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星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一、问题的提出
在西夏王陵6号陵、8号陵、3号陵的东西碑亭先后共出土了11件人像石座，为正方体或长方体，顶部平整，采用减地浮雕的手法。
这些人像石座，曾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对它们的造型渊源和功用，可以说论述得还很不够。李志清先生认为这些石座人像可能是西夏传说中的奴隶力士；柯文辉先生认为它们是柱础。韩小忙等先生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西夏王陵3号陵东碑亭之后，综合人像石座的出土情况，认为这些石座都是碑座，并称它们的形象为力士，也认为与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后蜀的习俗有着渊源关系。余军、郭晓红先生的《试论西夏雕像石座》一文对人像石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也认为它们是力士、碑座，此文可以说是对人像石座研究的一大进步，强调了佛教因素。但笔者还是有一些不同意见。
笔者有一些疑问：如果说这些石座上的人像是奴隶或力士，那它们为什么有的双乳突出，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又为什么有的面部非人非兽，而且都有两颗向外龇出的獠牙？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所要塑造的奴隶，往往以顺从的面目出现，这里的人像为什么会是一副狰狞的面目呢？我们看到的力士也往往都是人形，虽然有狰狞的面孔，但几乎都没有獠牙。如果说有些人像双乳突出是党项人母系社会的遗风，那为什么会将女性塑成这样一个跪膝负物的屈辱形象，这似乎也不甚合理。
要了解一件文物的造型来源和它的功用，必须联系它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人像石座出现的历史背景
就现有的11个人像石座来说．它们都出土于西夏帝王的陵园。那么，西夏的统治者在建筑自己的陵墓时最为注重的是什么呢？的确，西夏王陵在建筑方面借鉴唐、宋帝陵，特别是北宋的皇陵。但在西夏王陵的碑亭中并没有出现龟趺座，而是人像石座，这就不得不考虑对西夏影响重大的另一个因素——佛教。
西夏与佛教素有渊源。早在党项人东迁之前，他们生活的西南地区，临近吐蕃。时值吐蕃佛教的前弘期，吐蕃在对西羌各部的征服过程中，一定也将佛教带到了那里，党项人可能很早就知道了佛教。党项人东迁之后，特别是在建立西夏王国以后，更是生活在佛教环境之中。西夏周围的几个王朝，宋、辽、金、回鹘、吐蕃都提倡佛教，西夏境内的民族，如汉族、回鹘族、藏族等多是佛教的信众。这样的环境使得党项人也倾慕佛法，愿闻释教。
西夏的历代统治者都推崇佛教，并且全面接受了佛教的思想体系。于是，佛教的思想观念，深入到西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我们常说西夏的佛教与儒学并驾齐驱，但佛教思想在普及程度上是要胜过儒学的。因为佛教不仅是上层人的信仰，连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百姓也愿意接受，这是儒学所不能做到的。在西夏的历史上，有蕃礼、汉礼的反复斗争，这实际上是党项族的传统文化和儒学的较量。这说明儒学会经常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被触动根基，而西夏的佛学则朝朝兴盛，未曾受到大冲击。
西夏的佛教受到了多元化的影响。西夏与外界在佛教方面的交流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到回鹘、宋、吐蕃、天竺、辽、金，几乎与所有的周边王朝都有佛教交往，或是请经，或是请高僧大德。这其中，笔者个人认为，对西夏佛教影响最大的应首推吐蕃和宋，其次是天竺。当然，回鹘僧人在西夏佛教的传人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西夏佛教界十分活跃，地位很高，但西夏并没有由回鹘引入佛经，以前所谓西夏的回鹘风格的壁画和彩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可能就是出自回鹘，比如说莫高窟的一些西夏洞窟被重新定为沙州回鹘时期的洞窟，而不属西夏。
之所以将吐蕃列在第一位，有以下几个原因：1、前面已说过，吐蕃可能是第一个将佛教带入党项地区的王朝。2、《宁夏新志》中记载：“永济尚师河西人，通五学，为西夏释氏之宗，称为祖师。”“尚师”（上师）是藏传佛教中的一种称谓，因此永济尚师很可能是精通藏传佛教的一位僧人。将永济尚师认为是西夏佛教的始祖，足可以说明吐蕃对西夏佛教影响之大。3、在西夏僧人中，吐蕃僧人地位最高。《天盛旧改新定律令》的有关规定表明，吐蕃僧人是西夏剃度僧人的关键人物。此外，在罗太后施经发愿文中记载所度3000员僧人中，首先提到的就是西番（藏族）人，然后才是番（党项）人，最后是汉人。4、西夏从吐蕃引入藏文佛经，并译成西夏文，有的还译成汉文。藏文佛经不仅在西夏流通，甚至还在西夏皇帝所作的大法会上宣诵。5、在仁孝年间，西夏文法典《天盛旧改新定律令》第十一章明文规定：番、汉、西番三族人可以担任僧官，但必须会读诵十多种经咒，其中吐蕃文经咒占半数，还要由精通吐蕃语的人进行考试。
中原佛教对西夏的影响也十分大，主要表现在：1、西夏王朝曾6次向宋朝请大藏经，曾据此编辑西夏的汉文大藏经，即《西夏藏》。2、西夏曾印制大量汉文佛经颁布全境。3、汉族僧人构成了西夏僧界的重要部分，并将中原佛教的宗派带到西夏。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原传人西夏的教派经典，不仅有显宗的，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汉密的东西。
关于天竺对西夏佛教的影响，文字记载不多。但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那就是在西夏天庆元年（1036），天竺僧人善称等一行9人来到西夏管辖的夏州。本来他们是到宋朝京师汴京向宋贡献梵经、佛骨和铜牙菩萨像的，在归途中路经西夏。西夏王李元昊向这些天竺僧人索要贝叶经，但没有得到，李元昊居然把这一行人关押起来。由此可见，西夏对佛教发祥地天竺是很重视的。此外，西夏把梵语列在所有语言之首，不仅有梵文的经典流行，还有梵文的木缘塔。
西夏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佛教环境中，采取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加之西夏又是一个乐于保存党项人民族特点的少数民族政权，所以西夏佛教的最大特点是复杂性和多元性。正基于此，西夏的文物也体现了一种外部佛教影响与民族特点融合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应是吐蕃、中原和印度。之所以认为西夏佛教艺术受以上三者影响最大，是因为这三者都向西夏输入过经典，而且佛教历史悠久，很多佛教艺术品的粉本很可能就是随着佛经一同输入西夏的。由此，笔者觉得人像石座有许多佛教用物上的特点。
三、对人像石座的具体分析
在西夏的众多文物中，拜寺口西塔（以下简称为西塔）上的几件影塑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在《西夏美术史》中，韩小忙先生就已经提到了西塔第13层塔檐之上的塔刹刹座束腰的八个转角处的跪式力士像与人像石座如出一辙。其实，除此之外，西塔第7和9层的护法金刚像也与跪式力士很相似。据《大日经疏》卷一载，密迹力士为夜叉王，称为金刚手，或执金刚。西塔上的护法金刚手执金刚，应是夜叉之类。那么跪式力士和石座人像是不是也是夜叉之类呢？
佛教经典中关于药叉的记载非常多。
夜叉：梵语yaksa，巴利语ya=kkha。八部众之一。通常与“罗刹”（梵mksasa）并称。又作药叉、悦叉、阅叉、野叉。意译轻捷、勇健、能啖、贵人、威德、祠祭鬼、捷疾鬼。女性药叉。称为夜叉女（梵yaksi=ni，巴yakkhini）。指住于地上或空中，以威势恼害人，或守护正法之鬼类……
经典中常述及身为正法守护神之夜叉。如《药师如来本愿经》载，宫毗罗、跋折罗等十二夜叉大将，誓言护卫药师如来本愿经之受持者。据《陀罗尼集经》卷三栽，达哩底罗瑟吒等十六药叉将（即般若十六善神），愿护卫念诵“般若波罗蜜”者。据《大毗婆沙论》卷一八0载，两国交战时，由护国药叉先行比斗。据《孔雀王咒经》卷上载，拘拘孙陀待一九七名夜叉往于诸国，降伏怨敌。然经典中亦述及为害众生之各类夜叉。据《大吉义神咒经》卷三载，诸夜叉、罗刹鬼等，常作狮、象、虎、鹿、马、牛、驴、驼、羊等形象，或头大而身小，或赤腹而一斗两面、三面等，手持刀、剑、戟等，相状可怖，令人生畏，能使观者错乱迷醉，进而饮啜其精气，南本《涅榘经》卷十五、《观佛三昧海经》卷二等亦载有该类夜叉的可怖形状，彼等即为夺人精气，啖人血肉之狞恶鬼类。
夜叉之梵语yaksa，语根yaks，有尊敬、祭祀、躁动等意，指半人半神之群类。故注《维摩经》一卷，将夜叉译作贵人；《慧琳音义》卷三十三，称夜叉为祭祀鬼，谓印度民间常祭祀夜叉以求福。……于密教中，据《大日经疏》卷一载，密迹力士为夜叉王，称为金刚手，或执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