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是永远难以忘却的一年。那一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动荡十年的“文革”岁月，也从此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从那以后，出现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调叫做历史新时期的一个崭新的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也由此出现了新的生机，开始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从1976年到2006年，整整三十年的岁月弹指一挥间。就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来说，这三十年也是令人难忘的，值得认真做一点回顾和总结的。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或稍前几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当代文学则以1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起点。这是一种传统的文学史观。其实，我国的现、当代文学是可以打通的，称之为二十世纪文学似更符合文学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大概可以看到三个三十年，也就是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三十年，即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新文学的发轫、发展和第一个繁荣期，亦即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文学史家正在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而在这之前的十余年，可以说是新文学的酝酿期，二十年代是新文学的发展期，三十年代以后则是新文学的成熟期和第一个繁荣期。在这个时期里，无论是海派，还是京派，都出现了不少大家和力作，书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辉煌的一页。三十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有根据地文学、大后方文学和上海“孤岛文学”之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1979年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这三十年是中国二十世纪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虽然五十年代也出现了一些反映革命历史的有影响的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优秀作品，但由于文艺上的极“左”路线和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这种极“左”思潮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于是文坛一片萧条，文学创作走入死胡同。因此，就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第二个三十年并非发展繁荣的时期，其中不少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和记取的。
第三个时期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和1979年四次文代会召开以来跨世纪的这三十年。这是中国二十世纪新文学发展从复苏到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思想解放、文艺方针的调整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以及精神上与五四接轨，文学队伍的壮大以及文学创作成果的丰硕，还有中外文学的交流诸方面来看，这三十年无疑是中国百年新文学发展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也是我国自1840年以来的近代文学发展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它堪与我国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盛唐时期等文学繁荣时期相比肩。
通常把1976年或1979年以后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尽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发展有了新的变化，有人又把新世纪开始以来的这五六年的文学称之为“新世纪文学”，但就整个文学发展趋势来看，我还是宁可把这三十年来的文学称之为新时期文学。
那么，新时期文学有些什么特征呢？为什么说它是自近代文学开始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呢？
首先，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对作家的尊重和对客观艺术规律的尊重使作家的创作有了广阔的自由的空间，而对外开放带来的空前规模的中外文学交流又给作家们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参照。这就促使文艺思潮的空前活跃和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称“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所致的《祝词》中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这里，提出了“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后来又加上“为社会主义服务”，称之为“二为”方针；后面又提出了创作上的“自由发展”和理论上的“自由讨论”，这都是党的文艺方针重要调整的体现。在这种方针的指引下，三十年文学发展虽然也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但应该说，作家们的艺术劳动得到了尊重，创作空间空前的自由。这一切，都是文学创作繁荣的重要保证。
其次，文学队伍空前壮大。这三十年来的文坛，出现了老、中、青、少几代人同堂，和谐共处、共谋发展的好气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截至2005年年底，已有七千四百余人之多，再加上全国省级作家协会数万名会员，这支创作队伍也是前所未有的。更加可喜的是对于这支庞大的创作队伍，各级文学组织设置了像鲁迅文学院以及各省级作家协会的文学院这样的培训机构，以及各种层次的创作基地，为作家的培训、深入生活和集中精力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各种各样的评奖活动和作家作品研讨活动作为重要的奖励机制和学术研讨又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
再次，文学创作空前繁荣。三十年来，文学创作空前的持续的繁荣，为历史上所仅见。全国有专业文艺出版社三十一家，再加上不少综合性出版社或教育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也出版文学书籍，每年文学书籍出版量数以亿计；全国计有文学期刊四百余家，每年也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仅以长篇小说为例，“文革”前的十七年出版长篇小说一百七十八部，二世纪八十年代初，每年出版（发表）长篇小说已超过百部，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每年出版（发表）超二百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致现在，每年出版（发表）近千部。六届茅盾文学奖，共评出获奖长篇小说二十九部，其中绝大部分是具有较高的艺术质量的；如果扩而大之，六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即初选作品）就有一百三十余部，说明三十年来具有一定艺术质量的长篇小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也许有人会说，三十年来还没有出现像鲁、郭、茅、巴、老、曹那样的文学大师，也没有看到传世的经典之作。我以为，大师和传世的经典之作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和岁月的冲刷的。即使大师和传世之作还没有被认可，但是，可以看到，由于文艺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及文学队伍的壮大和文学创作的繁荣，正在为大师与传世之作的问世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改革幵放为中外文学交流（包括人员的互访、作品和思潮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这种交流，尤其是被隔绝近半个世纪的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包括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文艺思潮在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陆续的引入，对我国当代文坛和作家的创作所起的冲击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加以考察。
前期是1989年之前的十余年。这一时期，文学由复苏而逐渐走向繁荣，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呈主题递进式地发展。这是文学同时代、同人民、同生活密切结合的一段令人难忘的时期。老一辈作家从“四人帮”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焕发文学的青春；当年一批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中年作家成了“归来的一群”，在创作上成喷发状态；一大批中青年作家经过十年风雨的洗礼，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在创作上，先是刘心武的写“文革”内伤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引起人们的共鸣，弓I起人们对刚刚结束的“文革”岁月伤痕的抚摸；接着有一批作家循此对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的反思，写出了像王蒙的《蝴蝶》和《布礼》、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贤亮的《牧马人》、宗璞的《我是谁》等一批被称为反思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正当一些作家正在抚摸“文革”的伤痕和反思逝去的岁月时，新的时代正在迈开大步急速前进，改革开放的脚步声溪撼了作家的心灵，蒋子龙率先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批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成了“改革文学”的排头兵，随之，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等一批追踪反映改革浪潮的有分量的作品蜂拥而上，“改革文学”一时成了人们瞩目的文学浪潮。此后，诸如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以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代表的文化寻根小说，还有余华、马原、格非等人的新潮小说，也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这种主题递进式，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学浪潮，颇能表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的密切关系，也记录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当代文学史上这一页是令人难忘的。
1989年之后的九十年代文学和新世纪开始以来的“新世纪文学”，我们姑且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的后期。迳十多年中，由于文学观念的多元，导致了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加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市场，作家们以更加放松的心境和自由的心态进行文学创作和艺术探求，也承担了更多的市场压力，于是形成了文学地图上的三大板块，即：主旋律文学、大众通俗文学与作家审美文学。倡导主旋律文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后来，逐渐形成了“弘扬主旋律、倡导多样化”的口号，并成为一种新的文艺方针。在党的宣教部门以及各级作家协会的倡导下，主旋律文学逐渐成为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主潮，出现了诸如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绝对权力》等一批社会反响比较强烈的作品；大众性的通俗文学九十年代以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同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人市场有关，港台畅销书的大量引进，大陆公安题材文学创作的繁荣，都成了九十年代以来大众通俗文学的靓丽的风景线；但是，人们还是把目光投向一些志在艺术探求的作家们的创作，他们奉献出的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乃是我们民族文学兴盛的希望所在，这方面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开出一长串书名，诸如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央珍的《无性别的神》、陈忠实的《白鹿原》、熊召政的《张居正》、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周大新的《第二十幕》、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莫言的《植香刑》等等，都可以列人这一名单。它表明，新时期三十年的文学已结下丰硕的果实，我们的文学还是有希望的！
2005年11月14日写成于北京亚运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