迨至宋初，凉州一带的状况仍大体如故，行旅们仍多避而行之。如《宋史》卷490《天竺国传》乾德四年（966）三月条载：“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肃、沙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这里亦未提及凉州，显然由于凉州的形势之所使然。特别是自公元10世纪后半期起，占据凉州一带的六谷蕃部较之咀末更为强悍，行旅们畏惧之感更甚。事实上，只要我们将北宋初期甘、凉二州人贡中原的物品作一对比，即会发现，西凉六谷蕃部向宋王朝进贡的全是马匹，别无它物。而甘州的贡品除马匹外，尚有玉类如玉鞍、玉带、珍珠、珊瑚、琥珀、琉璃等，药物类如乳香、木香、香药、硇砂、黄矾等。此外还有宝货类及其他物品如牦牛尾、白毡布、胡锦、铁甲等。日本学者前田正名统计，自宋初迄嘉祐八年（1063），凉州共向宋朝贡献9次，全为马匹；甘州则向宋朝贡马17次，玉类、宝货类26次，药类6次，其他物品6次。由此可以推知，宋初中亚及西域诸国通常避过凉州，并且假道甘州而通贡于中原王朝，于是西域宝货、玉类及药物才能辗转流入甘州，从而给甘州的中转贸易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毋庸置疑，这些避开凉州而由甘州通往中原的贸易，应是取道夏、灵一带而往的，从而也促使夏、灵一带的交通地位更趋紧要。当10世纪末叶（淳化五年，994年）宋朝统治者为了防止鄂尔多斯高原上少数民族反抗而废毁夏州城后，这一带的交通中转任务则主要应由灵州来担当了。
考之避开凉州，由甘州通往灵、夏的道路，当有两种走法。其一仍走沿黑河而下，甘州—古居延绿洲—天德军—夏州（或灵州）一长安的老路，这种走法虽然绕道，但沿途水草地带较多，通行条件相对较好。《新唐书》卷40《地理志》甘州张掖郡条：“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天宝二载为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张掖河即黑河。所记即为甘州通灵、夏所走道路的西半段。另一种走法可由甘州径趋东北，穿过巴丹吉林沙漠东南边缘，绕过马城河（今石羊河）下游的终端湖白亭海，又沿腾格里沙漠的北缘东至灵州。此种走法绕道较少，路途较近，但穿越沙漠地带较多，且过于靠近凉州，不大安全。
约写成于宋初的S．0383《西天路竟》：“东京至灵州四千里地。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日至沙州。”黄盛璋认为，本件文书有明显之省略，间有脱误，从灵州西行至甘州，中间应经过凉州。然而细读此卷我们发现，卷中所记地名颇为翔实，甚至还记到了“沙州界”这样的地点，而唯独将河西重镇凉州脱漏，似乎不合情理。考之卷中所记各地间的距离和行程，基本上准确无误，如甘、肃二州相距约400里，需行5日，每天约行80里；肃州西至玉门关（笔者考得五代宋初的玉门关设于今嘉峪关市石关峡）75里，需行1日；瓜、沙二州间相距约300里，需行3日，每日行100里。而由灵州西至甘州若取经由凉州的道路，里程约1100里，根本无须走20日，所走20日显然是绕过凉州而往的。
敦煌留存了不少唐五代时期的书仪写卷，其中每每提及灵州、丰州、朔塞一带地方，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敦煌与这一带交往频繁的状况。如赵和平先生整理的《朋友书仪》写道：“永绝于胡域，去飞沉于灵武”；“灵武三春，地乏桃花之色”；“灵武沙碛，地迥归书，……朔塞相思，悬心更远”；“灵武浮萍，牧金花于紫水”；“边城日远，塞外年深，……恨黄沙北接，……故丰州之乡阙”；“丰州地多沙碛，灵武境足风尘”；“望丰州之乡邑，地多运暮之营；看胜部之川源，北连烽戍。兵旗遍野，戎马朝嘶。长虹引照日之辉，口云侵良霄之月。丰州土地与晋邑之不同，城池无笑树之花，县邑无垂条之叶。黄沙万里，终无寸木之荫；积月狂风，尘气迷天之际”；“川原地迥，朔塞人稀，东西多泽柳之陂，南北步灵、丰之路”等等。灵、丰之路指的正是经由夏州一带的南北交通大道。
夏州一地在连接五台山与敦煌两大佛教圣地的交往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五台山行记》（P．3973），首尾俱残，仅存7行，记某僧人于戊寅年（918）从沙州出发，途经雁门关、忻州至五台山，又于辛卯岁（931）十一月返回之事。该僧人应是东出河西走廊，经由灵州、丰州、夏州等地，又跨过黄河经朔州（今山西朔州市），越雁门关而至五台山的。敦煌所存许多十二时令文书记载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南）、丰一带节气，皆因僧人经常往来这一带之故。本卷所揭示的晚唐五代由敦煌、河西经灵、夏而至五台山的这条道路，既是敦煌与五台山这两大佛教胜地连通的道路，实际上也是经过敦煌、河西、灵、夏等地，连接印度和五台山的道路，堪称中原与西域、印度间佛教文化交流的主通道。
《历代法宝记》（P．3717、P．2125）载，凤翔眉县释无住，俗姓李，“年登十五，开元年代父朔方展效。肩力过人，武艺绝伦”，遂受到河朔两道节度使信安王充的赏识，“留充卫前游弈先锋官”。但无住无心于此，每日自叹，“遂乃舍官，寻师访道”。忽闻太原府有六祖慧能法师弟子自在和尚，说顿教法，便从朔方来到太原拜师，于天宝八载（749）在太原受具足戒后，“向五台山清凉寺”。无住所走即是朔方（灵武）、夏州通太原的道路。
《同光二年（924）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五通》（S．0529），记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僧人归文往西天取经事。该僧人于同光二年四月廿三日到达灵州，“兼将缘身衣物，买得驼两头，备西登碛路”。归文所行路线应自定州途经镇州、太原、夏州，然后西趋灵州、河西、西域。
《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S．6551vb），记后唐长兴元年（930）五台山讲经和尚西行求法途经敦煌讲经事。该和尚所走亦可能是太原一夏州一灵州一敦煌道路。
《于阗天兴十二年（961）道圆受戒牒》（S．6264），记是年正月沧州弟子曹清净在于阗（今新疆和田市）迎摩寺受戒事。此人可能亦应是经由太原一夏州一灵州一敦煌，而至于阗的。
敦煌、夏州间的交通道路，是晚唐五代宋初以夏州为中心连接关中、中原与西域之间遣使和贸易往来的交通大道，是当时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主干道之一，毫无疑问也是敦煌归义军政权交通中原王朝、并赖之以发展壮大的一条主通道。这条道路重要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该道首先是一条河西、西域许多民族、部族朝贡中原的贸易之路，这在沙州归义军、甘州回鹘及西凉六谷蕃部交通中原王朝的史实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其二，该道又是一条军事交通要道。夏、灵一带自古为军事重地，五代宋初这里更成为党项、西凉六谷蕃等势力和中原王朝角逐的焦点，有关力量围绕着丝路利益的瓜分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斗争。淳化五年（994）宋室废毁夏州城即是这种争夺的结果之一。党项族李继迁兴起于夏州，于咸平五年（1002）攻陷灵州，进而控制了丝路通道，由此奠定了西夏建国立邦的基础。其三，该道是一条佛教文化传播之路，为当时连接印度和中原五台山两大佛教中心的主干道，穿梭于该道上的各国僧侣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遂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传播的友好使者。其四，该道又是一条民族交往、融合之路。当时活跃在该道上的吐蕃、党项、回鹘、嗢末、吐浑等民族，都曾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或同台或轮番地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话剧，由此加速了彼此间的交流交往，促进了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