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择时而行是许多择吉习俗所遵循的一般原则。P．2661v《方技书》中的“诸杂略得要抄子一本”就有：“正月一日去阳桃支着户上，百鬼不入……以正月悬古羊头着户上，辟盗贼”等记录。为增强镇厌的效果，镇宅同样也需要选择吉日良辰来进行。P．3281vb在“安石镇咒”中强调：“请德良时吉日，以石若千斤，如法镇厌”；P．4522va《推镇宅法第十》中也要求“读文曰：时加正阳，宿镇天仓，五神和合，辟？阴祸殃”，另，在用“剪女七人，各长七寸，白石七两，虎头一具”厌解时，同样需要“用庚日埋于寅卯间”。
李零先生曾指出古代“厌劾妖祥除使用各种巫术，还往往结合着祭祀祈祷”。这一点在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中尤有体现，P．3281vb在镇宅咒语中记：“咒日，东西起土宅神攘之，南北起土宅神避之，贼害发动五神诃之，伏龙起土五神骞之，朱雀贼动五神安之。贵发三公五有病衰，皆酒脯食饭祭之，急急如律令。”P．4522va的镇宅咒语中也多次提到要“流酒一盏”、“上酒一盏”。民间习俗中镇祭结合的特点还表现于其它领域，如P．3106：“占音声怪第二十七……卯日声，忧官事，少子，厌用桐木，长三寸，九枚，书天文星下，祭之以酒脯吉。”
献祭的目的无非是想与神灵相交通，以换取神灵的宽恕与保护。这种行为被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总结为“礼物贿赂论”（gift as bribe）。镇宅与祭祀同时出现于“镇宅法”之中，则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鬼神在民众观念中尽管是神圣的，但在鬼神面前，人并没有失去主动性而任由鬼神摆布，相反，鬼神既可以被人们镇压也可以享受人们的祭祀，从技术层面上呈现出神圣的“廉价”特征，而正是这一特征表现了古代民间信仰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格。
上述资料显示，各类镇宅物在镇宅法术中的具体运用，可以说是复杂多样，总体看来主要包括以下若干环节：在镇宅咒语的配合下，一般采用同类或混合各类镇宅物的形式，以埋、悬、泥等多种方式，针对不同方位进行镇厌；同时，为增加除崇趋吉的效果，在镇宅时往往要选择吉辰良日，并将镇厌与祭祀相结合。有关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法术的完整表现，S．4400《曹延禄镇宅文》与P．2649《曹延禄醮奠文》无疑具有典范性：
曾延禄镇宅文
谨请中央黄帝，怪公怪母，怪子怪孙，□□□□风
伯雨师，五道神君，七十九怪，一切诸神，并愿来降
此座。主人再拜陈酒
维大宋太平兴国九年岁次甲申二月壬午朔
十一月壬寅，敕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
书令敦煌王曹，谨于百尺池畔，有地孔穴自生，
时常水入无停，经旬亦不断绝。遂使心中
惊愕，意内煌（惶）忙，不知是上
天降祸，不知是土地变出。伏睹如斯灾
现，而事难晓于吉凶，怪异多端，只恐暗来
而搅扰。遣问阴阳师卜，检看百怪书图，或
言宅中病患，或言家内先亡，或言口舌相连，
或言官府事起，无处避桃，解其殃虫。谨择
良月吉日，依法广备书符，清酒杂果，乾（干）鱼
鹿肉，钱财米饯，是事皆新，敬祭于
五方五帝，土地阴公，山川百灵，一切诸神，已后
伏愿东方之怪，还其东方；南方之怪，还其
南方；西方之怪，还其西方；北方之怪，还其北
方；中央之怪，还其中央；天上之怪，还其天
梁；地下之怪，入地深藏。怪随符灭，入地无
妨。更望府主之遐受（寿），永无灾祥？，宫人
安乐，势力康强，社稷兴晟，万代吉昌。
或有异心恶意，自受其殃，妖精邪魅，
勿令害伤；兼及城人喜庆，内外恒康，
疾病远离，福来本乡。更有邪魔之
恶寇，密投钦伏之口方。今将单礼
献奉神王，口灾成福，特请降尝！
尚飧
曹延禄醮奠文
维大宋太平兴国九年岁次甲申三月辛
亥朔二十二日壬申，敕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
校太师并中书令敦煌王曹延禄，请室清坛。是
事礼洁，品物成具，高山鹿脯，深泉鲤鱼。
麦饭韭菹，清酒杂果，备具悉随，奉请
北方黑帝，玄武七宿。主人看得良时，五愿之
日，上启一切圣人，今月直符，今日直符，奉请
东王父、西王母、北斗七星、光鼓织女、先生先
师，后师神师，七十二神符史，垂架云降下，
天符地符之主，合共就座，伫设微礼。主人
愿慈恩垂愍。主人愿令宅舍安宁，凶神
恶鬼远进，自然消灭，远去千里。主人再拜，上酒进香。
府主延禄，伏蒙
天造，曲受神恩，为一郡之仁王，作二
州之帝主，所居之地，宫殿楼台，养性
存身，厅馆衙府，每望
善神潜守，恒思
土地扶持，使远近以安然，获内外而帖静，
昨乃不知
上天降祸，阴公生灾，遗患？士而搅扰
河湟，动贤臣而惊烦情意，或有怨人诉告，
作咒证明，或则串甲挥光，密
神识，因兹伏恐守宫殿神而远进，
护国界神以潜形，莫不安定楼台，镇守宫殿，今
则在怀思忖，令向阴阳选择吉辰，求请秘
法，准先贤之教术，备写造之神符。悬八卦
于本位八方，镇九宫于钉入九处，兼及宅内宅
外，门户上下周围，各遍满以安符，乞降验而
辟逐。从今镇谢解厌已后，东方已镇，止绝奸
邪，南方以镇，除灭口舌，西方以镇，塞断五兵，
北方以镇，房其盗窃，中央一镇，依分守护。
即镇已后，福利日生，官位日隆，货财有余，
用之无穷，子孙昌盛。盖始今终，五虚六耗，
从被风火。主人再拜，上酒进香。
重启五方帝主，护社稷而万载康强；八卦神
符，定家国以千年宁谧。伏愿
府主大王遐寿，永为西塞之君侯；僚佐官
员，长作龙沙之心腹，每怀忠顺。共
主分忧；压戎丑以消恶除非，伏边鄙而称
善向化。兼及敦煌百姓，家家有快乐之欢，
镇县万民，户户无艰危之难；营农五谷，年
年倍收于千钟；水治调均，岁岁长流于万倾；
更乃六畜牛马，遍满川院；出入往来，所作
皆遂；或是妖精魍魉，疾去它房，吉庆福
神，生于此界。主人再拜，上酒进香。
又启五方星主，五帝之君，城社神灵，州府
土地，并愿领受醮奠，纳献杂果珍羞，赐
福留恩，密来助验。今则祭谢欲罢，祈祷
亦周，清五帝速赴本宫，告
五星守护于世界。八方神吏，安住宁居，十
二清神。永不动摇！伏惟
鉴知照察
尚飨
在这两次均包含有镇宅的厌胜活动中，选择“良月吉日”，邀宠各方守护神灵就座本位、或“备写造之神符。悬八卦于本位八方，镇九宫于钉入九处，兼及宅内宅外，门户上下周围，各遍满以安符”，做到“祭谢欲罢，祈祷亦周”，试图以此消除精神上的恐慌、实现消祸转福的愿望。基本操作过程与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所反映的镇厌环节显然是基本相符的。
三、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习俗背后的宗教原理
英国著名学者弗雷泽在《金枝》中认为，原始思维下的巫术原理主要是“交感”，即物体通过神秘感应可以超时间超距离地互相作用。胡新生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巫术所依据的基本原理表现为两种观念，一种是关于操纵和控制超自然力量的观念，另一种是同类事物相互感应相互作用的观念。”同时“运用超自然力的巫术和交感巫术，以及交感巫术中的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在实践中常常混杂在一起。”在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习俗中，各式各样的镇宅物之所以能被用来镇厌，就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些物体具有超自然力量；当被赋予了“超自然力”的诸物运用在一定的法术之中时，人们普遍相信，通过它们是可以实现厌鬼魅、除邪崇以改变厄运的目的。可以说，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和“交感”观念是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以及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习俗所遵循的基本宗教原理。
上述宗教原理早在睡地虎秦简日书《诘咎篇》中就已有反映，因此，通过日书《诘咎篇》与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的比较，将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纵”的方面对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习俗作进一步认识。
睡地虎秦简日书甲种《诘》，其内容主要历数制服鬼怪的种种方法，属厌劾妖祥之文，在性质上与“镇宅法”相一致。刘乐贤先生曾对日书《诘咎篇》的驱鬼器物作了统计与罗列，指出“至少有四十余种。……这些器物总起来主要是树木作的武器（弓、箭、刀、剑）、金属武器、植物、家畜屎及毛、鞋、乐器、沙石等类的东西。”其中许多器物为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习俗所沿用，如桃制品、石、秽物等，说明此类厌胜巫术所包含的原始思维在唐宋民间信仰和习俗中依然大量存在。
日书《诘咎篇》还对所要镇厌的对象、即鬼怪作了详细的分类命名。而在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中几乎没有明确所要厌解的对象，尽管其本意并不排除包含有某些鬼怪。但这足以反映出鬼神观念在唐宋民间信仰中已经相对地淡化。我们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互联思维下流行术数知识的融入，如阴阳、五行、八卦等。一方面阴阳、五行、八卦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占卜吉凶判断的基本依据，因而也就成为祸福不定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伴随阴阳、五行的产生而兴起的各谱系神灵，如六壬十二神、黄黑二道十二神等，它们的位置与应用已经被限制在一定的数术知识范围内；这里，神灵的作用没有被否定，而是被置于一个具有逻辑性的框架中，这个框架就是以阴阳五行等术数知识为基础的。
《晋书·艺术传》：
王导遇病，召［戴］洋问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为土使之主，而于申上石头立冶，火光照天，此为金火相烁，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导即移居东府，病遂差。
唐人李筌在《太白阴经》中所用厌胜法则直接称为“五行厌胜之法”：
我以商人为前，将兵象白虎也。阵见火光，以羽人为前，将兵象元武也。阵闻金石兵刃之声，以征人为前，将兵象朱雀也。阵闻士人呼号者，以宫人为前，将兵象勾陈也。阵内寂无声者，以角人为前将，兵象青龙也。是为五行厌胜之法。
这两则厌胜术均是以五行为基本镇厌依据。S．8682《押衙存庆镇宅文》在谈到镇宅原因时认为是“不解忌讳，修治宅舍，不自觉悟，前□朱雀，后触玄武，左忤青龙，右秽白虎，或犯伏龙土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显然属于五行系统中的神灵；伏龙、土府其时空的移动也是置于一定数术框架之中的。可以说，流行术数知识的融进是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习俗特色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只详述如何镇厌但并不明确镇厌对象的现象。如P．4667va记载：
南方以黑石一枚，重十一斤，大豆一升。埋南墙下大吉。东方以白石一枚，重十二斤，白米一升，埋东墙下大吉良。西方以赤石一枚。重十斤，赤小豆一升，埋西墙下大吉良。北方以雄黄五两，黍米一升，埋北墙下大吉良。庭中以青石一枚，重十斤，青米一升，埋庭中大吉良。桃板九斤朱沙（砂）射书。已上用方镇之，宜人及下钱六畜财物等，人世世安乐吉庆，无人病痛死亡，大吉利。
五行在其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在五行配属中金、木、水、火、土分别在方位与颜色上对应着西方、东方、北方、南方、中央以及白、青、黑、红、黄。镇宅法中“南方以黑石一枚”可以起到“埋南墙下大吉”的作用，就是因为按照五行的生克原理水（黑石）可以克火（南方）。其他方位的镇厌原理也是同理类推。
四、小结
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所反映的镇宅法术在形态上毫无疑问是属于巫术。吕大吉先生在其《宗教学通论新编》中曾指出了禁忌与巫术的原则不同：
巫术对神秘力量和神圣物的态度不是纯粹的谦卑和屈服，而是旨在通过某种能够方式力图控制和支配它，使之为己所用；禁忌对神秘力量和神圣物的态度则是敬拜和畏怖，它力图控制和限制自己的行为，以免干犯神秘力量和神圣物，是指不为己害。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巫术是积极的、进取性的，禁忌则是消极的、防范性的；在目的上，巫术是为了达到某种有利于己的目的，禁忌则是为了避免某种有害于己的后果发生。
因此，尽管不可否认镇宅法术充满了神秘色彩和非理性，但当面对诸如禁忌等“神圣的困扰”以及不可预知的各种灾祸时，当时条件下的人们不得不寻求这种具有“以行为影响事物进程”特点的厌胜巫术，通过包括镇宅在内的各类镇厌过程，人们不仅从中获得力量、成功和信心，而且还从心理上获得彻底的解脱，《押衙存庆镇宅文》所说的“安吾心定吾意，金玉惶（煌）惶（煌），财物满堂”、《曹延禄醮奠文》所企盼的“即镇已后，福利日生，官位日隆，货财有余，用之无穷，子孙昌盛”都是这种解脱的明证。而这种解脱无疑是“廉价”的：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所记载的各类镇宅物几乎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得，只有被用作镇宅时诸物才具有所谓的“灵性”，在技术层面上包括镇宅神灵在内的镇宅物显示出特有的“廉价性”；在镇宅法术的施行中，多样性的应用方式使民间镇宅习俗缺乏体系化，显得较为随意，没有类似道教法术经典仪式的约束，更趋于实用；即便是“镇宅法”背后的宗教原理也是像“超自然力”的原始思维和“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互联思维。可以说，镇宅习俗所具有的“廉价的解脱”功能，是这一习俗在古代中国长期存在和广泛流行的原因之一，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它的庶民化，为古代官民所共用，S．4400《曹延禄镇宅文》与P．2649《曹延禄醮奠文》就证实了这一点。P．4667va中的“镇宅法第六，用石”也明确记载：“皇（黄）帝日，吾受天圣宝，以五色石镇之，故四海安宁，天下无忧，生二十五子孙，历世世庆人，无可传习之地，人日为自帝已下及庶人皆可用之，此秘方上可传之，必兴道。”
除此之外，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习俗还呈现出如下两方面特点：
1、传统性和普遍性。传世文献与敦煌本宅经“镇宅法”的互证显示，许多镇宅物以及镇宅时所遵循的诸般法门不仅起源较早，而且还普遍流行于唐五代的中原地区，因此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习俗是有所继承和代表性的，具有很强的本土化特征。
2、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习俗吸收了成熟宗教的因素。佛、道咒禁甚至佛教守护神也均被吸收到“镇宅法”之中，进一步丰富了镇宅习俗的内容；除具有巫术色彩之外，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习俗还增添了成熟宗教的韵味。显然，这是当时占卜方术与包括佛教在内的成熟宗教文化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