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百三十三天里，莫里兹大力支持革命，政治立场鲜明。这期间他写了题为《匈牙利走在和平的道路上》、《鲜花盛开》、《在匈牙利没有饿殍》等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革命的赞扬，痛斥国内外资产阶级敌对分子对革命的攻击和诽谤。他特别赞成和支持苏维埃政府关于没收大贵族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策。莫里兹作为革命作家指导委员会委员，随同各州人民委员到各地作巡回讲演，宣传土改政策，参观农民分到土地后自愿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社，为他多年的梦想得以实现感到欣慰。在文化领域，莫里兹同《西方》杂志的伙伴们发起组织魏勒斯马尔蒂科学协会，以便通过这一进步作家组织来代替被思想保守的顽固分子所把持的科学院、奇斯法鲁迪文学协会和裴多菲协会等组织，更好地完成革命所赋予作家的任务。在成立大会上，莫里兹代替重病卧榻不能前来参加的革命诗人奥第，宣读大会主席的开幕词，提出反对战争，反对沙文主义思想，主张民主政治，进行土改，建立进步的文化等等正确主张。
一九一九年二月间，莫里兹同克鲁迪·久拉、格尔杜尼·格若和沙布·安德烈一起接过《人民报》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农业部用五种文字为全国农民出版的每周一期的刊物，拥有广大读者。过去它主要着重向农民介绍经营管理经验，提出建议，宣讲政府法令等。他们接过出版大权后，改变编辑方针，充分利用它来宣传革命主张，介绍各地土改情况，支持农民的正义要求。莫里兹在改组后的头一篇社论里提出：我们要创建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消灭了压迫和贫困。土地属于耕种土地的人们。
在这些令人兴奋、充满希望的日子里，对莫里兹个人来说，却遭到两个沉重的打击，一是他的战友奥第的逝世（一九一九年六月），二是他父亲于三月间干活时不幸被一根柱子压伤，死在往家走的道上。当然，这接踵而来的打击，并没有使莫里兹长久地沉沦在悲哀中，他尽量克服个人的巨大悲痛，继续跟随着革命洪流迅跑。在民族博物馆广场为奥第举行葬仪的万人集会上，莫里兹发表讲话指出：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最好的方法是用实际行动去实现诗人生前的要求和愿望，继承诗人的未竟事业，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苏维埃共和国活动的短暂时间里，由于战争动员和敌人的破坏、封锁，革命政府的财政极端困难，但仍然非常关怀莫里兹等革命作家的物质生活，尽一切可能给他们提供比较优厚的待遇。莫里兹曾多次向亲友们谈到他打算创作两部大型小说，一部是以传说中的农民英雄多若为题材，描写匈牙利农民苦难的过去和光明的未来的多卷集小说，另一部是关于当时匈牙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说；可惜，由于客观的原因，他的这一美好计划也随着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失败而没能实现。
六、苦恼
由于国际反动势力的嚣张和进攻，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主观上又犯了某些错误，苏维埃共和国没能坚持下来。无产阶级专政暂时失败了，革命被反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整个一九一九年夏天，莫里兹都住在姑娘村的住宅里，陷入深深失望之中，希望事情会悄然过去；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不切实际的幻想。尽管在革命后期，他并没有参与实际的革命活动，但反动军警并不放过他。这年八月间，他们荷枪实弹，闯进莫里兹在姑娘村的住宅，当着他的被吓呆了的妻子和三个女儿的面，给作家戴上手铐押走，投进监狱。他关押了一个星期后，不经任何审讯，便又把他释放了。与此同时，又发生一桩令人不愉快的事，上一年春天他刚被选为正式会员的奇斯法鲁迪文学协会于八月间决定在十月召开大会，审议莫里兹和其他几位会员在革命期间的言行，由反动分子把持的大会以“站在共产党人一边”的罪名，将莫里兹和另一位作家开除出协会。
莫里兹回到姑娘村的家里后，用沉默来表示对反动当局的抗议。报社工作自然是不能再做了，他也暂时不再给报纸写文章，表示对政治保持远一点的距离。但作为作家，他从未停止过思考和构思，更没有放下过笔。不过，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的写作活动是受到限制的，写革命题材犯禁，写现实生活题材也得小心翼翼，绝不能触犯当局。由于莫里兹已经沾上了红色的边儿，许多杂志、出版社都不敢或不愿意采用他的稿子。因此，他只好转向儿童和历史题材。
首先，莫里兹把创作的注意力转到战前时期。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永远做一个好人》（1920年出版）。这部后来被作者称之为他最喜爱的作品，以他自己一八九二年在德布雷森上学的年代为背景，描写一个刚从农村出来上学的中学一年级学生尼罗什·米西的遭遇。这部小说显然带有自传性质，作者的许多感受都通过米西的嘴说出来。
米西是一个腼腆、纯洁的孩子，离开父母来到德布雷森中学求学，他一方面对于这个管教甚严的陌生环境不习惯，甚至困惑和害怕，另一方面，对那些高年级学生用“学仆制”来侮辱低年级学生非常气愤。他仿佛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里，发现自己势单力薄，感到恐惧和缺乏保护。人们欺侮他，反过来又诬告他“道德堕落”“灵魂肮脏”。面对这个凶恶冷酷的世界，这个弱小的学生不免悲观失望，产生这样的疑问：“在这种恶毒的蠢人中间，真正的人还能够生活下去吗？”当然，莫里兹并没有让米西沉寂下去，米西身上具有的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给他以抵抗和鄙视恶势力的强大力量。每当他因受折磨而悲观失望时，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美好信念又使他振作起来。他热爱他那终日劳动的双亲，尤其念念不忘的是母亲在他离家时的谆谆教导：“孩子，你一定要做一个好人，要永远做一个好人！”这使得米西在受打击和迫害面前从不灰心，并下定决心将来当“一名作家”，去教导人们热爱真理。后来，莫里兹在谈到他写这部作品的动机时说：“在米西的悲剧里，我写的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公社（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后的遭遇。”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他是通过在米西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善良、正直的高尚品德，颂扬革命，批判残暴的反动恶势力。鉴于当时的恶劣环境，小说写得比较隐晦、曲折，却灌注了作者的心血和感情，使读者深为感动，同时又看出作者的坚强信念，不愧是匈牙利文学中一部最美好的儿童读物。
再者，莫里兹在这期间只能从历史方面去发掘写作题材。纵然如此，也还得避嫌，如不能写多若这样的农民英雄，他只好选择十六世纪埃勒德伊地区的历史题材。大型历史小说《埃勒德伊》三部曲（第一部《神仙乐园》 1922年出版、第二部《伟大的首领》 1927年出版、第三部《太阳的阴影 》1935年出版）他断断续续写了十几年。它以改革和反改革为中心，再现埃勒德伊公国的兴衰。这部历史小说的出现，说明莫里兹不得不放弃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以借古喻今的手法表明自己仍是站在社会进步立场上的。
二十年代初，莫里兹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写作的。这时，同莫里兹有过密切关系的《西方》杂志出版社濒临破产。而另一家出版他的作品的里格拉迪兄弟出版社自从革命以来，根本不愿意再考虑出版他的著作。那个一向把他视为值得尊敬的工作伙伴《佩斯新闻报》也不登载他的作品了。莫里兹只好另找出路，跟一家具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大资产阶级出版社“雅典”挂钩，《永远做一个好人》就是由雅典出版社出版的。从此以后，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由“雅典”及其控制的报纸《晚报》出版或连载。直到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法西斯分子接管这家出版社以后。作家同它的关系才告结束。自然，莫里兹在同这家当时惟一愿意出版他的作品的出版社打交道时，最初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即双方达成默契，作品的思想内容不能触犯现政权，出版社只能出版像《埃勒德伊》这类有一定限制范围的历史题材小说。形势所迫，莫里兹别无选择，只好接受这种条件，但心里一直很矛盾，大概这是这部小说拖了多年才告竣工的原因。
这期间，莫里兹应戏剧界和报社之约，为正在上演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写评论，这既非他所长，又不能畅所欲言，所以这些应景文章并没有什么出色之处。这时期值得一提的，倒是他喜欢经常在国内到处走动。一九二三年夏天，他在女儿们的陪伴下，在阿尔弗勒德大平原地区作了一次长距离的旅行，给一向生活在大都市的女儿们指点和介绍他儿时生活的世界、平原村庄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色。他自己身边也总是带着笔记本和铅笔，把沿途所得观感和同人们交谈的内容详详细细记录下来。这些记得密密麻麻的小本子，大大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成为他取之不尽的源泉。莫里兹写作速度之快，几乎达到惊人的程度，每当他酝酿成熟动笔时，故事、人物在他的笔下有如泉涌，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一气呵成，这当然同他平日不辞辛劳搜集大量材料，熟悉作品人物分不开的。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莫里兹从苦闷中慢慢恢复了元气，创作活动又逐渐活跃起来。他没有向反动当局屈服，也不为大贵族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暂时趋向稳定和巩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反而更认清了统治阶级中间的尔虞我诈，以及日益变得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他的创作题材更为广泛，思想倾向更为鲜明，形成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破晓》（1926年出版）、《老爷们的欢宴》（1927年出版）等作品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就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思想而言，《破晓》和《老爷们的欢宴》是有它的连续性的。《破晓》把戏剧性故事紧凑地压缩在一个晚上。人们在尼里伯爵的庄园里庆贺庄园管理人伊斯特万的生日。可是晚宴开始时的愉快、欢乐气氛很快被各种隐伏的纠纷和矛盾搅乱了，跟着传来伯爵已把庄园典押给一个维也纳商人的消息。这帮靠剥削农民过活的乡绅们的幻梦也随之破灭，然而出于一种走投无路的变态心理，他们反而更疯狂地寻欢作乐，直到“破晓”才停止。作者在这里透过对统治阶级人物在精神、道德上彻底堕落的揭露，向读者指出，这个阶级已经走向灭亡，即使出卖亲生女儿，也无法起死回生。
《老爷们的欢宴》把《破晓》的主题思想进一步发挥。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沙克马里·佐尔坦的贵族地主庄园里。面对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展，沙克马里意识到无法再按照旧的模式生活下去，便企图仿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改造他的庄园，因而同那些守旧人物发生冲突，又无法同金融资本抗争，加上个人在情场上的失意，既不能和妻子住在一起，又不能和她离异，而他的情妇也抛弃了他，到城市去找出路了。他无路可逃，在连着三天纵饮之后，在“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极其压抑的气氛里，点一把火烧毁了庄园，同喝得醉醺醺的高朋贵友围着熊熊燃烧的房子狂舞，最后在“我们已经被宣判死亡！”的绝望声中开枪结果了自己。从莫里兹的创作思想来看，这个时期他所写的作品的确表明他已认识到千百年来贵族地主阶级赖以生存的封建社会必将走向毁灭的铁的事实。但从他对作品里主人公的悲剧下场所流露出来的淡淡的哀愁和痛心，也说明作者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革命失败后心中留下的失望情绪。他个人思想发展和艺术创作上的现实主义还有待继续深化。
这期间，莫里兹个人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变化。一九二四年间，他的剧作《麦穗》在佩斯的民族剧院上演，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美貌的西莫尼·玛丽亚。她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演员，在他们相互通信过程中，渐渐超越友谊的界限，吐露了彼此爱慕之情。于是，同西莫尼·玛丽亚的关系在莫里兹的家庭里引起巨大的风波。莫里兹由于气质上的不同，原来就跟妻子存在一定矛盾，现在又出现了第三者，这就必然加剧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的破裂，促使他们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但是，严格的道德观念使莫里兹绝对不忍心马上抛弃“糟糠之妻”，另找新欢而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他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常常外出，希望变换一个环境，通过紧张的写作，暂时忘掉感情上的苦恼。他经常到他熟悉的德布雷森去，可是，在那里并没能使他摆脱旧的烦恼，反而陷入另一个女人的情网。这一年年底，莫里兹在德布雷森又结识了一位比他年纪小得多而又风流的寡妇，很快对她产生了爱情。
这时候，莫里兹的妻子“杨柯”在思想上也处于极其痛苦之中，她是一位道德观念比较保守，内涵较深而自尊心很强的女性。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她深知同丈夫不和谐的一面已经发展到不可能妥协的地步，可是，她又不愿意给丈夫带来更大的痛苦。出于一种自我牺牲的绝望感，“杨柯”先后两次轻生。不幸的是，她在一九二五年四月间第二次自杀时，因抢救无效而死去。妻子的死，使莫里兹感到愧疚和莫大的悲恸，为了摆脱内心的哀痛，他料理完后事，便携带女儿们先到意大利北部，后又到斯洛伐克地区作一次较长时间的旅行。
这次旅行回布达佩斯后不久，莫里兹终于下决心跟德布雷森那个年轻寡妇断绝了关系，而同西莫尼·玛丽亚的来往却越加频繁，第二年的夏天，他们便正式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