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这番话虽然并不尽客观，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不受表面现象的迷惑，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作出如此精妙透彻的分析，足见其智谋之高。
对于荀彧的“四胜四败”论，历史上还有另一种版本，那就是郭嘉的“十胜十败”论。
荀彧“四胜四败”：度，谋，武，德；郭嘉“十胜十败”：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仔细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四胜四败”论和“十胜十败”论严重雷同，两者究竟是纯属巧合，还是有一方抄袭呢？现将“四胜四败”和“十胜十败”中雷同的部分摘抄如下：
荀：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唯才所宜，此度胜也；
郭：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公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
荀：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
郭：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
荀：绍凭世资……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原为用，此德胜也；
郭：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原为用，此德胜六也。
“四胜四败”和“十胜十败”竟然如此雷同，只怕曹操看了都要从坟里面爬出来。两者有没有抄袭，到底谁真谁假呢？曹操当然不会告诉我们答案，荀彧也不会，那我们只好去历史中寻找谜底。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荀彧“四胜四败”论的发生时间在《三国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即是建安二年，在曹操为张绣所败之后。而“十胜十败”论的发生时间则在“四胜四败”论之前，即荀彧向曹操举荐郭嘉之时。乍看，“十胜十败”论在前，应该是真的，其实并非如此。要知道，在此之前，郭嘉与曹操素未谋面，他刚刚来投，又怎会对曹操的情况如此熟悉，一口气就能说出其十大优势？
其次，从内容上看，荀彧的“四胜四败”，概括相当全面，“十胜十败”论的十个方面，繁冗啰嗦，在概念上有交集。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郭嘉的“十胜十败”有“词肥义瘠”和“大而不当”之嫌。所以，“四胜论”更像是原创，而“十胜十败”论更像是后人的扩写。
另外，据《三国志》记载，郭嘉投靠曹操是在建安二年，而载有“十胜十败”论的《傅子》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嘉又曰：“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可是，据《后汉书》记载，袁绍北征公孙瓒发生在建安三年，也就是说郭嘉向曹操建议东征吕布的时候，袁绍根本还没攻打公孙瓒。可见《傅子》中关于郭嘉的记载很有可能失实，而“十胜十败”论也极有可能是子虚乌有。
“十胜十败”论虽然很可能是假的，但也决然不是郭嘉抄袭了荀彧，郭嘉是当时名士，是不会做这么无耻的事的。况且，就算是郭嘉抄袭了荀彧，那么曹操的眼睛里岂会容得下沙子？所以，应该是后人将荀彧的“四胜四败”论移到了郭嘉的身上，借以夸赞郭嘉，后又衍化成“十胜十败”论，以讹传讹。
北方统一战略
荀彧的“四胜论”无疑给曹操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过，当时，曹操的实力不如袁绍，且东有徐州吕布、西有南阳张绣、南有淮南袁术，皆虎视眈眈，曹操要想战胜袁绍并非易事，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要想灭掉袁绍，必须精心谋划，不然一步走错，就会满盘皆输。
曹操就继续询问荀彧具体的作战策略。
荀彧这位国务院总理兼首席参谋长开口说了这么一句话：“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要知道，此时吕布这头恶狼就在徐州，紧挨着兖州，上次吕布就是在曹操攻打陶谦的时候，悄悄地溜进了自家的后院。前车之鉴，曹操岂会轻忘。如果曹操现在就提兵去收拾袁绍，吕布这小子肯定会趁虚而入，到时就会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则大事未成，怕性命亦不可保。
曹操一琢磨，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点头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如今我担心的是袁绍侵犯关中，收复羌、胡，然后诱南面的蜀汉并起而攻我，那时我就是以兖州、豫州两地相抗于天下，哪有胜算？”
荀彧淡淡一笑，说：“关中大小军阀林立，不能一心，只有韩遂和马超势力最强。他们看到我们山东起了战事，必定拥兵自保，如果我们现在宣以恩德，遣使者修好，虽不能与之相处久安，却足以让他们在主公平定山东之前按兵不动。对于关中的诸事防务，可由钟繇前去处理，则主公无忧矣。”
曹操一听，喜不自禁，荀彧之言正是说到了曹操的心坎里。曹操北方统一的大战略至此成形。
随后，曹操就开始按照这一策略，逐步开始了统一北方的进程。
为了先安抚袁绍，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派孔融出使邺城，拜袁绍为大将军，以缓和矛盾。
袁绍看曹操把大将军让给了自己，也就先不跟曹操计较了，就忙着去打公孙瓒了。解除了后顾之忧，曹操便开始着手收拾张绣。
自上次宛城之败后不久，南阳等地反叛，归降了张绣。曹操派曹洪击之，未能得胜。
随后，张绣、刘表屡次进犯。曹操忍无可忍，决定再次南征。
公元197年11月，曹操达到宛城，祭奠阵亡将士。次年三月，曹操在穰城（今河南邓县）包围了张绣。
这时，袁绍帐下的一个小卒跑来，告诉曹操：“袁绍谋士田丰劝袁绍及早攻击许昌，挟持天子。”其实，当汉献帝东归的时候，沮授就劝袁绍“于邺城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兵马以讨不臣”，当时袁绍没听进去，结果就让曹操得了手。
以前，袁绍根本没有把曹操放在眼里，他举荐曹操担任东郡太守，一直把曹操当作自己的“小弟”，处处“罩”着他。当吕布占领兖州时，袁绍还是积极地支持曹操的。可是，自从曹操“借天子以自重”后，攫取了中原大片土地，甚至连关中的割据势力也纷纷来归附，势力发展很快。现在，许昌成了政治中心，曹操成了皇帝的代言人和实际操控者，随心所欲，号令四方，这是袁绍始料未及的。
曹操把献帝弄到手，将“天子”这面大旗舞得煞是威风，袁绍眼红了，也后悔了，悔得肠子都青了。于是，袁绍给曹操写信说：“许昌气候潮湿，而洛阳又残破不堪，不如迁都于鄄城。”袁绍的意思很明显，曹操你以前就是我的小弟，现在有了好处，怎么不想着大哥啊，赶快把献帝交出来。当然，曹操没听他的。这一次，田丰又劝袁绍夺取天子，袁绍又没听他的。
不过，曹操还是担心许昌被袭，就主动撤军。没想到张绣却在后面紧追不舍，到了安众（今河南邓州东），张绣跟刘表据险而堵，将曹操包了圆。曹操在夜里挖地道将辎重运出，并设下伏兵，随后大败张绣、刘表军。从此，张绣再无力与曹操对抗，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再次投降曹操。
建安三年九月，曹操又出兵东征吕布，不久灭掉吕布，徐州落入曹操之手。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四月，曹操派部将北渡黄河，斩杀依附袁绍的眭固，攻占射犬（今河南武陟西北），控制河内郡（治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
至此，曹操已拥兖州、豫州、徐州，解除四面受敌的困境，实力大大增强，开始全力经营北方防线，准备与袁绍决战。
曹操与袁绍，两大北方霸主，一个北顾，一个南望，大战一触即发。
助曹灭袁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消灭公孙瓒，拥有冀、青、并、幽四州之地，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六月，袁绍统精兵10万，战马万匹，南下进攻许昌，以实现他“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宏愿。
旌旗蔽天，刀枪林立，兵甲闪闪，袁绍大军汹涌而来。
围绕着是否抗袁的问题，曹操集团内部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分为主战派和反战派。反战派以孔融为首，孔融说：“袁绍据四州之地，兵多将广。田丰、许攸都是智谋之士，为袁绍出谋划策；审配、逢纪都是忠诚之士，为袁绍尽忠职守；颜良、文丑勇冠三军，为袁绍统兵作战。恐难胜也。”照孔融的说法，曹操只有缴械投降的份了。
估计孔融小时候让梨，留下了“后遗症”，这时也想让曹操让出地盘。这“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这么悲观的调子，曹操当然不能接受，便转而询问主战派的代表荀彧。
荀彧慨然反驳道：“袁绍兵虽多却军纪不严，田丰刚直却易犯上，许攸贪财却不得治罪。审配专横而少谋略，逢纪刚愎自用，这两人日后若得知许攸家人犯法，必容不下许攸，那时许攸必定反叛。颜良、文丑，只是无谋匹夫，一战便可擒得。”
荀彧此番话可谓掷地有声，甚合曹操之意，众人听了，无不心服。
听罢神算军师荀彧的分析，曹操顿觉心中又多了几分底气，便决定与袁绍一战。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爆发。九月，曹军军粮殆尽，军士疲敝，士气低迷，而瘟疫又起，曹操见此惨况，便萌生了退兵的念头。
可是，曹操还是拿不定主意，便去信询问荀彧。在许昌主持大局的荀彧接到信后，随即回信说：“眼下军粮虽少，但还没有到退兵的地步。当年，楚汉相争，两军在荥阳、成皋之间相持不下。两军都已断粮，但都没有退兵，因为先退兵者在气势上就弱了一筹。如今，主公以少数精锐扼敌咽喉，使其不得寸进已达半年。眼看形势将变，此乃用奇兵之良机，断不可失。”
荀彧的话虽然有些模糊，并没有指出战局会有怎样的变化，但无疑给曹操打了一剂强心针。曹操决定“不抛弃，不放弃”，继续坚守下去。
果然，机会来了。荀彧的“攸必为变”的预测再次得到了验证——不久，许攸因为家人犯法被捕，背袁投曹，并为曹操设计火烧袁绍粮仓；而颜良、文丑也果真被关羽“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