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热衷于斗牛场上惊心动魄的搏斗场面，经常专程赴西班牙观看斗牛，有时还亲自上阵同雄牛搏斗。有一次，他险些被雄牛挑死。海明威当记者时就写了不少有关斗牛的通讯，后来在许多文艺作品中都涉及到这一题材。《下午之死》一书则是专门描写斗牛的。
一九三三年末到一九三四年初，海明威和妻子带领一名猎手，远涉重洋到赤道非洲去射猎狮子、犀牛一类猛兽。《非洲青山》一书就是记叙这次惊险的狩猎生活的。
作家从非洲返回基韦斯特途中，在纽约定购了一艘摩托渔艇，取名“皮拉尔号”。他经常驾驶这艘渔艇到墨西哥湾中的比米尼群岛、古巴和佛罗里达一带海上去钓“大鱼”。有一次，他在古巴东北海面遇到五十多条鲸鱼。
他欣喜若狂，将鱼叉向鲸群掷去，竟刺中了一条六十多英尺长的鲸鱼。在海明威的影响下，钓“大鱼”这项业余体育活动很快兴旺起来。基韦斯特这个小小的渔岛也因此变成游者云集的胜地；并且在这里兴起了一门新的行业--渔艇出租业。在海明威的倡议下，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于一九三五年成立了钓鱼运动组织。后来由于钓鱼爱好者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大量涌现，这个组织发展成为国际联合会。
斗牛和渔猎对于海明威来说不单纯是休息和运动。他在这方面的兴趣是他的世界观的反映。作家沉溺于斗牛和渔猎，主要是在欣赏斗牛士、渔人、猎手那种冒险犯难的性格、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坚韧不拔的耐力和蔑视死亡的勇敢精神。海明威在二十年代中期写过一篇题为《打不败的人》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年老的斗牛士为保持往日的荣誉，甘冒生命危险再次登场斗牛的故事。主人公曼努尔大好的青春时光是在斗牛场上度过的。他的哥哥于九年前被牛挑死。这头牛的头被剥制出来，摆在斗牛场经理的办公室里。
放置牛头的盾形橡木座上钉着一块铜牌，记载着这头牛的“战功”。如今曼努尔已经年老体衰，脸上的气色“白惨惨的”。老板因他不“叫座”，对他采取鄙视的态度，只是用便宜的价钱雇他参加晚场斗牛。曼努尔不顾老板的残酷剥削和同伴的劝阻，再次走上斗牛场。他骄傲地宣称：“我是个斗牛士。”
“我既然走上斗牛场，就要让枪扎到雄牛身上去”。他被牛挑伤，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觉得骨头已经粉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有人要扶他去病房，他毅然拒绝。在他看来，一个斗牛士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退出场地。
于是他挣脱了身，又朝牛奔去，把枪扎进雄牛身上。他终于胜利了，“望着牛慢慢地倒向一边，然后突然四脚朝天了”。曼努尔最后躺在手术台上，在昏迷之中欣慰地说：“我干得不坏，我干得很出色。”
曼努尔的遭遇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斗牛士的普遍命运。但是海明威在《打不败的人》中与其说是揭露资本家对斗牛士的残酷剥削，不如说是歌颂主人公的坚强和勇敢。他是个敢于单身鏖战的“硬汉子”，对痛苦无动于衷，蔑视死亡，对于用勇敢取得的荣誉感到骄傲，为维护自己往日的荣誉而甘愿牺牲。
海明威作为一个不满于资本主义现实但又脱离政治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不到改造现实的革命途径，因而热衷于追求抽象的人的精神力量，认为这是不幸者用来对抗强权，进行自卫的武器。他在斗牛士、渔夫和猎手身上看到了这种品格和气质。斗牛场上，不是斗牛士用剑刺死雄牛，就是发疯的牛用锐利的角把斗牛士的肚皮挑开；在茫茫的大海中，不是勇敢的渔夫用鱼叉把鲨鱼刺死，就是一群凶恶的鲨鱼掀起巨浪狂涛把渔船掀翻，使渔夫葬身海底；在肯尼亚和刚果的热带大草原，猎人和狮子、犀牛搏斗，双方的矛盾也必须以一方的死亡来解决。斗牛士、渔人、猎手这种职业的特点，培养了他们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精神。海明威把这种精神扩展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优秀品质。但实际上这是被美化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奋斗和孤高自傲。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都是相信自己、依靠自己进行孤军奋战的个人主义英雄。他们始终伴随着孤独绝望之感，最终摆脱不开悲剧的结局。
三十年代前半期，海明威在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产生了更加严重的悲观主义。他对人类的前途感到绝望，因此在斗牛和渔猎中看到的是人类垂死的挣扎和死亡的痛苦。《下午之死》赞美的是斗牛场上血淋淋的搏斗、受伤的痛苦、死亡的挣扎。描写狩猎的《非洲青山》也情调低沉，色彩阴暗。
“一个人不行”
三十年代中期，美国社会阶级关系激化，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左翼进步文学有了很大发展。海明威受到一定的影响，他的创作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始直接接触社会矛盾。一九三六年写的《法兰西斯·玛康贝暂短的幸福》和《乞力马扎罗的雪》，是海明威短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两篇，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势力的罪恶影响。《乞力马扎罗的雪》的主人公--作家哈利，在金钱的腐蚀下，意志消沉，无所作为，只能为虚度年华而悔恨，最后孤独、绝望而死。
《法兰西斯·玛康贝暂短的幸福》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金钱关系的暴露，同歌颂“硬汉子”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小说的主人公玛康贝是个很有钱的运动员，但为人软弱无能。他的妻子玛果阴险毒辣，本来不爱玛康贝，但贪恋他的财产，同他貌合神离，用种种诡计把他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夫妇在向导--英国人威尔逊的陪同下去非洲狩猎。玛果和威尔逊私通，不仅不回避丈夫，而且欺他软弱，有意在他面前卖弄自己的无耻。
玛康贝发现妻子不贞，但却无力制服她，心中痛苦万分。有一次打猎，射中一头狮子。玛康贝在受伤的狮子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狼狈而逃。第二天，他跟威尔逊一起追赶一头野牛。被射中的野牛突然向玛康贝扑来。玛康贝面对死亡，反倒变得无所畏惧，继续射击，终于在距他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把野牛击毙。于是他发现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强者，因此感到幸福。可是他的幸福是暂短的。玛果发现丈夫坚强勇敢起来，为此而嫉恨，担心她的权势将受到威胁，失去对丈夫的控制，于是开枪把他打死。
三十年代中期海明威所写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前半期佛罗里达半岛南端、古巴的哈瓦那和墨西哥湾的海面上。主人公哈利·摩尔根是个渔夫，他有一条摩托艇专门租给有钱的旅游者到海上钓鱼。但是由于经济萧条，到这里来的旅游者越来越少。
摩尔根找不到雇主，而且没有渔具，不能靠捕鱼为生。他有一家子人，自己要吃饭，还要养活妻子儿女，因此不得不另寻营生之道，铤而走险，去进行走私活动。他在一次私运烧酒的过程中同海岸警备队遭遇，被打断一只胳膊，而且失掉了摩托艇。摩托艇是他求生的工具，失去了它，等于绝了生路。饥饿的威胁使摩尔根进一步堕落。他私运中国苦力，杀死人贩子赛德先生，最后驾船运送古巴“革命者”时，企图占有他们从银行抢来的巨额钱款，同他们相互开枪射击，中弹而死。
摩尔根是个“没有者”，本想靠诚实的劳动来生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做不到这一点，他问自己：“为什么人们不能体面和诚实地生活，不能靠体面和诚实的劳动赚钱糊口？”他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但却知道，他和他的家庭需要吃饭。“我不能让我的孩子饿断肚肠？我不知道谁制订法律，不过我知道没有叫人挨饿的法律”。迫使摩尔根走上犯罪道路并且使他毁灭的是剥夺了他的劳动权和生存权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产阶级。随着主人公生活道路的进展，小说把“有者”和“没有者”之间的对立揭示得越加广泛而深刻。小说中对“有者”世界的描写表明：资产阶级是真正的罪犯，他们对劳动者进行疯狂的掠夺，使他们处于极端贫困的状况。
当然，海明威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有者”和“没有者”之间的矛盾。摩尔根对一个古巴人说他曾经数次参加罢工，但他并没有显示出现代产业工人的品质。他听到古巴人谈论革命，心中暗想：“革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向他的革命吐唾沫。”摩尔根仅仅停留在对富人的憎恨和孤军奋战上，没有走上社会反抗的道路。他没有能力对抗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法则，相反，却屈从于这条法则，也企图靠牺牲别人使自己富裕起来。他只相信自己，依靠自己。为了取得生存权，他不怜惜自己，同样也不怜惜别人。他跟海明威笔下历来的人物一样，是个个人主义英雄。
《有的和没有的》的重要意义在于海明威表现了个人主义反抗的破产。
摩尔根在临死前的昏迷状态中说：“一个人不行，现在一个人不行了。”这是他对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是作者对个人主义人生哲学的批判。作家接着指出：摩尔根“费了很长的时间说出这句话，懂得这个道理花费了他整整一生。”这部小说的结尾是海明威于一九三七年在西班牙内战前线写成的。作家对个人主义这种新的认识，标志着他思想发展的一大进步，是他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收获之一。
西班牙大地
一九三六年七月，以佛朗哥为头子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发动了反对共和国的武装叛乱。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派遣军队，出动飞机和舰艇，支持叛乱分子，企图推翻共和国政府，使西班牙实现法西斯化。西班牙人民在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阵线的领导下，拿起武器，为保卫共和国同法西斯叛乱分子以及德、意武装干涉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组成国际纵队，为反对法西斯势力同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
参加国际纵队的还有不同民族的革命作家，其中有一些人为西班牙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海明威熟悉西班牙，热爱西班牙。当西班牙的自由和独立受到威胁，人民开始为保卫共和国而战的时候，他便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去。一九三六年秋冬，他为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展开广泛的募捐活动。一九三七年一月，他亲自担任西班牙共和国美国友人组织医疗部救护车队委员会主席，并且个人捐献四万美元，购买了救护汽车支援西班牙人民。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海明威前后四次来到西班牙。先是以战地记者身份进行采访，报道西班牙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后来参加国际纵队，直接拿起武器，一直战斗到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失败。
在这场反法西斯斗争中，海明威进一步了解了西班牙人民，接触了国际纵队的战士和共产党人。这场伟大的斗争极大地丰富了作家的精神世界，改变了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西班牙战火中获得了新的创作源泉，写出剧本《第五纵队》（1938年）、电影解说词《西班牙大地》（1938年）以及一些特写和短篇小说。西班牙内战失败以后，作家又创作了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旧译《战地钟声》，1940年）。
海明威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士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人生理想。他不仅在《有的和没有的》中批判了个人主义人生哲学，而且试图着把自己的主人公引上新的人生道路。他在不断遭受敌人空袭的马德里，写出了他一生创作中惟一的剧本《第五纵队》。这个三幕话剧所表现的基本思想是：放弃个人幸福，献身于伟大的正义事业，这是人生的崇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