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农业文明的缘故，中国文化里有一种对季节的敏感。天人合一，既是对这种文化的概括，也是对这种敏感的注解。春夏秋冬，既可以用来对一个人的经历描述，也可以用来对一个时代的盛衰记录。
苏州园林也是如此，尽管风格纷呈、气象万千，从季节入手，也可以把它们分出个春夏秋冬。当然，这更多地是依赖于欣赏者的艺术感觉。
书籍虽说是为读者写的，但它也在挑选读者；苏州园林也是如此，它对欣赏者同样提出要求。没有一点传统文化的准备，不熟读一点古典诗词，不了解一点造园时期的画风书风，尽管也可以欣赏，但总有些不得要领。
欣赏苏州园林和听西洋歌剧东方昆剧一样，都属于欣赏高雅艺术的范畴，修养是必不可少的。
二十世纪大名鼎鼎的作家福克纳在一块邮票般大小的土地上创作出不朽的作品，苏州园林也是如此，有时候还更小，似乎只在半张邮票上建亭叠石。
用半张邮票，苏州园林就不无神奇地向世界寄出了一封信，蝇头小楷，珠圆玉润，夹叙夹议，条理分明。
半园就是如此。半亭半阁，半真半假，这个“半”，是“怀抱琵琶半遮面”的“半”呢，还是“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半”？这两句诗，都与秋天有关。
中国文化本身就是秋天的故事。
由于中国文化很早就“晴空一鹤排云上”，独领风骚，所以也就处处散发出一种成熟的气息。
它被不同的角度讲述着、阐释着，而苏州园林可谓匠心独具，用现身说法的方式，讲述着、阐释着中国文化秋天的故事。
散步在半园难免逼仄的花径上，只要抬头望去，似乎就能看到“便引诗情到碧霄”了。
这两行诗出自刘禹锡的一首七绝：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一首七绝，可以看作秋天的故事中的精神。
这种精神在曲园里也可一见。曲园是晚清着名学者、朴学大师俞樾的故居。
俞樾被东南亚的文人墨客称之为“东亚第一宗师”，声名显赫的章太炎就是他的学生。
曲园的宅门上高悬着李鸿章手书的大匾，俞樾和李鸿章是师弟兄。他们两人的老师，则是“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曾文正公曾国藩。曲园的主体建筑“春在堂”，白底黑字的匾额，这“春在堂”三个字，就是曾国藩的墨迹。
俞樾把曲园的主体建筑命名为“春在堂”，把他的一生着作命名为《春在堂全书》，他对“春在”两个字情有独钟，因为其中有只故事。会考的时候，俞樾以“花落春仍在”一句诗受知于曾国藩。那时的大清王朝已危机四伏，曾国藩读到这一句诗时肯定是感慨良多的，不管怎样，他还是为这一句诗中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感到振奋。
但俞樾的内心或许是苍凉的，他走了一条与李鸿章完全相反的道路--他要“学术救国”。这影响无疑深远，从“五四时期”的蔡元培他们身上，还能恍恍惚惚地看到曲园的花开花落。
“春在堂”里，放着一架钢琴，据说是赛金花留下的旧物。这是后人好事，从别处搬来的。虽说有点不伦不类，倒也不失是一个有关时间的隐喻。
如果在一个深夜，偶尔经过曲园，听到钢琴声逸出高墙，即使这是幻觉，历史也不能被忘记了。
“春在堂”前高大的梧桐，风声萧萧，树声萧萧，一片梧桐叶落地了，发出叹息般的声音。一叶落而知秋--叶是另类的花，花落了，“花落春仍在”。
曲园的“曲池”和“认春轩”之间，有一棵紫薇，常言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但紫薇偏偏就是百日红。文化有时候也有许多例外。
由于对季节的敏感是中国文化里的隐形结构，所以用春夏秋冬来划分苏州园林，也就不能说是捕风捉影。
真是一个巧合，说起苏州园林，挂在嘴上的就是四大名园，像春夏秋冬一样，它也是四个单元。
四大名园的顺序按朝代排列，宋元明清，依次对应为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和留园。
这种排列，由造园年代而定，虽然园林专家有不同的说法，但约定俗成。文化中有很多约定俗成的部分，正是这些部分构成了文化的无穷美丽和魅力。
宋代的沧浪亭，元代的狮子林，明代的拙政园，清代的留园，从艺术感觉上着手，它们的顺序可能就要换一换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从中国私家园林这个方面而言，拙政园的造园规模和造园构想，都可以说是像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春风拂拂，春水漫漫，留连于亭台楼阁之间，一如留连光景。拙政园雍容华贵、优雅大方，喜欢昆剧的人不去拙政园转转，是会有许多遗憾的。起码会少了点触景生情、触类旁通的感性认识。或者说喜欢拙政园的人不去听听昆剧，其结果也是如此。造园和演戏；游园和听戏，有一种文理上的缠绵，正如“梧竹幽居亭”上的那一副对联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