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苏州，不听一听苏州评弹，就像到了饭店不美食一番。饭店随处可见，苏州评弹目前出了苏州，要听到并不容易。侥幸听到高手的说噱弹唱，用老话讲就是三月不知肉味。尽管现在肉不值钱。
大红色的水牌上白字联翩。这白字不是错别字的意思，是白色的字。据说是用石灰水写的。水牌搁在书台上，写着书目和说书先生的名字。水牌上的字，使用完后，可以用水擦去。所以叫水牌。红底上的白字，茶花瓣浮雕着残雪。春色满了。说书先生坐在书台上，有单档的――以评话居多；有双档的――两名男演员称男双档，两名女演员称女双档，现在常见的男女档从形色的丰富、音色的参次方面来看，似乎更赏心悦目。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就是从苏州评弹里的男女档上来的。看他们干活的听书先生，有时倒累，如果不巧遇到色艺俱衰，又肉麻当有趣，更洒狗血的。以前听书的都是男客，女子入不得书场，演员也没有坤伶。这与京剧的情况差不多。
男的说书先生捻住弦子，从容得像捋着自己的胡须；女的说书先生抱住琵琶，矜持得如量着自己的腰身。弹弦子的坐在半桌的右侧，术语叫上手，掌握着书情的推进、说表的节奏；坐在左侧弹琵琶的是下手。男女双档。有夫妻档的，也有兄妹档的。还有师傅带着他的女徒弟。
师傅一身蓝衫，码头跑多了，蓝衫的下摆就开着几朵深秋芦花，流淌着泥沙俱下的江湖水。而女徒弟穿着水绿色的旗袍，就像在水面摆动的水草。
两个人弹唱着《三笑》，或者《珍珠塔》。
我有一次梦见这两个人，至于他们弹唱着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醒来，还看见这两个人背后的屏风。屏风上画着韩熙载夜宴图，新编的韩熙载夜宴图：他坐在玉兰花下，树梢头飘摇着紫紫的星火，照亮衣物上明亮又不无奢靡的青绿山水。山水与衣物，哪个破得更快？流传有绪的韩熙载夜宴图上，并没有这个画面。
这是弹词之夜，我至少梦见过三次。
苏州评弹是评话与弹词的合称，两者又俗称为说书。评话是大书，弹词是小书。我少年时光喜欢听评话，现在人到中年，倒听起了弹词。评话有英雄气，常常是慷慨激昂的，骑在一匹看不见的马上，秋高气爽，鬃毛猎猎；弹词是美人的味道，游廊曲径，灯光冻，海棠滴石斑斑粉彩釉里红。评话是战场，弹词是情场，但战场上有春梦，情场上有斗志。所以评弹是阴差阳错刚柔相济--典型的苏州人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回想苏州人，对他们的记忆，就是“阴差阳错”这四个字。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评话是历史社会的个人注解，有点大材小用；弹词是人情世故的公共关系，好像小鱼吃大鱼。其中之美，高手表现得淋漓尽致。
游刃有余，评话话到云深处；得意忘形，弹词弹出数峰青。
这是高境界。只有游刃有余了，才能得意忘形，如果得意忘形觉得不好听，就说得意罔象吧。庄子需要很费力地梦见了蝴蝶，方才得道；苏州人随便听听书，就得道了。所以外地人都说苏州人聪明，其实是苏州的评弹艺人聪明，寓开悟于娱乐之中，学道像闹着玩似的。走在街头看苏州人，个个大彻大悟；只是跑到巷尾望望，又好像只有小商小贩。吴文化在我看来，既是大彻大悟的文化，又是小商小贩的文化。
大彻大悟使它有人情，进而怯弱；小商小贩则让它充满了世故，甚至刁蛮。
说书先生的龙桌就很人情世故。苏州评弹里把演员演出时放置乐器、醒堂木等道具的桌子叫作“龙桌”。不知为什么。把椅子上的垫子叫作“君垫”，据说倒有个传说：清代的说书先生王周士给乾隆皇帝说书，皇帝面前坐不得，他跪奏言道，说书虽贱，但只可坐讲，不能立说。乾隆皇帝听书心切，就赐了个蒲团。从此就把坐垫叫作了君垫。清朝的皇帝是很相信宣传的，入关之后就派出八旗子弟去各地说书，宣传他们的政策，这就是戏曲里“子弟书”的由来。龙桌只有方桌的一半，说大书时横着放，说小书时竖着放。说大书时横着放，很小巧，缩短了与观众的距离，大有人情味，让人感到亲切，可以说不乏世故；说小书时竖着放，又便于双档之间的交流。
王周士是弹词演员，精弦子，擅放噱，以弹唱《白蛇传》《游龙传》闻名。他创建了评弹艺人的行会“光裕公所”，还总结说书经验，写下了《书品》《书忌》，各十四则。《书品》《书忌》我都看了，不玄虚，大实话。经验之谈都是大实话。
半桌两侧瞒着绸缎或者丝绒的桌围。我好像看到过刺绣的绸缎桌围，刺着玉兰花。所以梦见玉兰屏风了。桌围一般是大红丝绒的――大红丝绒的桌围具有经典性：简洁而华丽。绸缎桌围略显轻薄，刺了绣，又有点小器。
苏州评弹是一种省俭的艺术--醉心于酒的人是壶中乾坤大，乾坤全在一把酒壶之中；听书的时候会觉得嘴中乾坤大，乾坤全在说书人的嘴里。这种省俭实在奢侈得很。苏州评弹首先在于表演形式的省俭上。因为它的意态太丰富了。像看倪云林的画，寥寥无几有时却觉得难以置信的重笔复墨。蒋调的代表作弹词开篇《林冲夜奔》，与昆曲的《夜奔》，异曲同工。在给观众提供的空间上，由于评弹艺术的制约，反而产生意到笔不到的写意效果。杨振雄的长篇弹词《武松》与盖教天的《武松》，一个是语言的，一个是形体的。一个是虚，一个是实。苏州评弹是虚的艺术，在本质上是文学的、音乐的。具体地说，评话更接近文学，弹词更接近音乐。
我第一次去书场听书，大概是七八岁。那时，能听到的只有现代书。大都是从样板戏里移植过来的。老听众借以过瘾的，无非是评话中的噱头，弹词中的老调。聊胜于无。我以为如此。后来遇到一个老听众，他说，那时借以过瘾的是总算又有了书场这个氛围。因为有一阶段连书场都没有了。而对于我来讲，外行看热闹，热闹得很――记得那天听完书回家，已晚上九点半钟，我还兴奋不已。晚上九点半钟，对三十年前的苏州这个小城而言，就是夜深人静露华凝素了。我与祖母住在调丰巷，书场在小公园，五六分钟的走路。
后来书就听多了。
我父亲与评弹界交往颇多，评话响档金声伯、张国良等人是常客。金声伯聪明人，小时候在钱庄里当学徒，后来拜杨莲青为师，两个月后就能登台演出。在评弹界有“巧嘴”之称。尤其擅长“小卖”――噱头的一种，演员在说书过程中所作的一两句风趣诙谐的插话，插得得体，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妙。有一次他看到我在画画，就问我，你知道雨是怎么画的吗？他问话的时候神密莫测，我心惶惶。他说他看亚明画雨，先在宣纸上用矾水一洒，再用淡墨一染，雨就下大了。说完，他又补了一句，你不知道吧。我内心里有些不服气，因为我的绘画启蒙老师早给我看过赵之谦的一幅画，是用矾水画的太湖石――太湖石上的一个小洞，就是矾水画的。我后来服气了，知道凡做事要举一反三。张国良是说《三国》的名家，评话《三国》在苏州评弹里被称为大王，弹词《三笑》被称为小王。张国良被称为“活鲁肃”，我看京剧《群英会》的音像资料，谭富英演的鲁肃，也极有味道，但张国良的，更为传神――因为细腻。这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演形式。我听裘盛戎的包公，想起评弹界的“老包公”顾宏伯，就觉顾宏伯稍少一点情致。艺术是殊途同归的。
京剧也好，评弹也好，在我看来，只要声情并茂便好。声是一个演员的修养，情是一个演员的素质。声外情内，由内到外，就不会过或不及。最讨厌的是过犹不及。
苏州评弹艺术早到达高峰，创新的可能已不是可能，除非由此“缘起”而“变文”，但没两三百年的工夫是变不成的。梨园行称外行叫“棒槌”，评弹界叫“叫鸟”。我这个叫鸟也该闭上鸟嘴了。王维曰：“月出惊山鸟，时鸣春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