”，把名变小了，把钱变少了。但把平庸变掉了--尽管透纳付出了太多的代价。齐白石“衰年变法”，是“穷则思变”；
透纳的“衰年变法”，是“居安思危”。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再说又不确切。不比不比。透纳早期的作品，如英国女作家、“意识流”大师伍尔芙所说的那样，是“绘画艺术的牺牲品”。伍尔芙的原话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此时此刻都是绘画艺术的牺牲品--他们画苹果、玫瑰、瓷器、石榴、罗望子果以及玻璃罐，画得与文学所能描绘的一样，当然差强人意了。
为什么“画得与文学所能描绘的一样”就“差强人意”呢？文学艺术作品凡是能被“转述”的，它的个性就大可怀疑。但这还仅仅是表面现象，“牺牲品”的本质在于--伍尔芙接着说道--她尽管说的是作家：
过多地依赖于眼睛的作家，就是个差劲的作家。如果他在描写，比如说，公园中的野餐，他描写了玫瑰、百合花、石竹和草坪上的树影，尽管栩栩如生，但只要不能让读者从中推导出观念、动机、冲动以及情感，就可以说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透纳早期的作品就是如此，尽管栩栩如生，却不能让我从中推导出观念、动机、冲动以及情感--他的观念、动机、冲动以及情感，抢眼的只是他的技术。能达到这样的技术，虽然已是才华横溢（别以为平庸的作品里就没有横溢的才华），但并不困难。
以上我或许过多地引用了伍尔芙的话（既然花园里有这么多花，我何必再劳神种植呢，把花采来也是园丁的一部分工作），这些话出自她的随笔《绘画》，尽管她稍不留神就滑到写作。我还要再引用几句，来“证实”我对透纳晚年绘画作品的感觉：
普鲁斯特、哈代、福楼拜或者康拉德，他们也运用眼睛，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的手笔。他们对眼睛的运用与以往的小说家截然不同。沼泽地、树林、热带海洋、船、港口、街道、卧室、花朵、衣服、姿态、光与影……其精确和微妙使我们感叹：这些总是由一种于眼睛之上的情感主宰。
晚年的透纳，他的眼睛和“普鲁斯特、哈代、福楼拜或者康拉德”一样，与“以往的”画家“截然不同”。以至透纳死了二十多年后，莫奈见到透纳的作品（当然是晚年的作品），也不免垂头丧气：“想不到我苦思冥想的风格，他早完成了。”
主宰着晚年的透纳眼睛的，是独创性，更是灵魂。缺乏灵魂的独创性，就像没有发条的手表。电子表不在此列。
泰特艺廊里有一间较为昏暗的房间，蓝光柔曼，铺垫着透纳的面模。遗容都是一样的？还有他生前的一些用品。我现在想来，应该有盏马灯、有只饭盒。饭盒的形状像个水池。
我即使不清楚我也记得，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邀请另一个梦来与我正做的一个梦一同来做，来做完这样的一个梦。先前的那个梦，极像胆小的人，他要一个人在漫漫长夜陪伴他。或者说是一个高度近视眼穿过马路的时候，扶住另一个的肩膀。
眼镜片又碎了。我穿着他的衣物，是一件狗屎黄的西装，坐在眼镜店里。验光师让我看视力表，我盯着验光师看。她说看那里。我看。视力表上的嘴唇一会儿朝右撇，一会儿朝左撇，一会儿又朝上翻去。
我在走过眼镜店的时候，十有八九，眼镜片就会碎裂。医生说，这是心灵感应。
后来，我就看到青蛙。
我有一只橡皮青蛙，也有一只铁皮青蛙。
我先来说说橡皮青蛙。
它有一层薄薄的皮，漂亮地涂着绿漆、白漆，还有一点点黑漆。挂膜光滑美观指向，反正是它的皮很硬，掉在地上，会咣咣直响。它的开关在白漆肚旁边，用把钥匙似的扁头伸进去，顺时针转--转几圈，就会觉得它的肚皮厚厚的，几乎是胀破的样子。这当然是错觉。生活中有许多错觉，我们往往发现不了，以致丧失了生活乐趣。生活乐趣是产生于错觉之中的，或许生活乐趣本身就是一个错觉，它从我们手上跳下，皮阿皮阿地在客厅蹦达。这是橡皮青蛙吗？
我喜欢把橡皮青蛙抓紧在手里，然后让它慢慢撑开，老橡皮青蛙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恢复它的尊严，而小橡皮青蛙只需用一眨眼的工夫。
很奇怪，这么多年，我老觉得美国是一只铁皮青蛙，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我在剑桥做的一个梦，也许是几个梦的混淆。那几天，我老遇到剑桥的青年诗人，一碰面，他们就大谈他们的一本诗选，是用来痛骂布什和布莱尔的。女诗人安诘尔一直怒气冲冲，好像身上绑了许多炸弹，随时都会爆炸，她告诉我：“布莱尔是条狗。”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布莱尔是你的宠物，可以抱着它睡觉？谁的线条绷得紧紧的，我就会犯傻。她说不不，她说：“布莱尔是布什的走狗！”我开始乱扯，我说，穷人，军人，艺术家，一旦成为领袖，都是一件可怕的事。领袖要出于贵族和知识阶层，要一点优雅，要一点保守，甚至要一点蠢。布什可以说出于贵族吧，但他小时候有智力障碍，也就蠢蠢欲动，因为一旦握有大权，就会变本加厉。要一点健康，要一点自尊，甚至要一点怕。布什也好，萨达姆也好，都太无法无天。我从布什乱扯到萨达姆，就是忘了布莱尔，看来他不重要。我遇到的英国的中产阶级对布莱尔的评价是：
“这人没品位，在戴安娜的葬礼上居然戴紫色领带。”
后来，我们在土耳其餐馆吃烤肉喝啤酒，放松的安诘尔也是很美丽的。愤世嫉俗会使人的脸难看且又无济于事，我知道这点之后，就努力不愤世嫉俗了，因为我的脸本身就不是太拿得出手。这世界有两样东西可以有效地美容，一是喝毒药，一是靠心平气和。我之所以靠心平气和美容的原因并不是毒药搞不到，而是心平气和在当代本身就是一剂毒药。
几个人打来电话，我正在写一篇论文：《公鸡是从热带雨林中进化到纸本上的植物》，我兴致勃勃，怎么能相信这几个人呢？我还是去了他住的地下室。
这大概是我的另一个梦，我随手记在了圆形教堂的简介单上。圆形教堂是黑色的，简直不像教堂像粮仓，在它的南边小巷里，有家印度餐馆，我吃到一种调味品，起先以为是橄榄，吃吃不像，向侍者打听，他说是楝果。在英国遇到的印度人比在印度遇到的印度人酷毙，我很奇怪我这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并没有去过印度。
历史就是被现实改变的部分。大名鼎鼎的巨石阵已经商业化了。
那天，我站在巨石阵边，脑子里全是有关巨石阵的猜测，以致差不多没对巨石阵发生兴趣。我只对有关巨石阵的猜测发生了兴趣。
一个白人小孩在巨石阵里奔跑，他突然停下，尖叫了起来。他发现粗野的一块巨石下有颗鸡蛋，他拿在手上，快乐地冲向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惊慌失措，这是颗鲜鸡蛋，据说还带有体温。
巨石阵被高大的铁丝网团团包围，如果这颗鲜鸡蛋是母鸡生的，那么母鸡从哪里钻进来的呢，难道它有乌鸦的翅膀？我朝四周望望，不见母鸡，也不见农庄。几乎像巨石阵一样了，这颗鲜鸡蛋只要不在石头上碰碎，我想对我更是个谜。
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根本没看到过巨石阵，我只看到了鲜鸡蛋。［《在英国梦游》附录：
前天，我把这篇文章给毛民博士看了，她给我在几个地方作了订正，非常感谢，现在我作为附录录在下面--以对梦游的纪念：1.“据说现在的英国人对他们以前的殖民地有种奇怪的感情，伦敦大学的学费（我知道的是艺术史考古系，其他系是不是这个收费标准我不清楚）英国人是一学年两千英镑，以前的殖民地现在的印度人香港人是一学年四千英镑，大陆和台湾去的学生一学年的学费就要缴六千英镑。”最后一个应是八千。是2：4：8。全东方学院统一。其他学院不明。有个真笑话，我班有个英国籍的金发女生Eva，离英去台湾学了三年中文，回来读博，学校让她交八千，交三年，她傻在当地，学校说，你离开英国本土一年以上，不算英国长住居民，按外国人处理。结果她认真把学退了，上次见了我说着就哭了。2.“伦敦的广场，我喜欢的是卢梭广场，这个卢梭既不是哲学家卢梭，也不是画家卢梭，这个卢梭不知道罗嗦过什么。”是罗素广场吧？我校对面那个，是纪念的罗素呀，台湾手册把他译成卢梭了。3.我遇到的英国的中产阶级对布莱尔的评价是：“这人没品位，在戴安娜的葬礼上居然戴紫色领带。”如果这话是我老师说的，那是去年王太后葬礼上。记不得了，好像戴妃薨时，布莱尔还没上台。
2003/5/13
2003/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