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音乐会，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一种高雅的社交活动。因此不管懂不懂音乐，人们都要出席。
一些与会者由于听不懂音乐，往往在下面聊天、说笑。所以尼·鲁宾斯坦的音乐会常常是在嘈杂声中进行的。对此，尼·鲁宾斯坦十分气恼，不时要教育听众。
有一天，柯斯佳兄弟姐妹跟随父母去参加由尼·鲁宾斯坦指挥的音乐会。他们迟到了，音乐会已经开始。尼·鲁宾斯坦全神贯注地指挥着乐队，乐队正演奏一首非常优美的最弱音。而阿列克赛耶夫这个大家族成员的脚步声和衣裙的窸窣声，却大大压过了那微弱动人的旋律……
尼·鲁宾斯坦放下了指挥棒，愤怒地瞪着这一群男女老少。音乐停止了，全场观众也都瞧着阿列克赛耶夫一家人。柯斯佳顿时感到无地自容，几乎要吓昏过去，后来的事他都忘记了。直到音乐会散场时，父母在最偏远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他们那可怜的孩子……
如今尼·鲁宾斯坦的遗体要运回莫斯科安葬。柯斯佳的堂兄尼古拉·阿列克赛耶夫是莫斯科音乐协会理事和音乐学院主任，也是葬礼的总负责人。他特地请柯斯佳在迎接尼·鲁宾斯坦的灵柩和举行葬礼时帮帮他的忙。柯斯佳一口答应了下来，因为他刚刚18岁，很愿为这位伟人的后事尽自己的力量。
堂兄给他布置的任务是站在殡仪行列的最前头，指挥和安排各界代表团。这样一来，他就成了领队。可是他常常要为各种问题去请示立在灵柩旁的堂兄。这段距离大约有一俄里。当时正值解冻时期，莫斯科的街道泥泞难行。柯斯佳拖着两条湿漉漉的腿，在泥浆里来回奔跑，这时他才尝到充当个角色的艰辛。
迎接来灵柩，把它送到莫斯科大学礼拜堂，做完弥撒之后，柯斯佳已感到筋疲力尽。而第二天还要走更远的路呢，从莫斯科大学一直到郊外的达尼洛夫修道院公墓，这段路程大约有十几俄里。
葬礼负责人决定：管事人全部骑马。柯斯佳十分热衷骑马，这个决定令他兴奋不已。
到了第二天，柯斯佳身披黑色长斗篷，戴着黑色大礼帽，脚登黑色大皮靴，骑在全副黑色披挂的马上，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头，左右两旁还有两名宪兵，真是威风凛凛！
“这人是谁？”街上有人问。
“死者的马夫！”有人这样回答。
“可能是殡仪馆的总管！”另外有人猜测。
连报上也刊登了柯斯佳为尼·鲁宾斯坦送葬的消息：“甚至总管事人，亦即杜马的代表，也戴着礼帽来送葬。”
从此柯斯佳成了众人取笑的对象，每逢见到熟人，第一句话就是：“啊！这就是那个穿黑衣、戴礼帽、骑在马上的家伙！”
10
中学还未毕业，柯斯佳便执意离开那摧残人的地方，到父亲的工厂当一名小职员。这时人们尊敬地称他为“康斯坦丁”了。他在工厂的职责是称小金银锭子的重量，然后计算其成本。这项工作需要极其精密与准确，并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在工厂干了一段后，父亲让他担任公司主任，到办公室里工作了。
1885年11月，康斯坦丁的堂兄尼古拉当选为莫斯科市市长，尼古拉便让柯斯佳接替他在莫斯科音协理事会和莫斯科音乐学院主任的职务。从此柯斯佳有机会结识音乐界的名流，诸如柴可夫斯基和尼·鲁宾斯坦的哥哥安东·鲁宾斯坦等人。
尼古拉的妻子，也就是柯斯佳的堂嫂的妹妹嫁给了柴可夫斯基的弟弟，因此柯斯佳同这位大作曲家成了亲戚。
柴可夫斯基与尼古拉夫妇十分亲密，常到尼古拉家，几乎成了尼古拉家中的一个成员。
柴可夫斯基长得很俊秀，可是性格却有点古怪，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系。
当他在创作由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改编的同名歌剧《叶夫盖尼·奥涅金》时，他完全投入到剧中情节里去。他爱上了女主人公达吉亚娜，为她那纯真炽烈的爱遭到奥涅金的拒绝而愤怒……
正在这时，他接到一位叫安东尼娜的姑娘写来的情书，接着又收到第二封，姑娘声称，如果他不接受她的爱，她便不想活了。柴可夫斯基误以为自己的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个“达吉亚娜”！他虽对这位陌生的女郎根本不了解，可是他感激她，怜悯她，又怕因他的冷淡而使姑娘走上绝路。假若真是如此，他不是比奥涅金的罪孽还要大吗？想到这儿他头发根都竖起来了。于是他便去拜访安东尼娜，并且很快就同她结了婚。
婚后他才发现，安东尼娜根本不是“达吉亚娜”，而是个庸俗不堪的女人。柴可夫斯基被折磨得几成疯狂。他要求离婚，但是对方不同意。柴可夫斯基只好同她分居，经常给她寄钱，而她仍不时来纠缠可怜的丈夫。后来才知道，原来安东尼娜早就患有精神病。命运竟如此残酷地折磨这位伟大的作曲家。
歌剧《叶夫盖尼·奥涅金》成功了，并成为世界歌剧史上的珍品。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柴可夫斯基在创作这部作品中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几乎是毕生的幸福。
柴可夫斯基通过尼·鲁宾斯坦接受了富孀梅克夫人的资助。梅克夫人比柴可夫斯基年长17岁，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尤其酷爱音乐。两人相约永不相见，在相互通信中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爱情。后来梅克夫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向他道出内心的秘密。柴可夫斯基回了一封委婉而又得体的信，使他的女资助人的感情波澜又逐渐恢复了平静，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他，支持他，资助他。这样他们维持了整整十四年通信关系，维护住那通过音乐建立起来的圣洁的友谊与爱情。
康斯坦丁的堂嫂是个热心肠的女人。她看中了一位来俄国演出的德国女小提琴家。这位小姐年轻貌美，才华出众。堂嫂自告奋勇为康斯坦丁当媒婆。因为她同柴可夫斯基来往密切，在她的唆使下，甚至连那位脾气古怪的作曲家，也参与了这幕喜剧的策划工作。
在尼古拉家里时，作曲家常常把那位德国少女拉过来，让康斯坦丁单独和她呆在一起。
作曲家很喜欢康斯坦丁，常对他说，他可以扮演彼得大帝，还说，等康斯坦丁成为歌唱家时，自己要以此为题，专为他写一部歌剧。
柴可夫斯基十分腼腆，也很胆怯，不善交际。他总把软皮帽夹在腋下，来得突然，走得也突然，不过人们对他的怪癖都习以为常了。
德国姑娘教康斯坦丁拉小提琴。康斯坦丁笨拙地握着琴弓，发出了阵阵刺耳的噪音……
不久，德国女音乐家离开莫斯科，康斯坦丁去车站为她送行，并献上一束红玫瑰。当火车开动时，姑娘坐在车厢里，神色黯然地将花瓣一片一片扯下，从车窗抛出，抛向康斯坦丁。康斯坦丁的初恋就到此结束了。
11
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安·鲁宾斯坦要到莫斯科举行音乐会。康斯坦丁身为音乐协会理事，要负责全部行政事务。他知道安·鲁宾斯坦在艺术上要求严格得近乎苛刻，而且脾气十分暴躁，为此他非常不安。
当康斯坦丁到车站迎接安·鲁宾斯坦时，安·鲁宾斯坦已乘早一班火车到达了。康斯坦丁只好去旅馆见他，并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安·鲁宾斯坦用锐利的目光长时间地盯着他，似乎感到惊讶与失望：莫斯科音乐协会怎么让这样一个毛孩子当理事！？
安·鲁宾斯坦活像一头狮子，康斯坦丁同他在一起时深感自己的渺小和对方的伟大，并且有一种在狮子笼里做客的恐怖感觉。
乐队进行预演时，康斯坦丁看到安·鲁宾斯坦内心沸腾的感情，就像旋风似地通过他的全身。他甩了甩那头狮鬃般的卷发，眼睛里闪烁着火焰，他的手臂、头和全身，出自一种野性的冲动，冲向那暴风雨的乐队。他朝喇叭手大声叫道：
“把你们的猪鼻子抬得高一点！”
预演结束，安·鲁宾斯坦像一头战斗后的狮子躺在睡椅上。乐师们一个个十分兴奋，过了一会儿，他们诚惶诚恐地护送大音乐家到旅馆休息。
而喇叭手们却很恼怒，来找康斯坦丁，说如果鲁宾斯坦不向他们道歉，他们就不参加演出。
“为什么呢？”康斯坦丁问道。
“他说……，他说……”喇叭手都是德国人，俄语说不好，“他把我们的头叫猪鼻子！”
康斯坦丁反复劝解，德国乐师仍不肯罢休。最后康斯坦丁只好答应让安·鲁宾斯坦向他们道歉。
他去见安·鲁宾斯坦，小心翼翼地说明了来意。鲁宾斯坦懒洋洋地回答道：
“好！我去跟他们——讲！”
而他语气里的潜台词却是：“好，我会让他们知道，闹事会有什么结果！”
康斯坦丁想得到更明确的答复，可是鲁宾斯坦这时已经在读一封信了。康斯坦丁不敢打搅，忐忑不安地走了出来，只好告诉喇叭手们，说他已经和鲁宾斯坦谈了，鲁宾斯坦答应说：“好，我同他们讲！”当然他讲的词一样，而语气却和鲁宾斯坦的完全不同。这样一来，乐师们都很满意，怒气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演出进行得很顺利。结束时听众一再鼓掌，要求再演奏一次。可是鲁宾斯坦却很冷漠。康斯坦丁不得不提醒他，听众请求他再出场。
“我听见了。”鲁宾斯坦冷冷地说。
康斯坦丁不能不为名人在荣誉面前如此淡漠，如此不在乎的态度所吃惊。
康斯坦丁还同安·鲁宾斯坦见过一次面。那是1886年秋天，在皇家大剧院演出安·鲁宾斯坦的歌剧《恶魔》，由作者亲自指挥。他那狮子般的目光，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一会儿盯住这位演员，一会儿盯住那位乐师……
观众们窃窃私语：
“鲁宾斯坦又发脾气啦！”
原来是反光灯应从背面照射恶魔，而舞台灯光人员却从正面来射照。鲁宾斯坦恼怒地停止了指挥，朝后台工作人员大声喊叫。音乐停了，演员无法演下去，全场观众大哗。鲁宾斯坦严厉地望了望观众席，用指挥棒敲击乐谱架，这是警告观众们要安静。一直等到灯光射到恶魔的后背，戏才继续演下去。
下一幕是由康斯坦丁和莫斯科音乐协会的另一名理事来开场。他俩代表音协把一个大花环献给安·鲁宾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