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
山水之间，风起云涌。风云在山水之间起在山水之间涌，心向往之。此生如风如云，但不是风不是云，有种意思，也心向往之了。我小时候不喜欢山水，确切地说，是不喜欢山水画，觉得其中缺乏风云，萧萧，暗黄，烟熏，龙钟。我喜欢花鸟画，觉得风云反而跌宕枝叶翎毛，大长精神。有一次卧病在床，让妹妹给我去买图书，她回家后递我一本画册，封面上就是齐白石的一只大桃子，这桃子之大，宇宙撑足，全人类吃饱，我激动得狂出了一身汗。后来见到梅清渐江的山水画，我是惊奇的，要说激动，还没有。我把对山水画的激动一直留到碰上担当--那是个冬夜，江南极其阴冷，我龟缩棉被，两脚寒湿，无所用心，翻阅起上回购置的一大堆图书，我碰上担当--这个“花房文件”化繁为简的画僧，我为我所不喜欢的山水画而激动了。很奇怪，我对传统艺术的激动都是在床上发生的。后来想想也没什么好奇怪，中国的艺术精神就是在床上，西方的艺术精神只能在路上，如果我有写小说的天赋，我会写一本《在床上》的小说，里面有一个活在当代的古人，却比随便哪个当代人还更容易激进，有时候甚至是时髦，使我匪夷所思。既然使我匪夷所思，那么《在床上》肯定是写不出的，还不仅仅是天赋问题。但“在上床”的小说我已经读过不少了，上床是当代小说家掌握得最好的小说技术，这是一种简单的劳动，千篇一律，不管是双人床还是单人床还是钢丝床还是下铺。不光是小说，我国的（为什么说我国？因为我对他国所知甚少）散文与诗歌也都成为一种简单的劳动了，千篇一律也就是当代文学的宿命。为什么会这样，我以前想过，现在忘记了。忘记了也好。
乐莫乐兮，东窗饮酒。陶渊明的句子，最见风流之处。我正得意着，忽然觉得不对，陶渊明没这个句子。于是吃惊，因为我已经给人题到画上并且寄走了。让他得意后再觉得不对吧。反正这意思是好的，反正我如果能在东窗饮酒一定是乐莫乐兮的。今人同古人，命运一式一样，都会缺点东西，也就是不如意，陶渊明不缺东窗，常常乏酒；我不乏酒，但现在住的房子偏偏就是没有东窗。所以日出月升，我概不知道。写到这里，我又觉得不对了，忙在房子里绕行一圈，果然不对，我家居然有东窗，不是此刻我正写着这个玩，看来东窗还难以事发。因为被前面的汹汹广厦挡了隔了，看不见日出月升，就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家没有东窗了，一如我国当代的文学评论工作者，阅读量如此之少，却动不动就要鸟瞰文坛。
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有东窗的，只是见不到日出月升，见不到日出月升，仅此而已。无非少写几首诗。再说有关日出月升的诗，也已不少了。我们活的时代，比陶渊明艰难--这是从诗人的角度来说的，就是说诗人活的时代越是靠后，就越需要才华。只是才华一塌括之为十斗，被前人挥霍了不少，剩下不多，到如今僧多粥少，分不过来。又不是革命，可以分田分地真忙。据说天下十斗才华，白白地被曹植吃掉了八斗大米，还有两斗砻糠又被谢家瓜分，照道理讲天下已经没有粮食了，却为什么还没有饿死人，原因我想就是曹植的饭量并没有那么大，谢家瓜分两斗，自以为瓜分的是西瓜，不料瓜分的是西瓜虫。我们小时候玩西瓜虫，放在手掌上，指头捅捅它，它就会蜷紧，像只西瓜--当它吃惊，蜷紧的身体上即刻意象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条纹，西瓜般的条纹。西瓜的条纹韵，但这类条纹押在西瓜虫上，就只有恶心。思想是个西瓜，只要有一些人坐在我对面给我讲思想，我马上觉得有条西瓜虫爬在我脚边。这几年文坛的恶心就是被西瓜虫闹的。收回话头，锁定曹植，曹植的文章不如他哥，就像周作人的文章不如他哥一样，但能谈文章的心情总是稀罕的，往往别有用心。现实也只对别有用心感兴趣，因为无所事事。别老以为我们无所事事，现实比我们要无所事事得多了，这是它的养生之道。一个有作为的现实，在我国就意味夭折。
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我终于想起陶渊明的句子是这样的，最见自在之处，仿佛身在山水之间的亭中，整座亭成了东窗，或许闲饮，或许闲看，山水之间不见得就风起云涌，没有种意思，更心向往之。
2004.9.13
回忆茉莉花和茉莉花田
那时的苏州，是一只胡桃壳。水道，小巷，胡桃壳里弯弯曲曲的胡桃肉。我住在胡桃壳里，我不是胡桃肉。我不是肉，难道我就是胡桃壳里的虫？一条粉红的肉滚滚的虫。一条嫩绿的肉滚滚的虫。我坐在火车上，内心有点不安--胡思乱想着，与我同“箱”的有四个人：两女一男像是做一个行当的，不停地说着进货、品牌、男装。另一个女人看着杂志。我吃了点药，昏昏沉沉，但我是下铺，他们坐在我铺上，我只得架起二郎腿，无所事事的样子。车窗外的灯光流动起来，我知道火车开了。我知道火车开后，才感到火车的晃动。呢裙女弯下身，从床下拉出个黑包，稀哩哗啦，掏出只塑料袋，那男的接过，隔着塑料袋用手掌压着。他们吃着胡桃。我一下感到了喜悦：我刚想到胡桃，他们就吃胡桃。这其中似乎有着法力：一个比喻有了内容。那时的苏州是一只胡桃壳，尽管它的老城墙已经被拆，但无形之中还是像有个胡桃壳：黑的，紧的，收缩的。甚至是硬的。是个胡桃壳，人的活动和思维也很少离开这个胡桃壳。所以我在夜晚，听到突然让风吹来的火车声，我会激动得浑身出汗。棉被窝也潮了。热气。胡桃壳。把胡桃壳轧出缝。把胡桃轧碎。我听到突然让风吹来的城外的火车声，像铁锤砸在天井里脑萎缩的胡桃上。我就想做一点坏事。我就想跑到远方乱逛。
有一次，我从北方回来，火车快到苏州--已到苏州--我看到斜立晨光的虎丘塔，火车笔直开着，然而我头昏目眩，觉得火车离开钢轨开进塔下的茉莉花和茉莉花田了，阵阵白色的香气抛起来，把火车扔得东倒西歪--它波浪一般地往茉莉花和茉莉花田里推入，白色的香气，绿色的阴影，这是我对茉莉花和茉莉花田最有美感的一次。
十年前，二十年前，虎丘塔下常常是一盆一盆的茉莉花和一垅一垅的茉莉花田，白的，绿的，河流与泡沫。现在都是房子了，河流与泡沫，灰的，白的，灰的，白的，都是房子了。
2004.11.30，Z86次车上
回忆怡园与沧浪亭
我读中学的时候，休息天，会去怡园与沧浪亭。怡园与沧浪亭都在人民路上，离我住处比较近。我住在这两个园林之间。那时候的门票至多一毛钱。在怡园与沧浪亭里，会大半天遇不到一个人。要遇到的话，又常常是两个。两个人躲在假山洞里谈恋爱。怡园的假山洞里有张石桌，像只小床，春夏季节，就有人躺在上面。一个女人躺在上面，一条腿翘起，裙摆落到肚皮上，一个男人坐在石桌边的石凳上，抽烟。那时候的社会舆论，把在外头谈恋爱的女人叫野鸡，男人叫阿飞，大是深恶痛绝。如果遇到民兵和工人纠察队，都可以随意抓起来审讯一番。那时候的人谈恋爱，都只能在房子里谈，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眼皮底下谈。姐姐的对象来了（那时候没谈恋爱这一说，称之为轧朋友或搞对象），两个人跑到厨房里去轧朋友搞对象，妈妈在客厅里做针线，隔几分钟就让妹妹去厨房里转一下，看看情况。
“他们在做什么？”“说话。”
“他们又在做什么？”“那个人在给姐姐挠痒。”“姐姐哪里痒？”“姐姐说胸口痒。”
妈妈忙扔下针线，亲自下厨房。
怡园的假山洞里有股尿骚气，我难得钻进去玩。我常常在太湖石搭出的桥上爬过来爬过去--怡园的水塘上，有一座太湖石桥，奇怪嶙峋，在苏州其他园林里见不到，很受少年青睐。
坐在太湖石桥中央，看水塘里蓝裤子白衬衫影子，我觉得五四青年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于是我顿时感到院墙外面的风雨，于是我顿时感到国家命运的不济，于是我顿时感到青春岁月的压抑，于是我顿时就想出去闹革命，到安源到延安或者到井冈山。出去不了的话，就在家里和丫头谈恋爱。那时候我还没看过巴金的《家》（现在我也没看过），等看到根据巴金的《家》改编的电影后，我才认为一个青年闹革命是要本钱的，生在有权有势有很多表姐表妹的家庭，这样闹，革命才有意思，才不血腥，才不乏味。
有一年，我在怡园的小竹林里写生，出门的时候，看门人不放我走，说我把墨水洒在了竹竿上，属于乱涂乱写行为，罚款五毛。
有一年，有位业余时间喜欢刻砚的画家，在怡园茶室边吃茶边刻砚，他刻的是仿石笋砚，怡园的石笋很多，多而且美，他被怡园的工作人员发现，说是他偷石笋，一把就抢了过去。画家也不恼，还很高兴，后来他对我说：“证明我刻得像。”
从怡园到沧浪亭，步行的话，半个多小时。怡园看雪挺好，沧浪亭是听雨。
我读中学的时候，刚开始去沧浪亭吃茶，茶室工作人员还不卖给我，问是你吃还是你家大人吃？我说我吃。那位女工作人员说，茶是苦的，你吃了就不能退。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有七八年的吃茶史了。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我长得小样。奥斯卡就是这样骗了他保姆的。
我直到工作之后才发育，我的少年也够长的，所以我不稀罕。
2005.9.2，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