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的“谈天说地”系列，1985年写完《鬈毛》之后，停顿了些时候，干别的去了。可自去年以来，他接连发表了《放生》、《耍叉》和《前科》三个中篇，列为这个系列之六、七、八，看来他是决心把这个系列预计的十篇写完，成为北京新民俗小说的一个重要的新的长卷。
建功的三个中篇新作发表以来，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前不久开了个生面别开的“陈建功新作研讨会”，专家与读者共同热烈评说了这三个中篇新作，认为它们体现了陈建功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平民精神即人道主义精神，更深入地开掘了北京新民俗中的文化底蕴，小说的技巧更加圆熟等等，因此呈现出一种大俗大雅、雅俗共赏的艺术品格。我是同意这些剖析和评价的。但我以为，建功的这三个中篇近作，尤其是其中的《放生》、《前科》两篇，其成就似还表现在文体探索和文体创造方面，它们表现出作者“站在了一种新的文体抉择的十字路口”的一种新的文体抉择，表现出作者文体意识的觉醒和文体创造的自觉。尤其是《前科》，作者的这段生活体验已近十载，七八年前就拟动笔把它写出来，之所以拖到现在，主要是出于文体抉择的考虑和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文体表述方式。因此，虽然《放生》和《前科》由于选择了新的叙述话语的方式和开放的结构形式，而留下了一些艺术上的瑕疵；但是，留有某些不成熟之处的艺术上的创新比守旧的圆熟更可贵得多。我正是从文体意识的觉醒和文体创造的意义上较高地评价建功新作的艺术价值的。
《放生》和《前科》在叙述话语上都采用了一种作者主观叙述和客观叙述相交错的方式，因而在结构上也形成双线交叉的新的结构形式。在这两篇作品中，作者都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是，他既没有采取传统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也不是在第三人称（或称全知视角）的叙述中出现一个隐形的“我”，而是常常跳出来直接与读者交谈，这些交谈又不是一种插叙或议论、抒情插笔，而是一种带有情节性的叙述，或者借题发挥进行一些随意性比较强的叙述，很有点“佩”的味道。这一部分叙述，我把它叫做作者的主观叙述。例如《放生》中一开篇向读者陈述写作中碰到了难题，亦即文体选择的难题云云；第三节叙述“我”访美参观华盛顿威斯康星大道上的美国老人院的遭遇，把美国老人生活与北京老人生活加以对比；第四节交代“我”是怎么认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沈晓钟及其老爷子沈天骢的，等等，都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叙述。再如《前科》这种主观性的叙述就更多了。诸如叙述作者与刘厚明、刘心武等作家是如何被北京市文联领导从全国青联委员会会场拉出来参加“严打”斗争的，叙述“我”与片警苏五一的交情，尤其是苏五一夜间现场执勤通过“大哥大”向“我”
“现场直播”的情景，还有“我”同“前科犯”秦有亮的交往，这些叙述，是区别于小说中另一部分客观叙述的，它们往往别有韵味，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又可以独立成章。对于这种具有较强主观色彩的主观叙述应该怎么看，也就是说应如何评价？我以为，这些主观叙述可以看作是作者同读者平等的对话，一下子把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拉近了。它们可以增强作品的生活氛围和真实感，加强作品的纪实性，避免小说编造的某些弊端。而作者一会儿把读者拉进故事中，一会儿又把读者拉出来谈天，这样也可以调节阅读的情趣，使主观叙述与客观叙述相映成趣。当然从传统的阅读习惯和封闭结构的要求来看，这样做，也可能破坏了作品结构的完整性和阅读时所追求的情节完整性与连续性，有些地方，由于作者话题扯得比较开，随意性比较强，这种不足之处也就更加明显地显露出来。总之，建功在两种叙述话语和双线结构的探索中是有得也有失的，但应该说得大于失，我以为这种探索还是成功的、有意义的。近些年来，秘鲁结构主义大师略萨的作品，诸如《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绿房子》等作品，对我国中青年作家的创作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其叙述方法和结构方法，为不少青年作家所仿效。例如，不少作品在叙述语调和叙述方法上把公文与小说叙述体相结合，显然是仿效《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建功在文体上的探索无疑也受到略萨的影响，但他更多的是受之启发，比之那些仅止于模仿之作，显然更高一筹。
语言是文体的重要因索，陈建功在小说文体的创造性探索中，自然也在语言上下了相当大的气力。建功的小说，从题材的采掘上是两个方面，即北京形形色色的市民和充满北京民俗风味的生活画面，从他早期写门头沟煤矿生活的作品到近作“谈天说地”系列，都可以归人此类；另一方面是写知识分子生活的，《飘逝的花头巾》即是。两类题材的作品，在语言风格上也迥然相异，前者京腔京韵，后者充满书卷气。唯其如此，人们说建功在创作上有“两把刷子”，即此之谓也。建功的近作《放生》、《耍叉》、《前科》，自然是属于北京民俗生活的一类，因此语言上自然是追求京腔京韵，而且比之“谈天说地”的前五篇，似更地道些。建功生于广西北海，少年进京，自然不是北京土著，可是他作品的语言，都是地道的京腔，且有其特点。这大概来自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十年门头沟的矿工生活打下了基础，八十年代初成为北京专业作家后，又留心于北京语言的学习揣摩；另一方面也来自他对北京民俗和北京语言学术性的研究。这两个方面，使他的京腔既地道，又透着点学者味。这可以说是建功小说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建功的小说中，引用了不少北京的俚语、歌瑶，也用了不少北京的口语，诸如“闹心”、“蹦达”、“操性”、“这拨儿”等词语，还有像“你呀，想活到人家那境界，且哪！”之类的口语，都是很有北京味的，既是北京的，也是陈建功的。
不仅注重写什么，也注意怎么写，这种文体上的自觉和探求，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作家在创作上走向成熟。陈建功近作中的文体自觉和文体上所作的抉择与试验，应该说是桩好事。我们有理由对陈建功的小说创作寄予厚望。
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