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该被屠宰，或者被剪毛。
一代又一代，他们承继的遗产
是带响铃的重轭和皮鞭。
这首诗是由于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而写的，但它却暴露了这位贵族革命诗人轻视人民群众、缺乏胜利信心的严重弱点。同时，也可以看出，革命力量的消长，对一个诗人思想和艺术的巨大影响。
普希金无法忍受被镇压后的基希涅夫的阴冷政治气氛，他写信给在彼得堡的朋友，请求他们帮助他调往别的城市去。一八二三年六月，普希金获准调往敖德萨，到诺伏罗西亚边区总督沃隆佐夫伯爵办公厅服务。
更残酷的命运正等待着这个叛逆者；同时也终于促使他更果决地走上叛逆之路。
一八二三年七月，普希金来到了敖德萨。新长官沃隆佐夫伯爵是个心胸狭窄、态度傲慢、盲目崇拜英国的官僚。诗人初到敖德萨时，他表示愿作普希金的保护人，许诺为诗人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和创作条件。他妄想让普希金为他歌功颂德，并且用对待一般下级职员的态度对待诗人，所以双方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普希金无法忍受沃隆佐夫的官僚主义态度，他在给沃隆佐夫办公厅主任的一封信中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七年来我没有办过公事，我没有写过一封公文，我同任何长官都无信件来往。我自己断绝了自己的前程，可是我选择了另一个目标。请不要以为我是怀了一个末流诗人的幼稚的虚荣心来看待诗歌创作，也不要以为我把它看成了一个多情善感的人的消遣：这就是我的职业，这就是我个人的实业，它能维持我的生活并给我的家庭带来独立的地位。”诗人还说，他把政府每月支给他的五十八卢布薪俸“不是看作一个官吏的俸禄，而是看作一个流刑囚人的口粮。”沃隆佐夫原想把自己打扮成诗人的保护神，以为普希金必然会感激涕零，并为他唱颂歌。
他低估了诗人的才能、时代意义及其应有的尊严。所以，当他发现诗人不但不俯首听命，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叛逆思想时，他当然要以势相压。于是在这个愚蠢的官僚和民族诗人之间，便爆发了互不容忍的斗争。当沃隆佐夫得知普希金用讽刺诗讥笑他时，他对待人更加打击迫害。一八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沃隆佐夫签署了一份公文，要普希金到县城去调查蝗灾。普希金的推辞不被接受，于是普希金用四五天时间绕了一圈，并写了《蝗虫飞呀飞》一诗。
蝗虫飞呀飞，
飞来就落定；
落定一切都吃光，
从此飞走无音信。
这首小诗当时虽未呈送沃隆佐夫伯爵，却暗地里为人所传。同时，诗人还向办公厅送上了一份辞呈。
普希金在南方时期，曾一度倾慕拜伦的文采及其反叛性格。他在南方写的诗受拜伦东方诗篇影响颇大。沃隆佐夫不但在公事上刁难普希金，还进而攻击诗人的创作。说什么普希金是个“不值得尊敬的典范--拜伦的卑微的仿效者”。普希金则以讽刺诗《讥沃隆佐夫》回敬，嘲笑沃隆佐夫“半似英国贵族，半似商贾，半似哲人，半似无知之徒，半似无赖，但是很有希望使他的卑鄙变为十足。”沃隆佐夫的妻子沃隆佐娃与普希金的相互倾慕，更加重了这种政治上的仇视。沃隆佐娃年轻貌美、喜爱艺术和文学，她倾慕普希金，不赞成丈夫对待诗人的轻蔑与压制态度。普希金也一度迷恋这位贵夫人，并以此作为对他的上司的报复。普希金先后为她写了《一切都完了》、《焚毁的信》、《声誉与想望》、《保护我吧》和《护身符》（均作于1824-1827年间）等诗。公仇私怨使沃隆佐夫对这个叛逆诗人恨之入骨。他决意运用他的全部权势陷害诗人。他在给彼得堡某要人的信中甚至呼吁：“把我从普希金手下解救出来吧”。这场较量的双方，力量过于悬殊。一方是个变相的流放囚徒；另一方却是有整个专制政权支持的沙皇的边陲大臣。沃隆佐夫频频向沙皇告密，恰好这时警察局又截获了一封普希金赞同无神论观点的私人信件。信中说无神论“虽不如平常所想象的那样令人快慰，但是，不幸它却最接近真理。”在政教合一的俄国，赞同无神论就意味着赞同异教邪说，就意味着对专制政权的反叛，所以罪在不赦。于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普希金行为不端，立即撤职，押送回普斯科夫省父母的领地，交当地长官监视。
面对着新的迫害、强权与更加险恶的未来，普希金仍然不肯屈服。在离开敖德萨前夕，他写下了著名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致大海》。
再见吧，大海！你壮观的美色
将永远不会被我遗忘；
我将久久地，久久地听着
你在黄昏时分的轰响。
心里充满了你，我将要把
你的山岩，你的海湾，
你的光和影，你的浪花的喋喋
带到森林，带到寂静的荒原。
这是该诗的最后两节。普希金把大海视为“自由的原素”，他咏叹浩瀚的大海，就是在倾诉自己内心汹涌的波涛；他礼赞海的轰鸣，讴歌海的光和影，借以表明自己将永远憧憬自由。南方所给予他的悲痛、慰藉、欢乐、爱情和失望，都融合在这大海之歌中。
沃隆佐夫伯爵的卑鄙目的终于实现了。一八二四年七月三十日敖德萨卫戍司令部执行了沙皇的旨意--解送普希金去普斯科夫省。四年前，他被迫离开了心爱的彼得堡，如今他又被迫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南方。四年前，当权者企图用流放的手段制伏这个阶级逆子，窒息或压抑他那带有反叛精神的诗才。尽管他们很严重地伤害了他，但他们却未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四年来这个流放诗人，就像一株牛蒡草一样，韧性地生活着，吸取着大地的力量。他从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中、从南欧诸国的革命运动，以及从南方秀丽的山水中汲取了灵感和题材，勤奋地坚持写作。在一封从基希涅夫寄给恰达耶夫的信中他写道：“在孤寂中，我那任性的天才体验到了平静的劳作和思考的饥渴。我掌握着白天，心智和秩序和平相处。我学习着保持长时间的思维，在自由的怀抱中，我要用激动的青春来补偿那些虚度的岁月，同时，在启蒙方面我要和时代并驾齐驱。”诗人的弟弟列夫·普希金回忆道：“普希金在敖德萨写了很多作品，读了更多的书。在那里他写了《奥涅金》的头三章。
他热情地开始写作，每天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普希金很早就醒来，一般都要写好几个小时，然后再起床。朋友们常常见他要么沉思默想，要么对自己小说里的诗行大笑不止。”普希金把他对农奴制的满腔愤怒，对自由和革命的渴望，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向往，都融合在他在南方时期的创作之中。四年前离开彼得堡时，除那些脍炙人口的政治抒情诗、政治讽刺诗外，他只有一部刚刚问世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四年后当他又从南方被驱赶--被押解回北国时，他已是写过浪漫主义长篇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赫切萨拉依的泪泉》和另一部现实主义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前两章的誉满全俄的大诗人了。南方四年的流放生涯，使普希金广游了祖国的大地，更真切地谛听了人民的心音，更清楚地认识了统治者们的卑鄙，尤其是与十二月党人的接触，更使他成了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革命诗人。
十二月党人的回声
敖德萨卫戍司令部的命令，明确规定普希金不得路经莫斯科，不得中途停留，所以八月九日普希金便到达了父母领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警察当局要求诗人的父亲谢尔盖·里沃维奇“警觉而关切地监督儿子”，还要求圣山修道院院长执行同样任务。儿子被送回幽禁，父亲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于是父子间发生了一场相当严重的冲突。过后，父亲便携眷他往，只留下老奶娘阿林娜·罗吉翁诺芙娜陪伴诗人。
幽禁的岁月是寂寞而又凄凉的。乡村地主们畏惧这反叛的诗人，只有三山村的女地主奥西波娃颇有教养与慧眼，她和她的女儿们都敬重与爱戴诗人。“我周围的邻居很少”，诗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只认识一户人家，而且很难得见到他们--我整天骑马，晚上听我奶娘讲故事，她就是达吉雅娜奶妈的原型她是我惟一的朋友，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不感到寂寞”生活中他偶尔也有欢乐，譬如，在奥西波娃家普希金曾遇见了青年时代的女友凯恩。在她离去时他赠予她刚发表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其中还夹着那首著名的抒情诗《我记得那美妙的时刻》（1825）。
幽禁，使诗人与上流社会完全隔绝，但同时却使他更加接近人民。这又是愚蠢的统治者们未曾料及的。诗人不但与奶妈和农奴相伴，而且每逢节假日都到集市或教堂广场去，听民间艺人的吟唱，记录群众的俚语村言。他穿着红衬衫，不修边幅，“走到人群里去，那里大家都在玩儿，他往地上一坐，叫那些瞎眼的叫花子过来，他们给他唱歌，念诗。”人民的口头文学，犹如人民的乳汁，继续哺育着自己的民族诗人。
在所有的痛苦中，最折磨诗人心灵的是他对祖国命运的系念。一八二四--一八二五这两年正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朋友们的安危，祖国的未来国难和私愁常常使他寝食不安。他生就了叛逆者的性格，却被幽禁在穷乡僻壤，犹如一只猛兽被囚于笼中，犹如一匹烈马，空对着遥远的疆场嘶鸣。终于，在漫长而阴冷的日子中，他迎来了一个光辉的黎明--一八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诗人皇村学校的同学、好友普希钦绕道来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探望自己的至友。普希钦是清晨到达的，普希金披着睡衣跑来迎接友人。这是诗人幽禁中最幸福的一天。两位密友倾谈竟日，谈往日基希涅夫的所有的友人；谈被监禁在梯拉斯波尔狱中的彼·弗·拉耶夫斯基少校的坚强不屈；谈奥尔洛夫将军；谈秘密结社；谈祖国的现在和未来。普希钦暗示了秘密组织的存在，但他不肯说的更多。普希金激动地说：“亲爱的普希钦，我并不勉强你说出来。也许，你是对的，你不能信任我。的确，我有许多轻举妄动的地方，不值得你信任。”普希钦还特意为诗人带来了格利鲍耶陀夫的喜剧《聪明误》。当时这部喜剧因其对农奴制批判得辛辣尖刻，正被贵族青年们争相传诵。两人共同朗读着，不时拍案称快或者发出由衷的笑声。直到深夜，两位挚友才依依惜别。普希饮终于去了，他们哪里知道此一别竟成永诀。普希钦此行带来了战友的音讯，带来了关于祖国命运的重大信息，这使诗人获得了莫大的安慰。
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必然与祖国的脉搏息息相通。正是出于对祖国命运的关心，普希金才对俄国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间，普希金认真研读俄国历史，并创作了历史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
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普希金还完成了长诗《茨冈》。茨冈人，通常被称为吉普赛人，是一个失去自己国家、分散居住在欧洲各国的民族。他们那种自由奔放的习性和流浪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十九世纪欧洲一些作家。他们常常借助吉普赛人表现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愿望。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梅里美的中篇小说《高龙巴》、英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艰难时世》
等作品，都曾塑造过吉普赛人的鲜明形象。
普希金在南方时曾与吉普赛人接触，并写就了长诗的提纲。长诗从描绘吉普赛人自由而奔放的生活场景开始的：“一大群热闹的茨冈，沿着柏萨拉比游荡。他们今天过夜，就在那河上搭起破烂的篷帐，自由自在的，还有天做他们的篷，好快乐的过夜，他们的和平的梦。”他们的宿营地充满着生机：“他们的马在干净的田野上放着，旷场中间，一切都是活泼泼地：小孩子叫着，娘儿们唱着，还有车上的行军灶响着。”长诗的主人公阿乐哥是一个厌倦贵族上流社会并与之发生了严重冲突的人。在一个傍晚，他来到茨冈人中间。茨冈少女真妃儿把他带到父亲面前，说：“我的父亲哪，我得个客人：我在坟场荒地上找着他，我叫他来到我们的营帐，让他在这儿过夜吧，他说，他要做茨冈，跟我们一样。衙门里要捉他。
我可要保护他，他名字叫阿乐哥，愿意到处跟着我。”阿乐哥留在茨冈人中间，并成了真妃儿的丈夫。开始时他觉得茨冈人素朴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很新鲜；但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无力割断对城市文明和贵族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眷恋。虽然初来时自己曾声明厌倦城市文明：“那沉闷的城市，不自由有的是！，出卖着自己的自由，对着偶像叩头；讨那一点儿钱，还带一个锁链。”但实际上在这里他生活得却很烦闷。“尽望着那空旷的荒地，那年轻人是在烦闷，忧愁的原因好秘密，自己却不敢问一问。”这往日的贵公子终于未能成为茨冈人。过了两年，单纯、任性的真妃儿不再爱他了。
这，在吉普赛人本是极其平常的事，用老头儿的话说：“谁能指示天上一个地方，给月亮说：再动就不行！谁又能够对着年轻的姑娘，说：爱着一个不准变心！”但茨冈人认为习以为常的事，却是这位贵公子所难以接受的。当他发现真妃儿与情人幽会时，他竟持刀行凶--杀死了一双情侣。阿乐哥没有遵循茨冈人朴素的自由原则，而是用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私有观念衡量事物。茨冈人并未要阿乐哥以血还血，只是用驱逐来惩罚他。诗人通过老头儿--真妃儿父亲的一段话，表达对阿乐哥的谴责。“远远离开我们吧，骄横的男子！我们是野蛮的，我们中间没有法律，我们没有杀戮，也没有刑罚；我们既不要罪人的血，也不要罪人的眼泪。和杀人者一起过活，是可厌的！
你不是为这粗糙的命运而生，你只晓得一己的自由，”普希金即对阿乐哥的叛逆行为表示同情，又批判了这个自私的厌世主义者。对阿乐哥的批判，也表明诗人对拜伦的厌世主义的否定。
历史的车轮一刻不停地向前滚动，俄罗斯愈来愈临近了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一八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亚历山大一世在塔干罗格病逝。国家会有什么重大变革？革命团体会不会有所行动？个人的命运有无转机？这一切都使被幽禁在偏远乡村的诗人十分不安。普希金曾计划化装前往彼得堡，后因故未能成行。甚至就是在这举国惶惶不安、个人忧心如焚的日子里，诗人仍未停止创作。他用十二月十三、十四两个早晨，完成了诙谐长诗《努林伯爵》。
十二月十五日普希金照常去三山村奥西波娃家。她们家派往彼得堡采购的厨子阿尔谢尼突然赶了回来，并报告说：“彼得堡发生了暴动，”普希金回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立刻收拾行装，再次准备去彼得堡。但他只走了很短一段路程就转了回来，他决定等待更准确的消息。十六日报上刊登了尼古拉一世继位的诏书。又过三天，公布了十二月十四日叛乱的消息。十二月末，诗人在政府公布的“国家要犯”名单中读到了康德拉季·雷列耶夫、别斯图热夫、普希钦、威廉·久赫里别克尔等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