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为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多作贡献
本报编辑部
在举国上下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迎来了《文艺报》创刊六十周年。遥想六十年前，全国文学艺术界的代表欢聚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文艺报》应运而生。从此，《文艺报》成为全国广大作家、艺术家共同的精神家园。长期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艺报》的事业，这份一开始的“小型的定期刊”逐渐发展为今天每周出版三期的报纸。《文艺报》的创办和发展包含着一代又一代文学艺术大家的心血，蕴积了一批又一批作家、艺术家和文艺评论家的才华与智慧，凝结了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
六十年来，《文艺报》记录和见证了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历程。回首历史，我们为《文艺报》感到骄傲；放眼未来，我们更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支持下，《文艺报》正在为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不断努力，争作贡献。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正处在队伍大团结、创作大繁荣、事业大发展的大好时期，《文艺报》有责任担当起更加重大的使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传播手段和途径的日益多样、文学艺术创作与生产机制的生动活跃，为《文艺报》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导向，珍惜和营造文学艺术界团结和谐、繁荣发展的局面。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正确的办报导向，认真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在办报过程中，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营造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的环境氛围。
《文艺报》是我国文艺理论与评论的重要阵地，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理论评论人才。我们要加强园地建设，为健康说理的文艺评论提供充足的园地。积极宣传推介优秀文艺作品，倡导科学说理、求真务实的文艺评论，通过多种方式鼓励有真知灼见的文艺评论文章，发现和培养更多的青年评论人才，承担艺术良知，提高学术品格，积极引导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
我们要努力开拓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增强《文艺报》的影响力。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文艺生态环境，正在形成新的文学格局，这其中充满了机遇，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新格局下的新创造，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努力。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激荡。同时，网络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影响着文艺创作、文艺欣赏以及文艺评论，这些变化和影响是巨大、深刻而广泛的。《文艺报》要坚持阵地意识，适应并充分利用新的媒介，拓展发展空间，创造更加富有旺盛活力的空间。
六十年不平凡的历程和深厚积累是巨大的精神财富，更是对后来者的鼓励和鞭策。我们相信，有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有广大作家、艺术家和文艺评论家的积极参与、共同创造，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更加辉煌。让我们携起手来，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繁荣发展我国文学艺术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2009年9月17日
《文艺报》与新中国文学60年
张炯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人们回顾六十年我国文学艺术走过的道路，探讨它的成绩与不足时，就不能不想到《文艺报》在这历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虽然不曾在《文艺报》工作过，只是作为它的长期读者，但深感《文艺报》与新中国文学同步前进，休戚相关，它的命运与中国文学的命运紧紧相连。它指引着我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推动文学繁荣的车轮前进，而在我国文学的挫折中，它同样也蒙受厄运，甚至被停刊。人们从《文艺报》的版面可以看到新中国文坛的变幻，感受到新中国文艺的浮沉。可以说，《文艺报》既是我国文艺发展的晴雨表，也是我国文艺发展的风云录。
《文艺报》创立于1949年5月。那正是新中国将告成立，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队伍会师北平，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前夕。《文艺报》最初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和第一次文代会的机关报，它一创刊立即为团结和动员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繁荣文艺创作、建设新中国而努力。1949年7月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后，9月25日，《文艺报》正式创刊。它作为中国文联委托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机关报，不仅报道了当时的许多文艺动态，特别是文代会的重要信息和文件，如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全国文代会宣言》，还发表了阳翰笙的《略论国统区的戏剧运动》、王朝闻的《为政策服务与公式主义》、郑振铎的《记苏联作家协会》、胡风的《团结起来，更前进！》、叶圣陶的《划时代》、黄药眠的《香港文坛的现状》、钟敬文的《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蔡楚生的《颂〈桥〉》、欧阳山的《关心创作》、萧三的《普希金与中国》、萧殷的《我们需要文艺批评》等内容广泛的文章。《文艺报》后来还开辟了“文艺信箱”专栏，请一些文艺家回答读者有关文艺问题的提问；也发表过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散文、报告文学。可以说，这些文章栏目奠定了此后《文艺报》既传递党的文艺政策方针，又评论创作，重视理论建设，重视文艺现状，并介绍世界各国文学的基本编刊方向。
新中国文艺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生态环境和发展态势有显着的差别。前三十年，我国处于国际两极冷战格局和世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包围、封锁中，内战尚未结束，海峡两岸军事对立严重；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正在开展，国内外的政治斗争都比较尖锐；新中国虽蒸蒸日上又亟待巩固，不止一次产生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当时的左倾错误对我国各方面的工作，包括文艺工作曾造成危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更严重的危害。但在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努力下，文艺成绩仍不可低估。后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以利于发展生产力，特别是经过新一代领导核心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巨大发展，文学艺术也迎来空前的繁荣。在这两个三十年中，《文艺报》本身的命运及其经历的困难自然也不相同。
前三十年，《文艺报》实际只存在十七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它就被停刊。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不但要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完成全国的解放，还要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并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施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按照中央的部署，还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在思想文化战线对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并努力确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我们看到，《文艺报》在完成编刊任务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当时历史波诡云谲的斗争。它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由于毛泽东十分重视文艺，左倾思想必然要贯彻到文艺领域，因而当时所发动的历次政治批判运动往往都肇始于文艺界，《文艺报》自然成为这种批判的重要阵地。那时《文艺报》领导频繁更换也往往与这种批判相关。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之前，《文艺报》便先发表了贾霁批判《武训传》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1953年1月《文艺报》又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在全国文协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从此揭开解放后公开批判胡风的序幕。1954年10月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其实，此前《文艺报》已经转载了《文史哲》所刊的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却仍然逃不过对《文艺报》的批评，乃至该报主编冯雪峰尽管做了检讨，还是被撤换。1956年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后，《文艺报》曾又一次改成周刊，以报纸形式发行，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双百”方针，促进解放思想和文艺繁荣的文章，其中包括该刊编辑唐因、唐达成等与周扬商榷的文章和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等。而《文艺报》的负责人丁玲、陈企霞1955年先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后又平反，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他们均被划成“右派分子”并再次被打成“反党集团”。前述文章的作者也难逃“右派”的厄运。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的重要批判文章，如影响及于全国的《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等也率先发表在《文艺报》。对于有些被认为“倾向错误”的作品的批判，也多由《文艺报》先发难，如对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以及60年代毛泽东有关文艺的两个批示发表后所开展的对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北国江南》等的批判等。当然，在文艺界那时相当险恶的生态环境中，《文艺报》在宣传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方面，在宣扬优秀作品、扶植新生力量、促进创作繁荣方面，在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和介绍外国文学成就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因而，它的成绩和积极的作用仍然是主要的。
《文艺报》一向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建设，重视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1951年它就发表周扬的《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重要文章，那时对《武训传》、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对胡风文艺思想等的批判，虽有“左”的错误，乃至混淆文艺与政治、敌与我的界限，用意仍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面。《文艺报》不仅连载过茅盾的重要理论着作《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对现实主义问题发表了他的许多精湛的见解，《文艺报》还就“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连续召开了七次座谈会，发表了许多人的笔谈。在宣传“双百”方针方面，《文艺报》更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1956年的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1959年郭沫若的《进一步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为了在三年困难时期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文艺报》在1961年发表张光年执笔的专论《题材问题》，就广泛开拓创作题材，反对“题材决定”论，提出了比较正确的理论见解。1962年还发表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更宽泛地解释文艺的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后来被江青之流诬称的“黑八论”，如“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离经叛道”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代表文章，也多发表于《文艺报》。1966年初还发表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此外，《文艺报》还开展过关于文学史写作问题、关于典型创造问题等的讨论，积极为有关理论问题的认识深化提供许多的篇幅。1961年还召开过“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的专题座谈会。
1953年《文艺报》为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发表社论《屈原和我们》，还发表郑振铎和阿英介绍屈原创作及其影响的文章，表明刊物对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重视。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发表茅盾的《关于曹雪芹》、张天翼的《略谈曹雪芹的〈红楼梦〉》。《文艺报》对宣传鲁迅的创作和精神更不遗余力。宋庆龄的《让鲁迅精神鼓舞着我们前进！》、冯雪峰的《党给鲁迅以力量》等文章都在《文艺报》发表，1956年该报还出版了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特辑。对当代文艺新作的评论更占有《文艺报》的重要篇幅。如1950年周扬的《论〈红旗歌〉》，1952年冯雪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陈涌的《评〈暴风骤雨〉》、王淑明的《〈白毛女〉奠定了中国新歌剧的基础》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后，还发表过讨论老舍的《茶馆》、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浩然的《艳阳天》等作品的文章或笔谈，而侯金镜推荐《林海雪原》的《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李希凡推介《苦菜花》的《英雄的花，革命的花》、冯牧评介《红日》的《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王西彦对《上海的早晨》的评论、昭彦对《三家巷》的评论，以及冯牧、李希凡等对《创业史》，王朝闻、孔罗荪、王子野等对《红岩》的评论，还有侯金镜、魏金枝等对茹志鹃创作的评论，等等，都以比较深切中肯的见解，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为其中许多作品被后人视为“红色经典”，提供了重要的参照。除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那时《文艺报》还发表不少宏观性的文艺评论。如茅盾的《1960年小说漫评》、夏衍的《电影艺术的丰收》、邵荃麟的《文学十年历程》、张庚的《戏曲获得了新生命》、何其芳的《文学艺术的春天》以及该报编辑部的《突飞猛进中的兄弟民族文学》《十年来的文学新人》《中国文学在国外》等，为人们提供了新中国十年文学艺术发展的各方面成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