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53岁的王爵民，在刚告别开裆裤时便开始玩虫。在充满稚趣童兴的游乐里，对虫儿悟性极强的他，逐渐识别出哪种颜色的蟋蟀好胜，哪种形状的蛐蛐善打。“文革”后期的某年秋天，天津有一老虫迷名李永年，悄悄来到南王村捕虫，玩虫之心不退的王爵民闻知后，便给老虫迷当帮手。三个秋天过来，青年虫迷从老年虫迷那里学到了辨虫、捉虫、养虫等十八般武艺。这年深秋某日，老虫迷携在南王村多日所捕之虫兴冲冲北归，王爵民送蟀师至火车站。当列车员见老人包里装的全是一罐罐蛐蛐时，便顺手扔出车窗。时年78岁的津门虫迷，见状老泪纵横，王爵民也徒唤奈何……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沪、津、京的蟋事暗潮涌动，1988年秋，上海一玩家来泗店镇收虫，王爵民捉得一只上品，得款120元，这在当时等于一县级干部的月工资。后来，全国各地来泗店的收虫人渐多，王爵民便率两个儿子专事虫业。
某日，一农妇拿着一只连两元钱都难出手的小虫找王爵民，王凭着一双识虫慧眼，当即将虫买下，按照津门蟀师秘传的技艺，经一月喂养，小虫由红牙变为墨牙，被天津某玩家以1500元购去。是年秋，王爵民的大儿媳到圈中喂猪，往食槽里倒食时，忽有一蛐蛐跳在腿上，她顺手捉住，交公爹辨识，王一看竟是蟋中上品白牙青，出手便得800元……
从此，“一只蛐蛐换一头牛”之说，便风传宁阳。
自1995年始，王爵民父子捕虫、收虫，往返沪、津，每年收入均在三五万元。时间一长，王爵民与京沪线上的列车长们混熟。一年秋，王爵民携一批蛐蛐往上海销售，列车长看上其中一只，想掏几个钱买下玩玩，王爵民当即拱手相送。那列车长至沪后，拿此虫到虫市上去晃晃价儿，没想到瞬间便有几十个玩家围拢过来，一玩家一下抢过这列车长手中的小虫罐，不容分说，扔下一万元的票子，匆匆而去……
此事传到宁阳，使宁阳的捕蟋潮陡涨。
这期间，全国的斗蟋热急骤升温，上海又成为全国的玩虫中心。有报刊披露，在1997年，上海孩童斗蟋不计其内，玩虫的成年人已达百万，而全国的玩虫者多达千万之众，且每年都呈上升之势。而在此时，宁阳人靠捕虫、卖虫致富者不乏其例。王爵民父子靠虫业已盖起两幢小洋楼，而泗店罗河村一罗姓农民，后来居上，一家五口连捕带收，靠小虫一季收入便达七八万元，近十载下来，目下正向百万富翁的行列靠拢……
在宁阳，农民见小小蛐蛐能为自己驮来新房，衔来票子，焉能不眼热心跳，心慕手追。
外地来宁阳的收虫者，不乏大款。上海一收虫大户，每岁初秋便住进乡饮镇的宫家村。这大款带有三个助手，外加一个专烧上海菜的厨师。每月3000元租住的民房内，冰箱、彩电、微波炉一应俱全，且在每年两个多月的收虫季节过后，就将这些家电随意弃之，来岁再置新的。
求等性是人类的社会本性，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状态在近距离的比较中，这种求等性的愿望会变得愈加强烈。虽然政治上已取得法定的平等、但在物质生活上又与城里人有着巨大差距的宁阳农民，见收虫大款如此大手大脚，自会更激起他们求富的欲望。
宁阳县的领导者们，见遍地皆是的蛐蛐，已成为县内重要的商品资源，为改变县里的贫困面貌，便理直气壮而不是羞羞答答地打出了“虫产业”、“虫经济”的旗子，并于1998年始，年年于秋季举办全国性的“中华蟋蟀友谊大赛”。
由于宁阳虫在全国各地的斗场上，骁勇无比，屡屡金蟾折桂，来宁阳的虫迷、虫贩愈来愈多，近几年，每年都高达十万之众。
宁阳，俨然成了虫迷心目中的“麦加”。
十万玩虫大军潮涌宁阳，使县里的大小宾馆旅馆座座爆满。身份较低的虫客、虫贩，只得住进县城左近几个乡镇的农家茅舍。弄虫人中不乏钱袋鼓鼓的玩家，他们讲究的是吃喝娱乐一条龙；多数虫贩一住就是两三个月，小酒儿也得天天喝，这就使得宁阳生产的“蟋都酒”得以畅销；捕虫需要特制的工具，畜虫需要陶瓷器皿；来被誉为“蟋都”的宁阳一游，总得留个纪念，那胸前印有“中国宁阳”字样的中华蟋蟀采集衫，自会成为走俏品……
一虫带来百业兴，小虫儿咬活了大经济。近几年，宁阳农民每年卖虫收入达七八千万元，而十万弄虫大军扔在宁阳的票子多达三四个亿。
小精灵的身价在其所产之地，年见腾贵。继1998年鲁北宁津一虫卖得9800元的高价之后，2000年宁阳一虫又卖出18000元的天价。
宁阳乡饮镇南卫周村有一菜农，前年秋某日，在其栽种的一亩黄瓜塑料大棚里，忽然发现架下秧上爬满蛐蛐，便忙唤亲朋前来帮助捕捉。一亩黄瓜虽被折腾得架散棚破，但棚中的蛐蛐却卖得４万余元，创出一亩地里的蛐蛐胜过20亩黄瓜的单位面积产值的纪录……
蛐蛐这小精灵身上所生发出的金钱的磁场，既牵引着捕虫者身躯上的每一纤维，也激活着众多玩虫人生命的每一个细胞。
宁阳虫的捕捉时间大抵从处暑开始，持续到白露后的一周左右。2000年的捕虫旺季，我二进宁阳观看泗店镇及肥（城）兖（州）公路那20华里长的虫市之后，也目睹过此地农人夜间和白日捕虫的情景。
那是一个黝黝的秋夜，沉沉的夜幕像黑丝绒般笼罩着田野。我在磁窑镇一土岗上伫立静观。
大概是晚上八九点钟许，岗下的田埂地堰上，便有一拨拨、一群群的青男壮夫，人人头戴矿灯、身着迷彩服、手持捕虫网、肩荷装蟀器具，猫着腰，步捷身轻地或钻入墓地老林，或潜入豆丛谷垄，或匿身玉米田中。盏盏矿灯若流萤，似鬼火，在暗夜里忽明忽灭……
夜色愈来愈浓，秋禾已披满露珠。草儿花儿都睡了，连遥挂天际的星星也在打盹儿，而夜捕人却捕兴正酣。此时，蟋蟀的鸣声分外清晰。捕虫行家都深悉，上品虫大都在凌晨二至四时才开始鸣唱，它们的鸣唱虽然高亢洪亮，音传数里，但叫声暂短，且间隔时间长，捕虫人必须有足够的灵敏和耐心……
东方作曙，夜捕人才渐渐收兵，虽然他们周身被露水打得漉湿，脸上沾满泥尘，但眉眼和嘴角旁都漾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
翌日下午，我在伏山乡一片刚刚收割了的豆田里，又目睹了农人白日联手捕虫的场面。
豆茬地东西两侧的田边上，各站有二百余名壮汉。只听“哎嗨”一声领呼，两边的壮汉们同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嗨嗨”声。伴着响遏行云的“嗨嗨”声，那石夯般沉重的齐步跳，震得大地簌簌发颤……此时，避光而昼栖的小精灵们正在土穴中齁齁沉睡，受此巨大惊扰，如同满月小儿听到霹雳，全身筋骨都要被震酥。于是乎，小乖乖儿纷纷跃出小小洞穴，仓皇出逃。这时，立在南北两侧的“娘子军”和“童子军”，适时出击，捕捉急蹦乱跳、失魂落魄的小精灵，人们不分雄雌，不辨优劣，尽将蛐蛐一一擒捉于水桶之中。包围圈越来越小，最终来了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情景、这场面，与昔年宁阳惟一的捕虫世家王氏三代人的捕虫“信条”，大相径庭。
捕虫本是玩虫人的一项极具雅趣的夜间户外活动。真正的虫迷，听到上品虫的几声夜鸣，会激动得全身发抖，连气儿都透不过来。有时为捕获一只名虫而又不伤其须爪，稔熟蟋蟀有着归穴性的玩虫人，常是一夜未获，三夜伫候，甚至等四五个晚上方能如愿……
面对眼前这“大兵团作战”式的竭泽而渔的捕虫场面，我不忍心责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他们近似疯狂的捕蟋，也许是被一个“穷”字逼的！且这不近常理的狂追滥捕，毕竟还是靠体力去获得酬报；而不像某些城狐社鼠，是靠权力的贪占而自甘自肥！
当然，我的心同时也在隐隐作疼--蟋蟀作为大自然天才的歌手，那声动梁尘的鸣唱，在商品大潮中似乎已经变了味儿，在某些捕虫人、虫贩乃至赌徒们的耳中，小精灵们那的音韵，已变作金钱！金钱！金钱！
在商品社会中，商家赚钱的诀窍，常是把一种名产从丰富之地贩到稀少之区，并使其价格由低廉变得昂贵。
如果说宁阳、宁津等山东名虫产地的农人捕蟋捕得天旋地转，那么一些大中城市的虫市卖虫卖得更是水沸火烫。
作为近代全国斗蟋中心的上海，民国时期，蟋市主要集中在四马路（今称福州路）。当时四马路街两旁，有百余家虫铺虫店毗连一起，卖各种虫具的货栈商楼，也挨梁接柱。阴文的、阳文的、挂牙子的、带流苏的各色卖名虫、卖古盆古罐的招牌，令人目不暇给。三教九流，风从云集，阔老逸少，流连其间。被租界中的洋人，称之为“东方一大人文景观”。
八十年代以来，蟋事暗潮初涌时，上海冷不丁一下冒出十数处蟋蟀非法市场。抽刀断水水更流，上海市政府因势利导，于1987年将浏河路定为蟋蟀合法市场，见蟋市人满为患，又于1993年一下辟出文庙、曹安路、旱桥、昆明路、本溪路等五大蟋市。其中尤以文庙为盛。
1998年秋，我到上海出差时，曾一睹文庙蟋市的火爆。
这里的卖虫者、买虫者、观虫者亚肩叠背，磕头碰脑；声声叫卖，此伏彼起；阵阵喝彩，涛涌浪涨。任何消费市场与这虫市相比，都会黯然失色。由两万余众汇成的气浪声波，简直要把文庙中那耳不杂听、目不斜视的孔老夫子端庄斯文的雕像给冲歪了……
小虫的价格更令我咋舌，这文庙虫市上，到处挂有一块块黑板，上面各自醒目地写有：“玉顶射弓红”15000元，参观费15元；“白黄大翅”10000元，参观费10元；“寿星头”8000元，参观费8元……在黑板下的摊点上，还摆有各种出版社刊行的精美的斗蟋图册，上面印有各色名虫的玉照。有的摊主，还将自己所持有的名虫，拍成了放大十数倍的彩照，挂诸店旁，招徕买者……
文庙蟋市的市场管理人员告诉我，这里每天成交的小虫多达几十万只，价格高低不一。本地一般小虫一只10元左右，是家长买给小孩玩的；从外地贩来的小虫，价格也很悬殊，一般百元左右一只，这种虫能被多数虫迷所接受，至于名虫的价格，那就由交易双方各自去定了……
津、杭、苏等斗蟋热火的城市的蟋市，也是这般热闹。
正如绿茵场上欧洲的足球先生和中国乙级队的球员，其身价不可同日而语，也如我国演艺界的歌手，县级文工团的头号女伶与京城芳名盖世的女歌星之出场价有着天壤之别一样；同是两须两牙两尾六爪的斗蟋，其各自的身价，竟也判若云泥。一只虫王，在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一些国家，能换一辆豪华车早就不是奇闻。在宁阳，王爵民父子捕获的一只上品虫，被上海虫贩转卖到澳门，竟被炒到17万元。
小精灵从大自然母亲怀抱里再次被变成商品后，因了它们的价格高低贵贱不同，也因虫主想从它们身上得到的欲求不一，它们又身分五等，有的成为盆中贵族、绅士，有的则沦为罐中的监犯囚徒。
小精灵有着自残性，一旦环境不适应，性情便变得怪戾。有的用头撞盆触罐，以求速死；有的牙噬己腿己腹，企盼玉楼赴召。凡有爱怜之心的真正虫迷无不晓得，这小精灵比大观园中的林黛玉还难伺候。
每到春夏之交，北京、济南的玩家们见面时总会问一声：“接雨水了没有？”在一问一答中，双方便知对方年内是否还玩虫儿。因小精灵惧怕自来水中的漂白粉，人们只能用房檐流下的雨水洗盆刷罐，只能让小虫啜饮无污染的井水。养虫若无老盆古罐，凡购得的新陶皿，须用各种中药材熬水反复煮烫洗刷。小乖乖之娇贵，还表现在它们怕烟，怕酒，怕油，忌醋，忌碱，忌盐，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化工产品，诸如香水、香皂、口红、眉笔、护肤液等所弥散的异味，皆能给小精灵致命一击。小乖乖冷了不行，热了也不行，它们对居室温度的要求，比当年的江青还要苛刻。另外，最惧怕阳光的小精灵还有洁癖，每周需沐浴一至两次，暗室中沐浴的澡水须用井水自不待说，且浴盆必须木制。
真正的虫家，在饲虫方面也特别讲究小乖乖的膳食结构。古谱云“七分虫三分养”，现代人却站在营养学的高度，提出了“三分虫七分养”的新观念。行家们对小精灵所需营养结构，进行了程度不一的科学搭配，过去那种“南方米，北方饭”的饲养法已被淘汰。小乖乖所吃的食中，芝麻不可多，玉米、谷子不可少，除杂以黑豆、黄豆外，还要外加茯苓、丁豆、甘草、首乌、蒺藜、莲子、人参等。小精灵在早秋发育阶段，每周还得让它吃一至两次河虾或公鸡心。有条件的养主，还会以蟹腿内的蟹丝，鳗鱼背上的精肉，给小精灵换换口味儿……
在大千世界中，总有一些或大或小的谜团扑朔迷离地摆在我们面前，令人大惑不解。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洞察和思考，总能窥出个中的部分奥妙。
某些玩虫人，所以对小虫这样百般豢养、千般呵护、万般珍爱，我猜度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家境富裕且有闲暇的玩虫人，他们将小虫视为小宠物而关怀备至，这是热爱生命而“推己及虫”的爱心使然。二是养虫有癖的玩虫者，他们把观小虫相斗，视为比打扑克更带刺激的一种游乐。这些虫迷，胜者得意洋洋，败者脸贴纸条，顶多以几盒烟一瓶酒为押注，赢家开怀大乐，输家赧颜一笑。三为将小虫作为赌具，进行豪赌的赌徒。情况常常会是这样，那些价格愈是惊人的小虫，愈有可能成为赌徒们的造钞机。他们借助蟋蟀那微小的躯体，善斗的品格，去获取巨额的不义之款，去赚得血腥的利息……
黄、毒、赌乃社会三大公害，世界上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写尽它们的罪恶。人一旦染上赌的恶习，便像狎妓一样着魔，吸毒一般上瘾。
小精灵成为豪赌者们的赌具后，人们就无法悬揣那隐藏在它身后的悲剧。赌徒们将渺茫的胜利寄托于小虫，吝啬的变得慷慨，稳重的变得浮躁，安分的变得贪婪，而命运之神却躲在一旁暗自冷笑，给赌徒们以无情的揶揄。
北京已进耄耋之岁的老玩家，莫不知悉清末民初“来大爷”因斗蟋而败家的故事。
“来大爷”名来幼和，曾住京城交道口圆恩寺处的一府第中。来家本是粤海豪富，在京城开着几家当铺，家资万贯，金玉满堂。来家食则山馐海错，穿则锦衣轻裘，出则驷马高车，动则呼奴唤婢。至来幼和这一代时，家中还雇有专司畜养蛐蛐和蝈蝈的虫师。来幼和吃喝嫖赌，无一不染，尤沉湎于斗蟋豪赌。十余年下来，来家的产业荡尽一空，曾被称作“来大爷”的来幼和，沦为小饭铺的佣工，像武大郎一般，当炉烙烧饼叫卖。最终流浪街头，落魄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