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描写了三个性格各异的艺术家的不同命运：特利哥林意志薄弱，陷入庸俗生活中不能自拔；特里勃列夫是个纯洁的青年，渴望爱情，努力探索真正的艺术道路，但他脱离生活，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行动的力量，终于走向毁灭，像一只受重伤的海鸥跌落下来；可爱的尼娜一踏上生活之路就遭到无情的摧残，可是这只带着创伤的海鸥，怀着信心继续向前飞去。
丹钦柯对尼娜这个形象作过精辟的分析：
“当时像这样的少女多得很。她们从偏远的地区跑出来，从阴暗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去寻求她们可以全部‘献身’的东西。她们热情、温柔地牺牲自己，奉献给能以激发起她们的幻想的天才的‘他’。”
丹钦柯深刻指出了尼娜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
《海鸥》是契诃夫创作心理剧本的一个尝试。它以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为题材，通过平凡的现象，揭露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知识分子思想感情中复杂的社会冲突。丹钦柯认为，契诃夫不是从生活的“高耸的顶巅和深邃的渊底”去观察生活，而是善于通过周围的日常生活琐事来观察生活。关于写剧本，契诃夫有一个公式：“在舞台上，一切都应当像生活里一样，那么复杂，又那么简单。人们在吃饭，仅仅吃饭。然而就在这会儿，有人走运了，有人倒霉了。”
《海鸥》的结构和风格新颖而富有独创性。它没有紧张离奇的情节，一切都朴素无华，真实可信，就像生活本身那样。然而在简单的剧情后面，却包含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和重大的矛盾冲突。剧中角色的对白、动作都极其朴实，并能准确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深刻地挖掘了人物此时此刻的内心感受。全剧充满抒情味。
这个剧本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它的情节来自契诃夫在梅里霍沃的生活。尼娜和特利哥林的故事取自丽卡和波达片科的爱情。特利哥林在性格上主要以波达片科为原型。至于他的文学观点和创作体会，则是作者自己的感受。尼娜送给特利哥林一个刻有书页的纪念章，这一情节也来自契诃夫本人的生活。他的崇拜者、年轻女作家阿维洛娃曾给他寄去一个书形的表链坠子，一面刻着“安·契诃夫小说集”，另一面则是页数和行数，根据这些数字在契诃夫小说集里查出的句子是：“要是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生命，你就把它拿去吧。”在《海鸥》里，从尼娜的纪念章上查出的也正是这句话。契诃夫把自己的生活搬到了剧本中。更有趣的是他利用这种巧妙方式在舞台上回答了阿维洛娃，暗示她割断痴情，因为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个秘密若不是后来阿维洛娃在回忆录中写出来，那么恐怕永远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除了上面这些以外，《海鸥》还从生活中作了大量摄取。剧中景色是根据梅里霍沃契诃夫庄园的风光刻画的，契诃夫家的花园，林荫小路，还有池塘，都再现在剧本里了。剧中的一些次要角色，如管家的女儿玛莎有一个爱闻鼻烟的怪癖，这是作者从他妹妹的一位女友身上吸取来的；玛莎的丈夫、小学教员梅特维兼柯，则是契诃夫以他接触到的许多乡村教师为蓝本塑造的。至于画家列维坦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也被用在剧本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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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开排前，丹钦柯召集演员们作了几次启发性的讲话，指出剧本思想艺术的独特之处。他认为《海鸥》广泛地概括了几百万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给该剧的实质下了这样的定义：破灭的幻想，因接触到粗暴的现实而破碎了的温柔的感情。丹钦柯发现，幻想与现实冲突的主题在契诃夫笔下得到新颖的表现方法。这就是“潜伏”的戏剧性。
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却没有立即被《海鸥》所吸引，他更喜欢那些富有明朗的英雄色彩的剧本。初读《海鸥》，他感到索然无味，没有戏剧性。丹钦柯竭力唤起他对具有深度的作品和对日常的抒情性的兴趣，努力把他从幻想和狂热中拉回来，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在反复阅读剧本的过程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逐渐感受到它的魅力：在平淡无奇的琐事背后，一个巨大的东西——人的命运在不知不觉中被决定着，这就是隐藏在日常生活后面的戏剧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契诃夫的理解逐渐深入，而且，慢慢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丹钦柯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两位才华横溢的导演共同合作下，在艺术剧院全体优秀演员的齐心协力下，《海鸥》的舞台生命正在孕育成熟。
演员们几乎是战战兢兢地工作。要知道，可怜的《海鸥》两年前曾在京城彼得堡一流的剧院里折断了翅膀！
9月，契诃夫应邀到莫斯科观看排演。
演员们在排练过程中，深深地爱上了剧本，也爱上了剧作家。他们常常怀着崇敬的心情谈起契诃夫这个名字。当剧作家亲自来到剧院时，大家的兴奋和激动是难以形容的。
演员们把契诃夫团团围住，以为他一来，《海鸥》表演的秘密就会揭开。契诃夫腼腆地望着大家，时而微笑，时而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情，不时取下夹鼻眼镜，捋着小胡子。人们纷纷向他提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一些问题。但万万没有想到，契诃夫对这些问题简直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某位演员向他请教，应当如何扮演剧中的一个角色，契诃夫回答道：“尽您的力量去演吧。”
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请他分析一下自己所扮演的特利哥林时，他回答了一句：“他穿花格裤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听了莫名其妙，直到在以后多次排演中才逐渐体会其含意。
排演《海鸥》时的情况是十分复杂而困难的。当时契诃夫已患了严重的肺病，经不住再次失败的打击了。如果演出失败，就有可能夺去他的生命。他的妹妹玛丽雅曾到剧院，含泪向丹钦柯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谈到这一点。但剧院为了生存，必须上演这出新戏。
在排演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暗暗提醒自己：“要演好啊，要演得特别好！一定要成功、胜利！若失败了，契诃夫可能就会死去，那么我们便成了刽子手！”
演员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剧本。每排演一次，他们都能从中发现一些新的艺术瑰宝。但他们又很害怕，担心观众缺乏艺术修养，不能接受这样高雅的作品，不能欣赏《海鸥》之美。
导演和演员们把自己的整个心灵都奉献给了这出戏，他们几乎是孤注一掷了。两位导演竭尽全力，设法加浓这出戏的情调。他们举行了三次彩排，把舞台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做了研究，每一个灯泡都进行了检查。丹钦柯为了安排装置和道具，在剧场里住了整整两个星期。他还到各古玩店，寻找能造成舞台所需要的色调的工艺品。
协助导演的还有另一位艺术家，那就是舞台美术大师、现实主义画家西莫夫。他创造了一个真实的环境，以致在彩排时使一个五岁的小观众，看到舞台上那个迷人的花园，情不自禁地对他的妈妈说：“咱们到那儿玩玩吧！”
正式公演了。舞台上一片湖光月色，这是一个迷人的夏夜……导演的舞台设计是相当大胆的。第一幕里要演一场戏，所以舞台上搭了个小舞台。按传统规矩，演戏中戏时，一定要把台上观众的座位设在台左或台右。而现在呢，却把一条长椅横放在台口，和脚光平行，剧中人背着观众而坐。开幕时，因台上的前幕没有拉开，所以整个舞台是昏暗的。这微弱的光线和横放在台口的长椅，都是富有革新精神、没有先例的，并且也很冒险。而最为冒险的还要算尼娜那一大段独白：“人、狮子、鹰和山鹑……”它曾引起彼得堡观众的大笑。可是在这次演出中，却令人感到是一位诗人在抒怀，那么优美动人。人们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倾听，生怕漏掉一个字。独白在深沉紧张的寂静中回响，抓住人们的心。
潜伏的戏剧性，也就是潜伏在人物对白后面的深刻的思想感情，这种新颖的艺术手法，第一次展现在观众面前。剧中人的各种复杂心情，往往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一个眼神，一声叹息，甚至在冷场中也能充分体现出来。
演员们没有一点做作，没有一点夸张，一切都非常朴实、自然。戏一场接着一场演下去，剧中人和观众越来越接近。观众忘记这是在看戏，不知不觉被带进戏的境界中，沉浸在剧中人的悲欢里。
第一幕结尾，管家的女儿玛莎（莉琳娜扮演）抑制着眼泪，对杜尔思医生说：“请帮帮我吧，不然我会干出傻事来的，我会嘲笑自己的生命，会毁掉它的……”说完，扑倒在地，哭了起来，这时，一片微微颤动的波浪席卷了整个剧场大厅……
第一幕闭幕了，剧场里死一般的寂静。
寂静在继续着。突然，像江堤决口一样，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观众涌到台前把幕布拉开。沉浸在完全绝望中的演员，在台上一个个张皇失措，谁也没想到应当向观众行礼致谢，甚至有人竟一屁股坐了下来。显然，他们原以为演出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还没有一下子弄明白……但在刹那间，台上像台下一样沸腾了，演员们拥抱接吻，哭泣，歇斯底里地打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带头疯狂地跳起舞来，像过复活节一样。
全剧演出结束，观众一再热烈鼓掌。幕拉起，落下；又拉起，又落下。欢腾的观众高声喊着：“安东·契诃夫！”大家要求见见这位胜利的剧作家。丹钦柯上台解释说，契诃夫此刻在雅尔达。观众立刻齐声高呼：“给他发贺电！”“发贺电！发贺电！”……
莫斯科艺术剧院以其自然与生活化的表演风格，征服了广大观众。
契诃夫那历尽磨难的《海鸥》终于取得了成功。这不仅是契诃夫的胜利，而且是艺术剧院的胜利。《海鸥》的演出决定了剧院的命运，通过这个剧的上演，艺术剧院认识了自己的力量，肯定了自己的艺术纲领。尽管《海鸥》的演出还不够完美，可是它却达到了主要的目的——宣告了新的现实主义演剧方法的诞生。
为纪念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艺术剧院的深灰色帷幕上，出现了一个象征性的图案——一只展翅飞翔的白色海鸥。从此，它成为艺术剧院的院徽。于是，艺术剧院插上了《海鸥》的双翅，飞上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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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极力反对人们把他对《海鸥》的导演工作奉为经典。因此，在发表《海鸥》导演总谱时，他以固有的自我批评精神，感到有必要在给编辑的信中指出自己这个早期作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这丝毫不能降低莫斯科艺术剧院在上演《海鸥》时，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的重要性。
当然，艺术剧院后来上演的契诃夫的其他的戏，诸如《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要比《海鸥》完美得多，也重要得多，但是，万事开头难，《海鸥》成为艺术剧院的标志。正因为它是第一个戏，通过它，剧院勇敢地宣布了自己的艺术新原则。
在《海鸥》的排演中，产生了有名的公式：“不要表演，而要生活。”
《海鸥》反映的是日常生活。观众从舞台上闻到了真正的生活气息，听到了关于他们自己、关于最重大、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的扣人心弦的谈话。说这些话的人不是程式化的“男主角”和“女主角”，也不是“天使”和“坏人”，而是普普通通的、大家都熟悉的人物。台上与台下的界线无形中消失了。
《海鸥》达到的主要效果，就是台上台下合而为一的气氛，就是那种强烈的感染人们心灵的力量。
《海鸥》演出的当天晚上，丹钦柯就给契诃夫发贺电。第二天，丹钦柯又给剧作家写了一封详细描绘演出盛况的长信。
说到演员的成绩，丹钦柯特别提出，扮演阿尔卡基娜的克尼碧尔，表演很成功，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另外就是扮演玛莎的莉琳娜，她以非凡的朴素、自然的风格，博得观众的热烈称赞。
契诃夫的妹妹玛丽雅也给哥哥写信，叙述了《海鸥》演出的空前盛况。她还特地转达了莉琳娜的谢意：莉琳娜说，契诃夫写了一个无法再适合她扮演的角色，为此她十分感激他。
的确，莉琳娜稀有地适合契诃夫剧本的调子。后来她成为契诃夫最喜爱的女演员之一。
莉琳娜和克尼碧尔，在《海鸥》的演出中一举成名。
按契诃夫的创作意图，这个剧中“内心解放”的主题，首先应当体现在女主角尼娜身上。然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代表这个主题的萌芽的另一个人物，被突出到了主要地位。
在戏里占据中心位置的是莉琳娜创造的玛莎的形象。本来应当首先通过尼娜展示出来的契诃夫式的坚强战胜个人痛苦的主题，在《海鸥》的这次演出中是由莉琳娜体现了出来。莉琳娜扮演的单纯朴质的玛莎，给整出戏规定了正确的调子，扭转了观众不信任的态度，确保了《海鸥》的成功。
管家的女儿玛莎在剧中是个配角。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姑娘单恋着年轻的男主人——特里勃列夫。而后者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这使得玛莎十分痛苦。几年后，出于无奈，她嫁给了同她的气质、性格迥然不同的小学教员梅特维兼柯。玛莎的命运是悲剧性的。
莉琳娜把导演对这人物形象的设计向前发展了，深化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本里，准确地表现了玛莎性格的主要特征——与单相思的痛苦进行顽强斗争的意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笔下的玛莎决不顾影自怜，也不怨天尤人。在处理这个形象时，导演以这些台词作为出发点：“全是愚蠢。没有希望的爱情——这只是小说里的东西。无聊。放任自己，长年空虚地等待，没有一点必要……”因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提示规定，玛莎说话的语气是：“坚决”，“有力”，“强硬”，“装着高兴的样子，满不在乎的神气”，“像男人似地一只胳膊叉着腰”，“碰杯时那种雄赳赳的神气也像男人”，她拍特利哥林的肩膀，“绝望地、满不在乎地”闻鼻烟，并且“狠狠地”合上鼻烟壶盖。这样一来，就把玛莎以下的这些动作衬托得更加显眼了：她沉思起来，脸色沮丧，以同样的姿势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绝望地抚摩着头发”；或者，她叹了一口气，跳着华尔兹舞步无声地滑到窗前，停下来，看着窗外漆黑的一片，“背着母亲，悄悄拿出手帕，把流到面颊上的泪珠擦去”。
莉琳娜以她非凡的朴素和自然的风格扮演这个角色，引起观众热烈的同情。戏剧评论家埃夫罗斯这样写道：“观众马上对玛莎产生了亲切感，怀着温情喜爱她，喜爱这个既不漂亮又不灵巧的姑娘，以及她的鼻烟壶、她的有棱有角的言谈风度。”
玛莎——莉琳娜越是极力压抑自己的痛苦，就越加让人同情。把痛苦深深埋藏起来，说明她战胜了自我，也说明她的坚强。莉琳娜并没有向观众倾诉衷肠，然而观众凭着演员偶尔透露出来的微妙的暗示，就能够逐渐了解玛莎的全部生活，明白了她埋藏在内心的戏剧。这样，“潜伏性”便把契诃夫女主人公的抒情主题的刚毅要素强调了出来。正是这种刚毅的抒情性，规定了整出戏肯定生活的基础，提出了相信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