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的回忆，是轻易不让人看的，让人看的时候，也就是它的被伐倒之际。年轮滚滚而来，哪一年大旱，哪一年大涝，树记得清清楚楚。相较于树，人的回忆倒像家常便饭了。繁文缛节的生活，人的回忆，也就是喘口气，使日子跳一跳，跳落点尘土，简约起来。除了普鲁斯特，人的回忆大概都是很简约的吧。
六十年代--忽然这是二十世纪的事了--我与祖母住在调丰巷。调丰巷里现在想来，竟然没有一棵树。苏州的许多小巷里，是都见不到树的。苏州的树，都种在哪里？细细一捉摸，我想苏州的树是都种在围墙后面的--像煞小家碧玉，读惯了束胸的《女儿经》，很少抛头露面。还有的，就是在大街上。大街上的树品种单调，形迹浑浊，一般皆法国梧桐矣。也就是悬铃木。暮春初夏，悬铃木的花种飘飘，才惹人注目--飘到眼眶里，奇痒无比，只得刮目相看，时时刮出泪来；而飘到鼻孔中，又佶屈聱牙，有股民国时文言文的涩味。我读过点诸子百家、秦砖汉瓦、魏碑晋帖、唐宋文章、明清小品，虽然不能说文解字，但意思还能明白个大半。读到民国时的文言文，却连意思也不明白了。如鲁迅在一九二二年所作的杂文《估《学衡》》中对“学衡”一派的寻章摘句，寻摘出的还算是不涩的，只是不通而已。文言文到了民国，不通的为多，苏州人到了暮春初夏，不通的也多，因为悬铃木的缘故，鼻子大半不通了--暮春初夏的悬铃木的苏州，是一个鼻子容易过敏的城市。近几年的苏州，不种悬铃木，多种香樟了，算是对以前苏州人的鼻子所受到的伤害的补偿。
从我家后门出来，是土堂巷。土堂巷里也没有树。但我一直认为土堂巷里是有一棵树的，一棵枇杷树。我还和巷里的小孩聚在一起，唱着童谣。那时--也就是说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是一位行吟诗人和文化传播者，最起码也是民间文学工作者，当然，不只是我一个，甲也是、乙也是、丙也是、丁也是，鼠也是、牛也是、虎也是、兔也是，他们都是行吟诗人、文化传播者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巷里的小孩都是。凡小孩都是，无论古今，不管东西。老夫子曾见几个小孩在太阳底下唱着童谣，内心忧伤。我现在见到那时的我，在枇杷树底下唱着：
麻子麻，采枇杷，
枇杷树上有条蛇，
吓得麻子颠倒爬。
内心愉悦。但说是唱着童谣，实在是背着童谣。没有一首童谣是能够唱的--后来进了小学，在一架老风琴边学的，另当别论。因为这只是所谓的童谣了，更像是“翁调”。
土堂巷里的确有一棵枇杷树，只是不在巷子里，也在围墙后面的。在一堵清白的高墙背后，立在巷子里还看它不见。这一堵高墙，两扇门黑漆沉沉，是常常闭关的。偶尔打开的时候，我碰巧在它门前玩，就能望到这一棵枇杷树的阴绿，和阴绿之上朱色的栏杆。但我从没进去过，我怕，大人之间流传着这门堂子内闹鬼，有时候深夜，空关的房间中会传出摔碗扔盆的声音。“第二天一看，一只铜面盆从中间断开，整整齐齐地像用锯子锯的。”有一次，黑漆沉沉的门半开着，住在这门堂子内的一位少妇，头发湿漉漉的，身上逸着团肥皂的热香之气，托着只梨，正想咬，看见我走过，就要把梨给我吃。我那时的知名度很高，几条巷子里的人都知道我是“□□家的长孙”。我逃跑了。事后很后悔。这位少妇在我那时的心中，显得很神秘，像后来所知道的芸娘与玛·茨维塔耶娃。她显得很神秘的原因是大人之间流传着这位少妇的脖子上有颗喉结。我那时不幸还没有喉结，所以就觉得她神秘了。每次见到她，总想朝她脖子上看看，但总是不敢，所以就越发地觉得她神秘了。
父母家那时还没搬到通关坊，住在幽兰巷。那是一个很大的门堂子，有几进深，前面后面都有花园。花园之中，当然有树，也只有树了，亭台已经颓败，池塘早就干涸，一些假山石摇摇欲坠，仿佛三伏天经不起暑气的棒棒糖。假山石要融化了，假山石要入土为安了。而后花园这时还没人点灯，也灰头土脸得很。一条竹编的篱笆把后花园一隔为二，在土坡上有间房子，是江南名家吕凤子的大弟子的画室。
《回忆树》没有写完。写的兴致没有了。反正树本不是用来回忆的，树是看的。树一年四季都好看，余则似乎不足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