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莫里兹在创作活动方面的进展，他同文艺界进步作家的接触日渐增多。这时期《西方》杂志也逐渐摆脱了前一时期的困境，再度活跃起来。当然，团结在《西方》杂志周围的作家，既有思想进步、主张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如莫里兹等，也有代表资产阶级各种文学流派的，其中最突出的有主张艺术至上的一批文艺家，其代表是诗人、评论家波比茨·米哈依（1883—1941），他们在促进社会文化进步这一大前提下团结在一起，向保守、落后的封建文化开战。一九二九年，当时的《西方》杂志负责人奥什瓦特·艾勒纳自杀，编辑部的重担义不容辞地落在莫里兹和波比茨的肩上。他们商定共同负责编辑部的工作和物质管理方面的事务工作。但是，他们之间因创作道路和艺术观点不同，妥协是暂时的，其实，在他们合作的瞬间，已埋伏下破裂的危机。
参加《西方》杂志编辑部工作使莫里兹的社会活动更频繁，工作量更大。一九三○年间，除了写作，他还多次应邀到外地去作演说和访问。然而，他同波比茨的矛盾却常常使他苦恼，个人之间的友谊并不能掩盖思想上的分歧。随着波比茨的思想愈来愈右倾，莫里兹更加怀念同奥第建立在战斗目标一致基础上的真挚友情。一九三二年底，莫里兹终于决定离开《西方》杂志社，让波比茨一人独自负责编辑部工作，以便至少还能维持彼此间的私人友谊。
从小说《永远做一个好人》开始，到以优秀长篇小说《亲戚》（1930年）作为结束，莫里兹这一创作期约经历十年时间。
莫里兹这个时期的创作活动是在革命失败后 开始的，经历了革命低潮，反革命政权的加强，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法西斯势力的崛起。作为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的现实主义作家，莫里兹始终坚信人民的力量，站在劳动人民一边，逐渐克服革命失败后产生的某种悲观失望情绪。因此，他这一时期作品的题材更加广泛，对旧社会的揭露批判更加有力，作品的主题思想具有更深刻的思想意义。
七、孤独
莫里兹在三十年代的创作活动，继长篇小说《亲戚》之后，又出现一个新的创作期。一九三二年，他刚把在报纸上连载的《亲戚》加以修改，加强揭露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描写部分，着重叙述劳动人民的贫困，交付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动手编辑出版反映匈牙利广大农村面貌的《野蛮人》这部短篇小说集。
就创作的环境和物质条件而言，像莫里兹这样知名的多产作家，生活理应相当优越，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时期，他失去了勤俭持家的“杨柯”，娶了一位很会花钱的娇妻，加上莫里兹为人慷慨，对于亲友的求援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另一方面，他的收入又不如以前优厚，原因是一九三三年雅典出版社和《晚报》负责人米克洛什·安托尔逝世后，接手的是一位既无才学又嫉贤妒能的作家费勒迪·米哈依。他不仅限制莫里兹作品的重版，而且不履行原先同莫里兹签订的协议，单方面压低稿酬。收入日见减少，开销却不断增大，莫里兹不得不更多地关心家庭的物质利益，惟一的办法是增加工作量，拚命写作。正是在这种压力下，他又拿起放下多年的历史题材小说《埃勒德伊》第三部的写作，并于一九三五年出版。
除了以上这些外部原因外，这期间家庭生活里出现的紧张关系，也使他精神上愈来愈不愉快，备感孤独。莫里兹第二次结婚后不久就意识到，他得到的并不是一位像原配“杨柯”那样对他的生活和创作灌注全部感情的伴侣。玛丽亚是一位着意生活享受、爱打扮和出风头的女人。她像一个陌生人那样生活在莫里兹身边，不会照料莫里兹，也不关心家庭生活。剧院的生活琐事和喋喋不休的言谈并没有使莫里兹在创作上产生任何灵感。她很少，甚至从不过问莫里兹的工作。随着时光的流逝，彼此在感情上开始逐渐疏远。莫里兹这时才更加怀念“杨柯”，深深懂得“杨柯”在他创作活动中的重大价值，认识到惟有“杨柯”才是他终生不可缺少的伴侣，因而更感到羞愧和内疚。莫里兹同玛丽亚维持着表面上过得去的关系，但在思想感情上却同路人一般。玛丽亚忙于她的演出和应酬，而莫里兹愈来愈感到自己只能跟打字机结伴，只有在埋头写作时，思想上的苦闷才得以转移，感到暂时的轻松。在这期间，他的女儿们都相继长大成人，两个大的出嫁了；一个嫁给原先是诗人的书商，一个嫁给同行——男演员。晚年，莫里兹在缺乏家庭温暖的生活中感到难以忍受，几次想离开布达佩斯，住到姑娘村的住宅去，但考虑到必遭玛丽亚的反对而搁置不提。一九三六年底，莫里兹才最后下决心到姑娘村去长住，此去直到逝世没有离开过。
人到晚年，更想念自己的故乡和儿时的生活。莫里兹这期间的创作又回到他熟悉而又喜爱的农村广阔天地里去，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儿童题材短篇小说，如《两只小狗的争吵》、《邮递员》、《二月在庭院，夏日在何处？》等，同时也是他撰写童年时期自传体小说《我的生活小说》的前奏。
一九三五年，莫里兹除了出版大型历史小说《埃勒德伊》的第三部《太阳的阴影》外，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幸福的人》。这部小说一九三二年先在《佩斯日志》报上连载，后又修改成书出版。三十年代初，匈牙利农业危机达到顶点。他的一位名叫尤奥·久尔吉的远房亲戚从老家来到编辑部，要求“叔叔”听他叙说他一生的经历，并宣称那将是一部“美好的小说”。莫里兹说，《幸福的人》这部小说正是应尤奥的要求而写的。小说采用尤奥自述的方式，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淋漓尽致地叙述劳动农民受剥削、奴役和屈辱的痛苦生活。尤奥原先是一位心地善良、热爱劳动、机智聪明的农村青年。可是，由于一时的疏忽大意，在礼仪方面他得罪了村里的上层人物，为此招来一连串的刁难和报复，几乎使他和他的母亲陷入致命的贫穷。残酷的生活现实使他最后变成沉默寡言、谨小慎微、委靡不振的庸人。他从自己痛苦的经历中总结出一条教训：“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会给人招来横祸，穷人对连鸟儿都不在乎的事情也得小心应付。”尤奥把这当作生活的信条，心甘情愿过一辈子穷困潦倒的生活。然而作者却给小说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幸福的人》。这样，读者会从作者不加着色、娓娓动听的叙述和人物的结局中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这就是尤奥在霍尔蒂反动政权统治下的幸福，那么，他的不幸又是什么呢？
一九三六年，他的另一部著名长篇小说《强盗》脱稿（也译《山盗》），于第二年出版。
一九三八年，他经过多年酝酿才写成的《我的生活小说》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部小说写的是作者的童年生活。它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洋溢着作者真挚的思想感情，使读者从中了解到一个生长在农村、家庭屡遭变故的孩子对生活的感受。小说的文笔自然、流畅，不仅对了解莫里兹的家庭和童年，而且对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也很有价值，是一幅清晰的时代画卷。它是莫里兹成功之作，也是读者很感兴趣的一部富有生活气息和诗意的小说。
八、晚年
随着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同他们沆瀣一气的匈牙利反动政府把自己拴在法西斯德国的战车上。欧洲上空战云浓聚，在匈牙利，法西斯统治日愈严酷。一九三九年末，法西斯政府强行接收《晚报》，撤销了同莫里兹签订的合同，而莫里兹在其他报纸上发表作品也愈来愈困难了。更为严重的是，雅典出版社这时因种种原因债台高筑，影响了莫里兹小说的出版和收入来源。
一九四○年，莫里兹接过《东方人民》杂志，独自负责编辑和出版事宜。他的工作非常繁重，常常不得不在外出访问途中从事编辑稿件和考虑组稿问题，还要挤时间完成长篇小说《孤儿院的孩子》。这位勤奋的笔耕者，虽然年过花甲，还精神抖擞从事创作，仿佛他有取之不尽的精力，写不完的题材。他说：“就在这一分钟，《孤儿院的孩子》脱稿了。正好是午夜时刻，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后又将发生什么事情呢？这里又将要有一部小说，我又要写一部小说！这就是一切……”果然，这一年他又完成了准备多年的大型长篇小说《罗若·山陀尔》第一卷。
《东方人民》杂志不仅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同时也成了莫里兹热心团结和培育年轻作家的阵地。一切后来有成就的、从三十年代起就以描写匈牙利农民生活为己任的“民粹派”作家，当时无不受到莫里兹的关怀。在新兴起的“民粹派”作家中间，思想上并不都是一致的，他们在“民粹派”究竟是“精神或者政治运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以艾勒德伊·费仑茨和达尔瓦什·尤若夫为首的一部分左翼分子，主张建立为实现贫农的政治目标而奋斗的政党；另一派则主张所谓“精神自卫”，把“民粹派”运动局限在文学创作范围，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费若·格若和涅梅特·拉什洛等。莫里兹始终抱不介入态度。于一九四○年底出版的一期《东方人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摒弃政治，从事建设”的口号。诚然，这个口号是偏右的，但总的来说，《东方人民》杂志基本上为“民粹派”各种观点的作家提供了精神讲坛。
《罗若·山陀尔》第一卷问世后，莫里兹在一九四二年初又完成了《罗若·山陀尔》的第二卷。它以匈牙利南部塞格德地区为背景，全面描写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匈牙利广大农村生活和农民同贵族地主阶级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幅纷繁的真实社会生活图景。
小说的主人公罗若·山陀尔同《强盗》的主人公约尼一样，也是一个绿林好汉，但他比约尼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据说罗若·山陀尔确有其人，他的事迹如同我国的梁山好汉，在匈牙利民间流传甚广。莫里兹使罗若·山陀尔这一人物处在一系列矛盾斗争中，再现了十九世纪波及整个匈牙利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画面：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从上而下的解放农奴运动是不彻底的，因为名义上获得解放和人身自由的农奴并没有得到土地，农民和所谓释放了的农奴仍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迫为自身的生存而起来进行反抗；一八四八年由中、小贵族知识分子领导的自由斗争，由于没有发动农民群众参加，显得软弱无力，最后以失败告终。以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年代来说，当时正当欧洲法西斯极其猖獗之际，莫里兹显然已不是为了写历史小说而写《罗若·山陀尔》。他是借古喻今，提醒人们：只有同人民在一起，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和捍卫民族独立；当前，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是关系到匈牙利民族兴亡的重大问题。
莫里兹由于长期忘我地工作，疲劳过度，满六十岁时，曾因患轻微脑溢血一度住过院。医生要他注意休息，但他出院后，根本顾不上休息，又马上拿起笔杆子从事紧张的写作。他还经常来回奔波于姑娘村、布达佩斯和德布雷森之间。事实上，出院后他做的是超过两个正常人的工作量，这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莫里兹有一次曾很伤感地对家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掉了十六磅肉。这回我再也等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不幸，他这一预言竟成了现实。就在法西斯统治最黑暗的年月，即一九四二年八月底的一个晚上，莫里兹突然又患脑溢血，经医院抢救数日无效，于九月四日清晨永远闭上了他那双炽热、明亮的眼睛，他那颗一生为人民写作的火热的心也停止了跳动，享年六十三岁。官方对莫里兹的逝世表示冷淡。然而，当噩耗传开，正直的作家和广大群众无不为之悲恸，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墓地向这位为劳动大众永不知疲倦地写作的伟大作家告别。
九、结束语
莫里兹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匈牙利最著名的小说家，以他获得成功的众多的现实主义作品，推动了匈牙利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为现代匈牙利散文文学奠定了真正现实主义基础。莫里兹喜欢把自己比作“说真话”的人。无怪乎努力去熟悉生活、反映社会生活真实面貌，成为这位一生坚持探索生活真谛的小说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要特征。他说过：“一个作家愈是伟大，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他就愈肩负着重大的任务，那就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义务。”莫里兹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所以能够较全面地揭示他所处时代的面貌，是同他对他生活的时代有较深刻、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分不开的。他常常开玩笑地把自己比作“旅行经纪人”。他到处有熟人，特别是在农民中有更多的熟人。对于这些“相识”的生活、苦恼和问题，他了解得十分细致、深入。所以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栩栩如生；而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和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在他的作品里都得到艺术的反映。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剥削受侮辱的劳动农民给予深厚的同情，并通过他们的悲惨命运和遭受的非人待遇对没落的半封建匈牙利社会提出严正的谴责，喊出他们要求革命和变革的正义呼声；另一方面，对于上层统治阶级人物的阴险毒辣、胡作非为、愚蠢傲慢以及生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也给予无情的揭露和嘲弄，暴露了当时社会的深刻危机和反动统治阶级注定灭亡的历史趋势；对于那些思想动摇，行动怯懦的中、小知识分子，也加以鞭策。总之，莫里兹对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对统治阶级的残暴的揭露和批判所持的坚定态度，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斗争精神。
莫里兹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在艺术创作上勇于打破旧框框，进行艺术创新，在人物的典型塑造，故事情节的构思和安排的戏剧性效果方面，都同作品内容的内在发展保持和谐一致，大概是要同严峻的现实描写相适应，作品里很少对自然景物的抒情描写，这方面尤以《亲戚》最为典型。严寒和酷暑、昏暗和霉雨、耀眼和刺耳倒是衬托出作品主题思想的严肃，这些可以说是莫里兹独到的艺术风格和描写手法。匈牙利农村生活和农民题材在他的一生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分量，但是莫里兹绝对不是一般的所谓农民作家。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各阶级的典型人物都在他的作品里出现过，这就使得他的作品能艺术地再现当时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正是从这一角度，莫里兹以他毕生的创作把匈牙利现代的散文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中国读者说来，莫里兹并不是一位陌生的外国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作品相继得以介绍到我国来。目前，他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的有：《火炬》、《莫里兹短篇小说集》、《孤儿院的孩子》、《亲戚》（根据原著改编的剧本）、《七个铜板》、《在上帝背后》、《强盗》等，另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还有一些评论和介绍莫里兹及其作品的文章。总之，我们中国读者从这位毕生辛勤写作的作家的作品中，不但可以了解到居住在欧洲中部——多瑙盆地的匈牙利人民昔日的斗争生活，同时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和艺术借鉴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