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赫滕斯泰因（1780—1857）是这次国际学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他享有旅行学家和动物学家的殊荣，并且是柏林动物园的创始人。
他一见到雅洛茨基和弗雷德里克来访显得很高兴，并介绍了坐在一旁的胡姆博尔特（1769—1859，德国杰出的自然学家、地理学家）。
第一次出国的弗雷德里克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特别是听到雅洛茨基教授对他热情褒扬的介绍。
李赫滕斯泰因也是声乐学会的成员，音乐自然成了他与客人的热门话题。他对弗雷德里克迟来一天表示惋惜，因为昨天早上他的女儿刚刚举行了钢琴协奏曲的公开演出。他表示愿意把弗雷德里克介绍给住在柏林的一流艺术大师。
第二天吃晚饭前，弗雷德里克低声请求雅洛茨基教授允许他提前用餐，因为柏林每天晚上都有精彩的音乐会。他已在后悔昨晚上没有看到德国作曲家温特（1754—1825）的著名歌剧《中断的宴会》。
不过弗雷德里克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我的身体很好，戏院好像特意为我安排的，从星期二开始，每天都有新剧目上演。”
他得意洋洋地列数着已欣赏过的节目，其中就有英籍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亨德尔（1685—1759）创作的一部清唱剧《圣塞西利亚日颂诗》的极佳效果，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认为该剧更接近他想创作伟大音乐的理想。
在这里的舞台上他终于看到了德国人演出的韦伯《自由射手》，他认为：“……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可以把我们的歌唱家和他们的作个比较。”
弗雷德里克在作比较时，对于柏林的歌唱演员的评价也并不高，即使是走红的女中音蒂巴尔迪，或者是扮演喜歌剧《货郎》女主角的波琳娜·莎特莱尔，他也听出有些疵瑕。于是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巴黎，也许那里有完美无缺的音乐会。
国际学术会开幕之后，李赫滕斯泰因教授整天被大会杂事缠住了，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不过他还是热情地为弗雷德里克搞到了大会入场券。
弗雷德里克也总算亲身体验到了这次高规格的国际会议气氛，他在给父母的信中满意地说：“座位很理想，凡能看到和听到的，我都看了、听了。我甚至还仔细地观看了皇太子。”即后来的德国皇帝F·威廉四世。
在异国他乡的公开场合下，弗雷德里克还没有勇气在社会名流面前作自我介绍，从而失去了进入德国音乐界圈子的机会。他看见了50多岁的意大利作曲家斯蓬蒂尼、70多岁的德国作曲家蔡尔特（1758—1832，歌德的朋友和音乐顾问）等人，但只好远远地站着。
即使是蔡尔特音乐大师的学生门德尔松（1809—1847）也使得弗雷德里克不知道能不能上前作自我介绍。门德尔松仅比他大一岁，他创作的《弦乐八重奏》和为莎士比亚喜剧《仲夏夜之梦》所作的序曲等，则获得了激动人心的成功。
在年轻、强劲的同行对手面前，激起了弗雷德里克的强烈自尊心，成为赶超他人的巨大动力。几年后他与门德尔松在巴黎相遇时，他也拥有了传世之作。
在柏林逗留期间，弗雷德里克的脚步不知不觉地跨进了音乐商店。两家著名的钢琴厂里也出现了他的身影，但令人失望的是找不到已制成的钢琴成品，使他原先想亲手试试的想法成为美丽的泡影。
但有一件事立即打消了他不愉快的心情，他在柏林皇家图书馆里惊喜地看到了柯斯丘什科（1746—1817）的一封信。柯斯丘什科是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英雄，1794年爆发反抗俄国的起义时，他成为克拉科夫民族运动的领袖人物。尼古拉教授也参加了那次爱国战争，使他终身难忘。
弗雷德里克和雅洛茨基教授的波兰口音引起了担任图书馆文书的法尔肯斯泰因注意，他正是撰写柯斯丘什科传记的作者，并把此书译成波兰文。他请雅洛茨基教授当场把柯斯丘什科的这封信翻译成德文，并记录在袖珍笔记本上。
弗雷德里克注意到了一个难忘的事实，正是这位可敬的历史学家法尔肯斯泰因花了很大的功夫，才把柯斯丘什科这封信上的一个个字母描抄下来的。
这不由令人升起一种民族自傲感，特别是在国外看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受到尊敬时。弗雷德里克在信上向父母汇报此事时，也特别感谢这位撰写柯斯丘什科的传记作者，称他是一位“英雄”。
因为在波兰国内谈论柯斯丘什科领导那次全国抗战是一件危险的事，公开的言论自由早已被剥夺。嗅觉灵敏的密探和警察随时都会突然闯进来抓走爱国者，然后在地牢、刑讯中失踪。弗雷德里克班上有的同学就曾遭到这样的不幸。
在柏林的半个月里遇到的种种事情，在弗雷德里克敏感纤细的心理上迅速引起鲜明的反映。他时而感到自己很强大，走在柏林的大街上浑身有力量；时而又觉得像个女孩一样孱弱，甚至不敢抬头；时而心里涌动着一股炽热的感情，恨不得立即倾泻在钢琴上；时而又闷得慌，希望父母就在身边，为他安排一切，说上一句“晚安”。
成熟与稚嫩的二重性奇妙地统一在弗雷德里克的身上，一旦跳出了音乐天才的圈子，他在生活中的缺点便会清晰地暴露出来，同样令人吃惊。这在以后的巴黎生活期间尤为突出。
在返回华沙的路上，马车在舒勒肖夫的驿站停下。这里距离法兰克福城市并不远，但大汗淋淋的马匹跑不动了，马车夫只好请旅客们耐心地等待。
弗雷德里克活动一下手脚，细眯着眼看看阳光下的周围景象，大路旁边是驿站的小旅店。
在并不宽敞的旅店里，弗雷德里克的眼睛突然一亮，一架老式的钢琴静静地搁在一边，他不由地走过去。
小旅店的老板听到屋里的钢琴声，先是一愣，接着老板娘和几个女儿也惊讶地从里屋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东西。
美妙的钢琴声飘出了小旅店，几个过路的当地人也停住了脚步，他们还从未听见过如此动人的乐曲。
弗雷德里克像个施展魔法的阿波罗之神，带领着这些淳朴的听众遨游在令人遐想的音乐世界里。
“快上车了……”鲁莽的马车夫急冲冲地闯进小旅店，立即遭来了众人的“嘘嘘”声。
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个小时，精疲力竭的弗雷德里克才停住了即兴演奏，这是他在德国意外举行的一次小小音乐会。他没有穿礼服，也没有高质量的钢琴，他却受到了真挚的热烈欢呼，马车里也装满了热情听众的衷心祝福——糕点、糖果和醇香的葡萄酒。
多年后，弗雷德里克在欧洲上流社会里受到过无数次的欢迎场面，但都不如这次小小音乐会更令人难忘。
在路过波兹南时，弗雷德里克和雅罗茨基受到了一位主教大人的盛情款待，连续几天的旅途疲劳得到了愉快的缓和。这位主教大人正是沙贝克夫人现在丈夫的亲戚。
拉季维乌亲王在豪华的邸宅里接见了弗雷德里克和雅洛茨基，不一会儿客厅里还响起了钢琴和大提琴二重奏的旋律，那是亲王和弗雷德里克在用音乐语言进行亲切地交谈。
10月6日，尼古拉夫妇终于看见了风尘仆仆归来的儿子。
“弗雷德里克，你真的看见了皇太子？……”露德维卡和妹妹急切地想打听到更多的柏林新闻。
3 “这么晚了……”
夜深了，大街上偶尔响起马车驶过的声音，惊起一阵狗叫。弗雷德里克的屋里还亮着灯光，书桌上散乱的草稿纸，有的被捏成了一团，有的被撕成碎片，地上也飘落了一些。
为了追逐一个理想的和弦或转调，弗雷德里克甚至恼怒地折断了铅笔。失望与焦虑并没有阻止他的创作，手写稿还是在不断增多。
他想试试刚才的构思，打开了琴盖。在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颠簸的马车，驿站的小旅店，还有柯斯丘什科的那封信……
他忘了周围的一切，忘了沉睡的地市，一个似曾相识的旋律渐渐清晰，顺着他的手指在跳跃，在飞旋。
他越弹越快，琴声冲出窗外，撞击着宁静的浓浓夜幕。
房门被推开了，尼古拉穿着睡衣站在门口，他想提醒儿子该休息了。但过了一会儿，他却无可奈何地笑了，门又重新关上。
此刻弗雷德里克很幸福，他属于另一个辉煌的音乐世界。
柏林之行深深刺激了弗雷德里克，舞台上光彩流溢的乐曲声，如醉如痴的听众，雷鸣般的掌声，那是一个音乐家征服柏林的意志和才华的集中表现。
弗雷德里克衷心感谢这次出国旅行，为他展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世界。这么多出色的歌剧旋律和丰富的表现形式填补了他的学习空白，就像一股清冽泉水流进了渴望多年的心田。
创作才是他惟一表达出国旅行感觉的最好方式，他觉得胸中有许多东西堵塞着，需要马上释放，在琴键上跳跃，在手指下流淌。
他现在已经是音乐学院三年级的学生，没有必要在课堂里做个遵规循矩的学生，尝试创作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则成了他的主要自修内容。
《A大调波兰曲调大幻想曲》（作品第13号）的创作构思，可能来自于舒勒肖夫驿站旧钢琴上的即兴弹奏。这个推测并非没有理由，只有在异国土地上才能体会到祖国庄严的分量，油然产生强烈民族自尊心——热爱美丽的波兰。
1828年12月，弗雷德里克在给朋友的信中得意地说：“《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总谱已写完，其引子非常独特，比穿在我身上的呢料长礼服还美。”
克拉科维亚克舞曲来源于克拉科夫城的波兰舞曲，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活泼的2/4拍和“哒哒”有节奏的重音出现，这是弗雷德里克渲染气氛的有力手段之一。
这时他创作的《G小调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还未完成，其构思和风格显然不同于克拉科维亚克舞曲。以后他将此乐曲献给了拉季维乌亲王，这不由使人想起他俩以二重奏的形式进行亲切交谈的情景。
寒冷的冬天过去了，1829年的春天给弗雷德里克带来了两次公开演出的机会。
尼古拉有点紧张地看着儿子走上了舞台，坐在一旁的妻子，轻轻地拍拍他的手，“亲爱的，今晚上会成功的。”
舞台上的钢琴声响起了，挑剔的听众渐渐明白，这位曾是“莫扎特第二”的神童已经长大了，他的天赋和精湛的技艺已证明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青年钢琴家，而且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作曲家。闪烁着灵感的音符在他即兴弹奏中欢快地跳跃，难度很大的演奏技巧则成了充分展示他天赋的良好机会。他好像在轻松自如地驾驭着一只五彩飞鸟，遨游在璀璨的音乐星空里。尼古拉一直没有松开紧紧握住座位扶把的手，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某种依赖，求得心理上的稍稍平衡。热烈的掌声响起了，有的听众已认出了尼古拉夫妇，纷纷投来祝贺的眼光。
“亲爱的，你怎么啦？”妻子轻轻地推推尼古拉。他愣了一下，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迅速擦去眼角旁的泪水，微笑着向人们的祝贺表示感谢。
不过细心的尼古拉夫妇还是发现有些包厢里的傲慢贵宾勉强地鼓掌，冷漠地转过身低声说着什么。
这些不愉快的插曲并没有动摇尼古拉夫妇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在回家的马车上，不由地谈起如何为儿子向教育部长提出资助出国的大事。
1829年4月 13日，尼古拉寄出了一封信：
阁下：
本人在华沙公立中学任教有20年，自信忠于职守、尽诚竭力，因此冒昧呈递请求政府资助之申请，如蒙恩准，是为本人敢望之最高奖赏。余有一子，天赐禀赋，习音乐不辍……
弗雷德里克自然也希望能获得同校同学年轻作曲家尼德茨基那样的政府资助，柏林之行更使得他渴望早日出国学习三年。
不过有一个人的到来，使他暂时忘却了出国学习和公开音乐会成功带来的喜悦，那个人就是意大利人尼科洛·帕格尼尼（1782—1840）。
初夏的华沙几乎成了帕格尼尼小提琴独奏会的代名称，在两个月内的十场独奏会上，他再次向听众有力地证实了自己在音乐史上享有最负盛名的演奏家之一的地位。
尽管他的独奏会门票价格高得惊人，酷爱音乐的许多听众仍然愿意勒紧裤腰带去欣赏。有的只好拥挤在剧院门口，希望能有幸地看上一眼心目中的偶像——帕格尼尼。
弗雷德里克也对帕格尼尼的演奏感到震惊，他无法相信这位瘦长的意大利人手中的小提琴竟然有如此震撼人心的魔法。
听完帕格尼尼的最后一次独奏会后，弗雷德里克独自一人在昏暗的路灯下徘徊。
帕格尼尼傲视欧洲乐坛的气魄，还有他那勾魂摄胆的魔鬼旋律，为何不能成为我——一个波兰年青人所拥有？
帕格尼尼的演奏更加激起了弗雷德里克的雄心壮志，使得他过去所听到的杰出音乐会都变得黯然失色，以后他创作《A大调变奏曲》时，特意添上了一则副标题——忆帕格尼尼。
天边微微露出了灰白色的带子，弗雷德里克尽力放轻脚步，不让楼梯发出讨厌的“咯吱”声音，但他喉咙痒痒的，好像有什么柔软的丝草在轻轻搔动。
尼古拉穿着睡衣打开了房门，显然他听到了儿子可怕的咳嗽声，“这么晚了……”
弗雷德里克想说一声对不起，但不停地咳嗽迫使他只好捂着嘴上楼去了。
小女儿埃米尔卡之死给尼古拉夫妇的刺激太深了，现在弗雷德里克的咳嗽声更令人不安，况且华沙城里已开始流传着革命起义的消息。
尼古拉亲身体验过战争的滋味，在隆隆炮火的环境中，弗雷德里克的音乐天赋翅膀有可能夭折，缪斯之神也将无法挽救。
尼古拉焦虑不安，想不惜一切代价将儿子送出国，越快越好，说不定第二天的驿站马车就突然消失了。
他也许还不知道教育部长已转批了他的申请书，为了弗雷德里克这位波兰天才音乐家拟提出资助年金5000兹罗提，出国学习两年。但内务部和警察署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审批的意见，并傲慢地将申请书退还给教育部长。
当尼古拉的申请书辗转于各位要人的办公桌之间时，弗雷德里克已完成了音乐学院三年的学习，1829年7月，他正式毕业。
音乐学院院长爱尔斯涅尔写下了一行出色的评语——三年级学生：肖邦，弗雷德里克，才华出众，是一位音乐天才……
但是尼古拉看到此评语时，愉快的心情已被那份倒楣的申请书所破坏，不得不重新考虑儿子到维也纳作短期旅行的计划。
虽然沮丧的心情在尼古拉夫妇之间可以相互安慰来渐渐磨退，但他们对这次维也纳之行也没有多大的把握。因为维也纳是国际乐坛中心，是检验每一个崭露头角音乐家水平的巨大舞台。
自从弗雷德里克柏林之行后，演奏和创作明显有了提高，他心理上的一些微妙变化未能逃脱尼古拉夫妇的眼睛。
儿子长大了，也已毕业了，今后职业音乐家的道路只能靠他自己去摸索，大胆地往前闯，维也纳之行也许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新起点，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和热烈的掌声。
尼古拉夫妇准备了一笔费用，并请爱尔斯涅尔写了热情的推荐信，这将为弗雷德里克进入维也纳音乐圈子发挥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