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用的神灵，除了四角神和四面墙神外，还在镇咒中唤请并不确指的“宅神”和“五神”，试图以此增强镇厌的效果。其中神灵的人格化特点十分突出，特别是四角神和四面墙神被赋予了姓、名、字。这种奏书或唤请人格化神灵镇宅的习俗在笔记小说中也有反映。《太平广记》卷447“长孙无忌”条曾记道，唐初名臣长孙无忌的妓妾被狐仙所魅，术士们束手无策，待相州崔参军赶来时。狐仙已逃遁，于是：
崔设案几，作书一符。太宗与无忌俱在其后。倾之，宅内井灶门厕十二辰等数十辈，或长或短，状貌奇怪，悉至庭中。崔诃日，诸君等为贵官家神，职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日，十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赂也。崔令捉狐去。少倾，复来，各著刀剑。云适已若战，被伤，终不可得。言毕散去。崔又书一飞符。天地忽尔昏暝。帝及无忌惧而入室。俄闻虚空有兵马声。须臾见五人各长数丈来诣崔所，行剑致敬。崔乃下阶，小屈膝，寻呼帝及无忌出拜。庭中诸神立而视之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烦执事取之。诸神敬诺，遂各散去。帝问何神。崔云五岳神也。又闻兵马声，乃缠一狐坠砌下。无忌不胜愤恚，遂以长剑斫之。狐初不惊。崔云此已通神，击之无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奸私，神道所殛，量决五下。狐便乞命。崔取东引桃枝决之。血流满地。无忌不以为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事人间五百，殊非小刑，为天曹役使此辈杀之。不可使敕，自尔不得复至。相公家狐乃飞去，美人疾遂愈。
本则故事中崔参军虽运用了书符和桃枝，但真正起镇厌作用的还是所谓“宅内井灶门厕十二辰等数十辈”、也就是崔参军所说的“贵官家神”，以及后来的“五岳神”。尽管其中诸神也具有人格化特点，但如果与P．3281vb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两者所唤请的镇宅神并不一致，而这种现象无疑是具有普遍性的。如P．2694《曹延禄醮奠文》中所延请护佑的神灵为“北方黑帝”、“玄武七宿”、“东王父”、“西王母”等等。S．4400《曹延禄镇宅文》则“谨请中央黄帝，怪公怪母，怪子怪孙”以及“风伯雨师，五道神君，七十九怪，一切诸神”来镇宅消祸。这些情况表明，唐五代镇宅习俗中所运用的神灵除具有人格化外，多元性和不定性也是其重要特征。诸种神灵出现于“镇宅法”和镇宅习俗中则充分说明，唐五代的民间神灵信仰不是以神为目的，而是以神为手段，以便于人们随时与之交通，并加以利用。
由上观之，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习俗中的镇宅物，主要包括镇宅灵物和镇宅神灵两大类。严格来讲，上述镇宅物应仅是当时镇宅习俗中的一部分。不管是镇宅灵物还是镇宅神灵，多样性、不定性是其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二、镇宅法术的施行
镇宅灵物与镇宅神灵，在其运用时往往要配以某些特定咒语。咒语是施术者用以驱邪除崇的巫术语言；施术者通过这些特定语言与想象中的神灵沟通，试图使神灵满足自己的意愿以祁福禳灾。咒语不仅起源较早，而且由于人们普遍相信咒语可以治病疗疾等原因，因此在古代中国广泛流行。
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中的镇宅咒语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比较固定和程式化的，即“急急如律令”（P．2615a、P．328lvb、P．4522va），研究表明，此咒语移植于汉代官方公文术语，后为民间巫术和道教法术加以吸收改造，进而成为道咒的特色之一。
第二类相对比较复杂和完整。胡新生先生曾指出“东汉以后，一套完整的咒语主要由示威语、惩戒语和催促语三方面内容所构成。”这一类基本是由以上三方面内容构成，有时还把镇宅的原因和目的也加入其中，如P．3281vb记载：
又镇咒日，一镇已后安吾心定吾意，金玉煌煌，财物满堂，子子孙孙世世吉昌，急急如律令。又咒日，东西起土宅神攘之，南北起土宅神避之，贼害发动五神诃之，伏龙起土五神骞之，朱雀贼动五神安之。贵发三公五有病衰，皆酒脯食饭祭之，急急如律令。又安石镇咒日，谨告地神，宅内众官，主人姓名，自居宅以来，未蒙福佑，今有某事，请德良时吉日，以石若千斤，如法镇厌，一镇已后永享元吉，以酒脯镇（祭？）之吉，仍？酒灌之，急急如律令。
第三类则是具有佛教色彩的咒语，P．4667va《阴阳五姓宅图经一卷》在详述各类镇宅法之后即记有：
谨请东方提头赖吒天王护我居宅。东方有光明电王名阿揭多。
谨请南方毗楼勒天王护我居宅。南方有光明电王名没羝噜。
谨请西方毗楼傅叉天王护我居宅。西方有光明电王名主多先。
谨请北方毗沙门天王护我居宅。北方有光明电王名苏多末尼。
其中“提头赖吒”、“毗楼勒”、“毗楼傅叉”、“毗沙门”本为佛教中负责守护须弥山的四大天王，而在这里则被从佛界拉到了人界，职能也转向护佑世俗居宅。尽管我们在敦煌本宅经中仅见到这一例咒语，但并不排除类似具有佛教色彩的咒禁在当时的流行，因为早在后汉就有失译人名《佛说安宅神咒经》：
请清净僧设安宅斋。烧众名香然灯续明。露出中庭读是经典。某等安居立宅已来。建立南庌北堂东西之厢。碓磨仓库井窖门墙。园林池沼六畜之栏。或复移房动土穿凿非时。或犯触伏龙腾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忌十二时神门庭户陌井窖精露。堂上户中溷边之神。我今持诸佛神力菩萨威光般若波罗蜜力。敕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守神神子神母。伏龙腾蛇六甲禁忌。十二时神飞尸邪忤魍魉鬼神。因托形声寄名附着。自今已后不得妄娆我弟子等。
唐代咒禁也有出自释氏的，《唐六典》载“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拔除邪魅之为厉者”，注云“有道禁，出于山居方术之士；有禁咒，出于释氏。以五法神之：一曰存思，二曰禹步，三曰营目，四曰掌决，五曰手印。皆先禁食荤血，斋戒于坛场以受焉。”
以上三类中的前两类咒语在镇宅法中经常是被要求多次念诵的，这从前录P．3281vb的镇宅咒语中可以看出，此外，P．328lvb还记道：“安宅当知宜安大石镇之吉，三咒之大吉。”毫无疑问，其目的是通过反复咒诵，以增强镇厌的威力。
在咒语的配合下，镇宅灵物在“镇宅法”中基本是以单类与混合两种形式用以镇厌。P．2615a的符镇法、P．3594中的“用石镇宅法”、P．4667va中的“镇宅法第六，用石”、P．2964的“凡四邻造作及自家泥垒犯触转为福法”等均属于单类、即在镇宅中主要运用同一类镇宅灵物。如P．4667va的“镇宅法第六，用石”记：“凡居宅不利多有疾病，但以石九十斤镇之鬼门中吉。”石就是其中的唯一镇宅灵物。
各类灵物混合使用的形式在“镇宅法”中则比较多见，如P．4522va《推镇宅法第十》记：
用雄黄五两五都者，朱沙（砂）五两神门者，砺（沥）青五两不口者，白石羔（膏）五两，紫石羔（膏）五两。
右件等物石函盛之，置中庭，以五色彩随埋之。
彩三尺，令人宅家（安？）。
雄黄、朱砂、石膏等物与彩丝在这里显然不属于同一类灵物。文如P．3594记：
犯天形（刑）治土德，囡勾陈治金匮，解勾陈治雄黄五两，赤子三升，悬着（著）勾陈。
解玄武，慈（磁）石十二两，大豆二升，悬着（著）玄武下。犯青龙治玉堂，犯白虎治明堂。解白虎安石□两，大豆二升，悬着白虎下。
其中雄黄、石、大豆等也是以不同灵物混合使用的形式运用于镇宅。这种综合使用灵物厌胜的习俗在唐以前就已有，《晋书·艺术传》记：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能图宅相冢，亦行京费厌胜之术。龙舒长邓林妇病积年，垂死，医巫皆息意。友为筮之，使画作野猪著卧处屏风上，一宿觉佳，于是遂差。舒县廷掾王睦病死，已复魄。友为筮之，令以丹画版作日月置床头，又以豹皮马鄣泥卧上，立愈。
在这则巫术中，不仅画日月置于床头，而且还以豹皮、马鄣泥于卧上，其形式的混合化，无疑与“镇宅法”具有一致性。
镇宅物在运用时并不是随意的，有时往往讲求方位。其方位的表示一般有下列三种：
一种是以宅舍的具体结构布局来表示。这包括：
中庭，如P．4522va《推镇宅法第十》就是将各种镇宅灵物以石函盛之，然后埋于中庭。
大门，P．3594的“用石镇宅法”针对“居宅一来数遭兵乱□口舌，年年不饱”等情况，即以“石六十斤镇大门下”；P．3358《护宅神历卷》中的“管公明神符”也要求“却鬼见口走出。万里病患自除，宜保财物。安门上大吉。”
马枥，P．4667va有“以黄石九十斤埋马枥下”。
此外，从P．2661v《方技书》中的“诸杂略得要抄子一本”记载来看，镇宅所针对的具体位置显然是复杂多样的，几乎涉及实际居宅中的各个构件，如“以鹿角着厕中，令人得财”、“以正月十日，且称石一斤，东西埋鸡栖，大吉”、“埋鹿角门中、厕中，得□，吉”、“悬虎头骨门户上，令子孙长寿，吉”。P．3358《护宅神历卷》中某些符还被要求“此符［安］穴中大吉”或“此符安灶上大吉利”，甚至“安床脚上贴，大吉利”。
一种以宅舍八方或九方中的若干方来表示。八方指传统方位观下的东、南、西、北四正方，以及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维方（四角），如果再加上中央，就构成了九方。典型代表是前录P．3281vb在记载如何以八个方位神灵进行镇宅时，即把与八方对应的所司之神书写在桃板上，然后“奏本位，本位地上大吉。”P．4667va在用鹿肝、牛骨等动物制品镇宅时，则是“已上物各分半镇四角”。P．3358《护宅神历卷》：“董仲神符，凡人家宅舍不安，六日某日不息，田蚕不成，钱财不聚，八神不安，以桃木板长一尺，书此［符］，玄（悬）宅四角，大吉利。”
还有一种是以特定占卜术语来表示镇宅方位。唐五代宋人们理想中住宅的基本布局是一个规整的正方形结构，也就是见于“五姓阴阳宅经”和“五姓宅经”两类敦煌写本宅经中的“五姓宅图”，图示的基本方位坐标主要由十天干、十二地支和四维构成，四维有时是以八卦代替；同时四维卦还兼有另一套数术名称。《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日鬼门。”之后又有《周礼大司徒疏》引《河图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天门无上，地户无下。”《易乾凿度》曰：“乾为天门，巽为地户。”《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曰：“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是古以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西南为人门，东北为鬼门。”也就是说与乾、坤、艮、巽四维方位上相叠合的是天门、人门、鬼门、地户等四门。
因此，十二地支与四门在古代镇厌习俗中经常成为具体的指示方位。《晋书·艺术传》记宣城边洪向占卜师韩友求卜，询问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祸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积于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烧之，咎可消也。不尔，其凶难言。”这里的厌禳地即为边洪宅之“庚地”。同样，十二地支在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中也具有方位指示的作用，P．3594中的“用石镇宅法”记有：“人家居宅以来，数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辰地大吉。”P．4522va在用赤石、钱镇宅时，要求“阳宅埋丑地，阴宅埋未地。”
四门当中的鬼门往往被认为是造成崇祸的来源地，《北史·萧吉列传》：
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于宣慈殿设神坐，有回风从艮地鬼门来，扫太子坐。吉以桃汤苇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于时寒，有虾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
所以鬼门自然就成为镇厌针对的主要方位之一。P．3594中的“用石镇宅法”提到：“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艮是也。”P．4667va在“镇宅法第六，用石”中也记道：“凡居宅不利多有疾病，但以石九十斤镇之鬼门中吉。艮。寅丑间是鬼门。”
另外，在以占卜术语表示的镇宅方位中，有一例是比较特殊的，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这类术语是与宅舍平面图中十二地支相对应的体系化神煞。典型代表是“五姓家宅图”与P．2964”凡四邻造作及自家泥垒犯触转为福法”中的十二神。研究表明，此组神煞为黄道黑道十二神。十二神具有一定的禁忌，《协纪辨方书》引《神枢经》曰：“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皆月内天黄道之神也，所值之日皆宜兴众物，不避太岁将军也刑，一切凶恶自然避之。天刑、朱雀、白虎、天牢、元（玄）武、勾陈者月中黑道也，所理之方，所值之日皆不可兴土工营房舍移徙远行嫁娶出军。”十二神在空间上是与十二地支相对应的，但这种对应并非固定、而是动态化的，因此当出现犯触时，十二神即成为厌解的对象、同时也代表着厌解的方位。
由于镇宅物本身具有不定性特点，所以在镇宅物的使用方式上，也是复杂不一。从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来看，除了常见的“埋镇”之外，至少还包括“悬”（P．2615a、P．3594）、“泥”（P．2964）等。而早在汉晋间，这些方式就已被运用于当时的厌胜术中。以“悬镇”式为例，王充《论衡》曾谈到，为“见食之家，作起厌胜”，就“以五行之物，悬金木水火。假令岁月食西家，西家悬金。岁月食东家，东家悬碳。”
《晋书·艺术传》亦载：
上党鲍瑗家多丧病贫苦，或谓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试就卜，知祸所在？”瑗性质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岂卜筮所移！”会（淳于）智来，应詹谓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灵之思，可为一卦。”智乃为卦，卦成，谓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东北有大桑树，君径至市，入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持荆马鞭者，便就买以悬此树，三年当暴得财。”瑗承言诣市，果得马鞭，悬之三年，浚井，得钱数十万，铜铁器复二十余万，于是致赡，疾者亦愈。
可见，不管是金、碳还是马鞭，作为镇宅物均是以悬镇方式出现在各自的法术之中。显然，这种厌胜方式为唐五代宋初的敦煌镇宅习俗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