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循着森林间踏出来的荒僻小径，来到苏昌游击区，在游击队里当普通战士。入伍不久，法捷耶夫就面临考验。他参加了游击队清算任尼亚父亲的庄园的斗争。这个庄园的仓库里有许多粮食、马厩里和畜栏里有许多马、牛、猪。游击队司令部下令要征用这些东西。法捷耶夫几个月前在这个庄园里受到了任尼亚的款待，并且是任尼亚把他带出海参崴的，而现在却要没收他家的财产，这事有点棘手。可是法捷耶夫一点也没感到良心上受到责备。主人已经不在庄园，但是任尼亚家的女佣人和长工都认出了他，向他求情，想通过他来保全他们主人的财产。法捷耶夫不但没答应，反而对他们长篇大论地进行了一番革命法制的教育。
一九一九年秋，他和二表兄被编入共产主义特别支队。这支主要是活动在敌后的游击队，在国内战争时期，在远东起过巨大的作用。支队的战士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它的指挥员是政治上成熟的，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彼伏兹涅尔。法捷耶夫后来说过：《毁灭》中游击队长莱奋生的形象在许多方面就是根据这个人物塑造出来的。
在游击队里法捷耶夫是个文武双全的战士。他总是挺身而出去执行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作战勇敢，侦察机智。此外，在战斗间隙，他还积极地写传单，起草各种文件，经常在《游击队通讯》上发表文章和向居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如解释十月革命、共产党口号和苏维埃政府法令的意义等等。
一九二○年四月四日夜间，日本干涉军狡猾地撕毁了刚签订不久的停火协议，向游击队发动了突然袭击。游击队司令部命令共产生义特别支队掩护大部队撤退。在这场血战中法捷耶夫（这时已是支队政委之一）的大腿负了重伤。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把他从前沿阵地抬下来。法捷耶夫在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的时候，就和二表兄一起领导了用《无产者》号轮船在乌苏里江上运输军用物资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因为它要在离日本武装干涉军占领的伯力很近的地方执行，还因为船上常有掉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很严重的战士，他们随时想夺取轮船逃跑。
后来，法捷耶夫又在人民革命军的队伍里作战，担任过团政委、旅政委。
一九二一年二月被赤塔布尔什维克军人代表会议选为出席全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于三月到达莫斯科。
第十次党代会于三月八日在克里姆林宫开幕。这一天，法捷耶夫看见了列宁，谛听了他的演说。几乎是和代表大会举行的同时，白匪军在喀琅斯塔得要塞发动了叛乱，妄图获得外援，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反扑。三月十八日，法捷耶夫和其他代表一起参加了伏罗希洛夫指挥的镇压反革命叛乱的战斗；在攻到敌人堡垒附近的壕沟旁边时，法捷耶夫腿部受伤，倒在芬兰湾的坚冰上，几个小时之后才被发现。因为流血过多，伤势很重，他住进了彼得格勒医院，疗养了整整一个春天和半个夏天，九月才回到莫斯科。伤愈之后，他复员了。一九二二年法捷耶夫进了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同时兼作学院的党委书记和莫斯科路德维奇·斯密斯工厂的党委书记。
在革命熔炉的熊熊烈火中，法捷耶夫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者，形成了他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斗争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和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作用。
创作道路上的头两步
在沸腾的革命斗争岁月里，通过血与火的斗争实践，法捷耶夫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他熟悉党的地下工作的全部秘密情况，熟悉游击队的全部活动情况。他始终跟白匪军和外国武装干涉军战斗；他住过泥房和帐篷，也在野外露宿过；他侦察过敌情，经常出没于城镇和山林之间；他挨过饿，受过冻，负过伤，体验过胜利和失败的感情；他熟悉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一切都构成了他的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的题材，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说过：“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诞生应当归功于那个时代”，“我先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是作家，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了。毫无疑问，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的创作会成为革命的创作。”
根据法捷耶夫自己说，他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一九二一年。他在列宁格勒住院养伤的时候，就构思过关于内战题材的大作品。他后来写的《毁灭》和《最后一个乌兑格人》的主题同他关于内战题材的构思有关。如果考虑到法捷耶夫在远东时发表在《游击队通讯》上的文章和特写，我们还可以把作家开始文学活动的时期提早两年。不过，法捷耶夫作为作家出现却是在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三年五月，法捷耶夫把他第一篇小说《泛滥》的手稿寄到了《青年近卫军》杂志社。同年夏季的一天，他来到了杂志编辑部。据当时接待他的编辑、作家李别进斯基回忆说：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走进屋内，头戴一顶便帽，身穿一件硬邦邦的长大衣，蓝莹莹的眼睛里闪耀着坚毅的目光。他自我介绍说，姓法捷耶夫，是矿业学院购学生，到这里来是想了解一下编辑部对《泛滥》的处理意见。李别进斯基说，小说准备发表，对小说还附带称赞了几句。法捷耶夫听了后，非常自持，对李别进斯基的夸奖很有分寸地表示了谢意。李别进斯基同法捷耶夫第一次见面就很喜欢他，并邀请他参加以《青年近卫军》杂志为中心的文学青年组织。法捷耶夫同意了。
中篇小说《泛滥》的故事发生在远东苏维埃政权创建的时期，主人公是布尔什维克聂烈京。他把农村的贫农组织起来同富农、大商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最后他在贫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大会上宣布了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作者极力把他写成一个无私的、勇敢的、高尚的具有新道德的、有理想的人。他完全献身于改造现实生活的伟大事业中，他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
这篇小说中自然风光、个别人物与情节写得很成功，但整个说来艺术上是不成熟的。法捷耶夫后来自己说：“这部作品的结构是松弛的，意思是模糊的，语言是恶劣的”，是一篇“不严肃的和粗糙的”作品。
半年以后，法捷耶夫发表了另一个中篇小说《逆流》。后来，作者将这篇作品加以改写，更名为《阿姆贡团的诞生》。小说描写的是内战时期远东地区一个团队改编的故事。
这个中篇较之《泛滥》无论是主题思想、情节结构或人物描写等方面都向前跨了一大步。团政委契尔诺科夫、战线政委索布尔、护航队长薛烈兹涅夫--这些布尔仆维克的形象比聂烈京的形象生动得多，而且更富于艺术性和说服力。这些人都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勇往直前的逆资产阶级思想潮流而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法捷耶夫这两篇早期作品虽然还很不完善，但是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却是个起点，特别是其中显露出了法捷耶夫创作上的最重要的特点--竭力要阐明共产党在组织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中的重要历史作用，并尝试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这同当时那些对游击队的自发景象作绘声绘色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或用革命的最终目标来为无政府状态辩护的作品是大相径庭的。
“纪念碑的小说”
一九二四年，法捷耶夫还没结束学业，就被调离矿业学院，去作党的工作。先在克拉斯诺达尔任地区党委书记，后到罗斯托夫任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会出版部主任，同时编辑边疆区机关报《苏维埃南方报》，直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这段期间，他一方面领导边疆区工农通讯员的活动，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哥萨克村镇居民、顿巴斯矿工以及迈科普采油工人，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思想、生活、劳动和风俗习惯，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另一方面他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作演讲，阐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积极宣传、贯彻和执行布尔什维克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锻炼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了综合材料、使用材料和提炼主题的本领。这期间，他也积极地探索了苏维埃文学如何反映新时代、塑造新人形象的途径，努力学习古典文学大师的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
这些都促使他在创作上迅速地成熟起来，写出了举世闻名的小说《毁灭》。
《毁灭》这部书是法捷耶夫在一九二五年开始写作的。当时的苏联正在进行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一九二五年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工业化的纲领。然而工业化计划的实施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苏联文学的发展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私人出版社重新活跃起来。出版了很多黄色的翻译小说和一些模仿它们的国产品，出版了诸如《狗胡同》（作者是古米列夫斯基，内容是描述青年男女之间非常庸俗的爱情关系）之类的一些书籍。在不少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作家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如形式主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特别重视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的问题。在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决议中就指出要为工农兵创作出思想性强的文学艺术作品，为了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要尽一切努力发展讽刺文艺。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俄共（布）中央在《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指出：“必须把主要力量用于创作新的艺术珍品，新的苏维埃的作品。苏联文学的任务在于表现新人、苏维埃时代的人物、正面人物。”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根据共产党的要求，根据时代的需要写出来的。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它只描写了一九一九年夏天和秋天活动在远东的一支以矿工为核心的小小游击队，在队长莱奋生的领导下同追击他们的白匪军和日本干涉军周旋。他们虽然忍受着种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克服了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战斗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最后只有十九个人突破了包围，但他们仍满怀必胜的信心去迎接新的战斗。
小说的情节虽然很简单，只写了一支游击队的命运，并且是只从与游击队人员有关的不广阔的角度来描写的，但是作者却以高度的艺术才能表现了整个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赋予了小说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真实的现实生活图景，刻画了像莱奇生、莫罗兹卡、巴克拉诺夫、麦杰里察像这样一些永不磨灭的新人的光辉形象，从而使《毁灭》成了苏联文学中能代表一个历史阶段的作品之一，是“纪念碑的小说”（鲁迅语）。
长篇小说《毁灭》也有缺点，这就是作者虽然正确地反映了党的领导，但没有谈到党组织本身的活动情况，再一点是对历史环境的描写不够，游击队员们没有谈到政治，甚至没有提到过列宁。这与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
但是，这并没有减低这部小说的意义。它表明了苏联文学是在矛盾中发展起来的，并非一帆风顺；它也说明苏联文学并不是一下子就写出了生活的全貌，解决了全部问题的。法捷耶夫通过他的作品《毁灭》，在揭示新一代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方面取得了胜利，单只这一点，对于苏联文学的发展和塑造苏维埃现实生活中新人物的形象方面，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毁灭》在苏联早已成为众所推崇、声誉卓著的一部文学作品了。苏联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文学课程一直在讲授着这部小说。《毁灭》的全书或片断被翻译成五十四种苏联少数民族的文字和二十多种外国文字。《毁灭》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在国外也颇有影响，例如，荷兰作家托依恩·特弗立兹说，《毁灭》和其他苏联文学作品“唤醒了西欧整个年轻的一代诗人和小说家，其中也有我”。
毛泽东同志对《毁灭》有过很高的评价。他在一九四二年说过。
“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苏维埃史诗的诞生
法捷耶夫在北高加索工作期间，常到莫斯科来。他有一些远东的和北高加索的老朋友、老同志在莫斯科的高等学校学习。他一来就去看望他们，特别是赶上他们中的某一个结婚、生日或生小孩时，必去祝贺一番，参加喜宴，愉快异常。他喜欢充当临时歌唱队的指挥，用他的一双长手臂指挥别人，以他嘹亮的歌声领唱。他的脸朝着歌唱队，带有一种诚恳的、亲切的表情，显示出他急切地想使每一个人都唱得合拍。如果有人突然发出了尖厉的声音或唱走了调，他便挥挥手，笑起来。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写完《毁灭》后，被调到莫斯科专门从事文学工作。一到莫斯科，法捷耶夫便埋头创作。他先是想写反映北高加索生活变化的长篇《省城》，但是青年时代在远东生活的印象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
于是他放弃原来的打算，开始写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他的工作特别紧张，往往一连几天通宵达旦地伏案书写。他住在郊区苏科尔尼基。这里有一片森林，在一些上百年的松林中间，会突然遇到一块长着雏菊或铃兰的美丽的草地，夜幕降临时，花草上常沾满晶莹的露珠。法捷耶夫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来观赏这美丽的自然风光，感到心旷神怡，赏心悦目，把疲劳、甚至把烟雾沉沉、喧嚣熙攘的莫斯科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最后一个乌兑格人》这部长篇，法捷耶夫从来到莫斯科就写，一直写到逝世，也没有写完。作者原计划写六部和一个尾声，但只写成了四部。由于这几部书发表的时间（从1929年起）断断续续，而且最终未能完成，所以给评价这部作品带来一定的困难。从已发表的几部来看，故事发生在苏联远东的滨海地区。时间是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和夏天，大约比《毁灭》里面发生的事件早两个月。书中主要描写南乌苏里边区人民群众的游击战争。这场战争的打击对象是白匪军、外国干涉军，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军队。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
一九一九年春天，在远东的游击运动蓬勃展开的时候，滨海州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马尔杰米扬诺夫和谢辽沙到各村于和游牧民族居留地去进行全州起义者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在路上，他们遇见了乌兑格人沙尔。沙尔和马尔杰米扬诺夫早就认识，因为后者从前逃难时曾在乌兑格人的部落里生活了许多年。这次他们分手时，约定在乌兑格人的村庄银子崖谷见面。马尔杰米扬诺夫和谢辽沙来到了驻在奥尔加的格拉德基赫游击队司令部。队长格拉德基赫和政委谢尼亚·库德洛维奇不在。参谋长克林金看了马尔杰米扬诺夫的委任书后，面带笑容作了自我介绍，接着给他看了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尔科夫拍来的六封电报，内容是催这个游击队赶紧去苏昌。走出司令部，马尔杰米扬诺夫在奥尔加电报局同苏尔科夫互通了电报。从苏尔科夫那里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