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少年，不好好读书，早早离开了校园，他想到社会上去学一门手艺，自己养活自己。他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用自己挣的钱，买书，下馆子。他很喜欢读书，也很喜欢吃。他很少做衣服，况且喜欢穿旧衣服--对朋友送的旧衣服，他穿在身上后会很愉悦，觉得有人气；对自己穿过的衣服，哪怕破了烂了，也舍不得丢，他很迷恋，常常会打开橱门去看看它们。他和它们能够交谈。
后来，他写诗了。
其实他很早就写诗，很早就知道有诗这么回事：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他很早就知道有李白，还有汪伦。以至他对姓李姓汪的人都有神秘感。他母亲姓李，他就常常缠着母亲写她的姓名，请她写在本子上，写在他收集的香烟壳上。他现在还能模仿他母亲的签名，点画之间，有些何绍基的味道。
大约在四五岁时，他爬上饭桌，对姑母说，他要写诗了，让姑母给记下来：
小扁担，长呀长，
乡下人，挑着筐。
一筐装着水蜜桃，
一筐装着黄鼠狼。
一筐为什么装着水蜜桃？姑母问。他说，我爱吃。一筐为什么装着黄鼠狼？姑母问。他说，它好玩。
后来有其他好玩的事要做，种桃树，画人人头，放幻灯片，他就忘了写诗了。
后来，他又写诗了。他以为自己在古代就能成为李贺，在外国就能成为拜仑，他最早知道的古代诗人是李白，他最早知道的外国诗人是普希金，说来也奇怪，他从没想过要成为李白或普希金。在他少年时期，他一门心思地想成为李贺或拜仑。现在，他早没这份文学野心了，因为他知道他在现代，他在中国，他在现代中国，他要成为他自己，活得舒服些。
一个少年，他与同龄人大都合不来，他不是与院子里的小学生玩--他住的院子里有座清代的戏台，脚踩上去，地板会咚咚闷响，他后来听一盘京剧磁带，就又听到这咚咚闷响--就是与社会上的青年玩--他跟着一位青年，这位青年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他坐了一下午的车，在同一条线路上跑来跑去，都跑厌了，但经过北寺塔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抬头望望。重修北寺塔的时候，建筑工人在塔顶上抓到过一条白蛇。
他那时常到朋友家读书。那时书很少，许多书还没开禁，有这些书的朋友也就不愿出借。他读书读到很晚，回家，有时候喝了点酒，就故意穿过体育场，练练胆子--体育场的午夜，是阴森怕人的，没有一点灯火，就是周围也没有一点灯火。九十年代之前，枪毙人，都先在体育场开公判大会。五十年代，苏州市公安局惟一没破的一件命案，就是一位小学女生，被人奸杀在体育场。这案现在还是无头案。直到七十年代，还有人有鼻子有眼地说，在体育场围墙里的第几棵第几棵树边，清明节前后能听到像是女孩的哭声。有一次，他没喝酒，但他也想穿过体育场回家，因为月亮很大。他跨过体育场的铁门，就看到一个白影呼哧呼哧飘忽着，惊骇之余，他终于看明白了：
一个人踢着足球，他把足球朝球门方向轻轻一磕，然后奋力追着它，有时候从前进着的足球上面跃过，停下身来，等它；有时候放慢脚步跟着足球跑，快到球门，他就跑到足球前面，一转身，站在球门下，用手指指足球，把跌跌撞撞滚来的它一把抱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