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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到1969年初，因文化大革命而滞留在城镇中的既不能升学又无从就业的“老三届”初、高中学生，遵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汉川县也不例外，原本无所事事地麇集在城镇中青年学生们，在掀天的锣鼓声中，纷纷奔赴“广阔天地”。吴雅和吴稚姐弟因年纪太小，不在下乡之列，得以暂留城中。
不久即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实际参与复课的只有小学生和文革爆发时刚收上来的那一届本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几天学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后来各中学从高小六年级现招上来一批学生，勉强凑成两届。这样，吴稚又一跃而上，成了姐姐的同学。
那一年的“复课”，是从寒假结束后开始的。姐弟俩背着妈妈为他们精心准备好的书包，怀着对久违的集体学习生活的向往，肩并肩地走进了汉川一中的校园。
当时的口号是以学为主，学工学农，勤工俭学。但已被数年文革放“野”的学生中，“读书无用论”盛行，不少情绪消极的老师也抱了这种态度。说是“复课”，但从上到下对于怎么“复课”都没有数，因为旧有教学大纲和全国通用教材都砸烂了，新的又没有，老师根本不知道该教些什么，学生们就乐得逍遥了。于是，所谓的“复课闹革命”也就是每天让学生们到学校里集中一下，读读报，唱唱歌，开开批判会，搞搞文体活动而已。直到几个月后，省里编写的临时教材才发放下来，学校里也才开始有了象征性的教学活动。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这批孩子“初中毕业”。因此初中这两年的“学业”对于姐弟俩来说，实在是太轻松了，因为那些所谓的教学内容，他们早在两年多的家庭自学中就涉猎和掌握了。正值青春年少的姐弟俩，不约而同地把过剩的精力发泄到各种文体活动上。吴雅在小学时就爱打兵兵球，此时更是热衷此道了，课余时间经常都是在乒乓桌边打发掉的。后来她又学会了吹口琴、弹吉他，而且悟性特好，从熟悉乐谱，到掌握要领，很快就应对自如了。吴稚不太爱好体育，但对艺术同样很感兴趣，不但学吹口琴，还学吹笛子，拉二胡，且悟性不输姐姐。姐弟俩的多才多艺，在同学中有口皆碑。
因为闲暇时间实在太多，一段时间里，姐弟俩的兴趣又转移到勤工俭学上，即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到外面去打小工。冬环觉得儿女已经长大了，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劳动的艰辛，增加一些社会知识也有必要，所以表示支持。当时县里有小工可打的行当，都是搬运、建筑之类的重体力活儿，因毕竟年龄尚小，体力不行，姐弟俩最初外出找活儿干时总是碰壁，不得不“自谋生路”。他们得悉房建部门在公开收购用来打地基用的破碎砖石，且一立方可卖到5块钱之多，不禁大为兴奋，一空下来就带了篮子或锣筐四处寻觅，只要发现有人家废弃的破砖碎石，就如获至宝地收集起来，运回家中的小院里堆放着，每天归来就像得胜的将军似地，乐滋滋地评估着自己的战利品，看看差不多了，就请人前来验货收购。验货不能一一过秤，全凭收购者的眼力评估，而收购者却总有低估的倾向，所以每次来人验货时，站在一旁的姐弟俩都屏息静气，像听候老师宣布考试成绩似的紧张地等着收购人发话，直到收购人开出价钱，方才缓过劲儿来，或相视而嘻，或发出争议，但多数时候都是以收购人一锤定音而告终。
后来，他们在姑妈刘冬仙的帮助下，这种受制于人的境况才有了改变。冬环在县城里有一个堂妹、一个表妹，堂妹就是大伯父的女儿刘冬仙，表妹是舅舅的女儿胡中秋。三姐妹都拖家带口，各有一本难念的经，但彼此却都很珍视这份亲情，相互关照，常有走动。
姑爹颜汉访长期在区乡政府担任公职，姑妈本人却一直没有正式工作，靠四处打小工贴补家用，后来才在仙女山苗圃找了一份临时工。姑妈家的孩子众多，尽管年龄比吴雅和吴稚都小，但彼此却十分亲密，常在一块玩儿。姑妈平时就很喜欢这两个好学上进的侄子，看到他们搞勤工俭学有困难，便征得领导同意，让他们到苗圃打小工。苗圃小工主要是做一些挖地、培土、锄草、施肥之类的季节性活路，工钱是按日计算，每天1元2角，但不能直接发到打工者手上，而要通过街道办事处发给他们，街道在这1元2角中抽掉6分钱，作为手续费，因此打工者每天实得为1元1角4分。但就这样，已经让姐弟俩高兴得不知说何是好，汗水甩八瓣也好，双手起血泡也好，腰酸背痛也好，在可观的劳动收获面前统统都不值一提了。
冬环原来的意思是在银行里专门开一个活期账户，将儿女的打工所得都存在里面，在他们以后学习读书需要时支用，但姐弟俩却执意要将挣的钱全部用来贴补家用，连零头都不愿留，妈妈最后也只好遂了他们的心愿。姐弟俩开始自己挣钱之后的一大变化，就是更加懂得节俭，特别是吴雅，不但自己不乱花钱，还帮助管家的外婆建起了记账薄，对家庭的每一笔日常开支，都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每天支出的买小菜的钱，青菜几分，萝卜几分，都记得一清二楚，每日晚上结算，如有超支，第二天必须补回，“恢复平衡”。外婆对此极为赞同，嘴里经常念念有词：“挣钱好比针挑土，花钱如同水冲沙……”姐弟俩直到成年以后对此依然记忆犹新。
后来冬环从县银行调到县物资站（后改为物资局）搞财会工作，这为姐弟俩的打工生涯开辟了新的途径。当时县物资局属下有若干个公司，比如农资公司、建材公司、废旧金属回收公司等等，姐弟俩只要得知某公司需要小工，便央求母亲出面前去说项。因局里原本就有在这方面优先照顾亲属的内部规定，所以姐弟俩十有七八都能如愿以偿。物资局所干的多是搬运御载等重体力活儿，工作量大大超过苗圃，工资依然是统一的每日1元2角，街道也依然按比例抽成。姐弟俩却乐此不疲，并为自己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而深感幸运。他们干得最多的活儿是御车，尤其是御煤和御水泥。这两样都是又脏又累的活儿，每次御完一车煤，没有一个不变成“亚非拉”的，全身除了眼睛在转，其余部分都面目全非了。御水泥比御煤更难，一袋水泥50公斤，下车进库，都是女的负责在车上御，男的负责在下边扛。当时吴稚也就是15岁左右，身体又属瘦长型，起初每当一袋水泥扛在肩上，就有泰山压顶之感，腰成弓状腿脚打闪，只能呲牙咧嘴地硬撑着将水泥好歹扛进仓库。吴雅看着心疼，多次提出要跟他调换，都被他断然拒绝。后来他的体力和技巧双双过关，不但可以腰板挺直，健步如飞地将水泥扛进仓库，而且出来之后神态自若，大气不喘。干此活时吴稚唯一所烦的便是打扫散落的水泥，这是每次御车都免不了的活儿，因纸袋质量低劣，破损率极高，有时散落的水泥竟占到二三成，得将其一一扫拢铲进草包再搬进仓库，彼时水泥灰四下弥漫，呛得人几乎要窒息。每当此时，吴雅总是要弟弟“靠边站”，自己用垫布遮着半个脸冲在头里，待干完活下来时，早已全身水泥灰，变成地道的“黄毛丫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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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雅和吴稚积极学工学农，勤工俭学，但各科学习成绩依然不可思议地在整个年级名列前茅，加之又能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因此从校长到一般老师，对姐弟俩都格外喜爱，只要谈起他们，没有不翘大姆指的。初中两年，他们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也一直在各自的班上担任学习委员。姐弟俩都乐于帮助班上学习有困难的同学，不过在帮助的方式上却各有不同：吴雅总是耐心讲解，直到同学弄懂为止；吴稚却情愿把自己的作业直接交给同学“参考”，明知有人趁机抄袭，也睁只眼闭只眼。
1971年春，吴雅所在的年级临近毕业，而吴稚所在的年级实际上也学完了同样的课程，于是有关方面决定让吴雅所在的年级“原地踏步”，吴稚所在的年级“跑步跟上”，两届学生同时“毕业”，同时面对高中升学。由于毕业生骤增一倍，高中招生的名额又有限，就产生了一个僧多粥少的问题，当时又不可能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于是通关系，“走后门”几乎成为学生们上高中的唯一途径。许多县革委的机关干部或者有这样那样靠山和背景的人，都忙着通过各种途径把他们自己的子女安排进了高中，按规定，不能进入高中的学生，将全部作为知青下乡插队落户。吴雅和吴稚在学校里一直品学兼优，尽管家里既无背景又无靠山，作为母亲的冬环虽不免焦虑，但总的来说仍抱有一定信心。在母亲的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姐弟俩对此也表现得很坦然，又利用放假的时机打小工去了。当他们拿着劳动报酬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时，两人的高中的入学通知书也同时到了。
虽然当时在升学招工上存在“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但总体上还是择优录取的。对姐弟俩的升学，老师们都由衷地高兴，其中也包括一直对吴家姐弟予以厚爱的余宪伟老师。
文革初期，吴雅和余老师之间曾有过一次后来一直令吴雅愧疚难安的“冲突”当时城关小学成立了“红教工”兵团，吴雅所在的汉川一中“红卫兵”兵团认为前者是“保守派”，便打起旗帜前往造反，没想到余老师也加入了“红教工”，结果师生俩作为对立双方的成员狭路相逢。在言辞尖锐的辩论中，余老师忍不住质问自己一直钟爱的学生：“吴雅，你这是要干什么呢？”当时满以为自己“真理在握”的吴雅也不退让，当众回道：“你们的大方向错了，我们造反有理！”
这是吴雅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当众冲撞自己所尊敬的师长，尽管当时她才刚满12岁，而且是在那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氛围之下，但在她日后淡出红卫兵运动，并对那一段经历有所反思和认识之后，对此一直怀着深深的歉疚。后来余宪伟调汉川一中工作，对吴雅依然关爱如故，更令她愧疚莫名，以至10余年之后，已在华中理工学院任教的她，对此事依然难以忘却。1983年夏天，吴雅曾想利用赴汉川招生之机，当面向余老师表达这份拖欠已久的歉意，但却因故未能实现，后来她特意致信余老师，披露自己的心迹。她在信中写道：
说老实话，你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当我的班主任的那些年里对我的关心和教导。但是多少年来，我总觉得我对不起你（这也是我准备到你家里去看望你的原因之一），我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多次写下这样的话。后来我从农村上大学，临走时也曾想过应该到你那儿去一下，但又缺乏这份勇气。这次到汉川，我认为是了却我多少年来的遗憾的好机会，我想我一定要找你单独谈一谈，以表达我的“对不起你”的想法，但是最后也没能如愿，现在，我只能用写信的方式来向你表达了。
你当我的班主任时，年纪比我现在还小。现在我虽然也是一名教师了，但你那时所做的事情，是我们许多当教师的人都不能及的。你是那样的孜孜不倦地教育我们，那样任劳任怨，特别是对我，你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的，而我肯定不是你最好的学生，我没能让老师享受到他的学生应能给予他的愉快和幸福，我可能是一名让你失望的学生吧！
正是在余宪伟这样的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吴雅更加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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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两年半（从1971年2月到1973年7月），正值花季的吴雅在不知不觉中出落成为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肥大而土气的蓝灰色衣装也遮掩不住从她那充分发育的身体上散发出的强烈青春气息。她朝气蓬勃，刻苦勤奋，不管是在课堂上和课堂外都显现出顶尖优秀学生的素质。
在“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思想指导下，高中的功课虽然比初中有所加重，但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依然繁多，诸如下乡支农，民兵训练，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等。对所有这一切，吴雅都兴致盎然，积极参与，但心中却又始终暗守着一条雷打不动的原则：决不能因之影响知识文化的学习。
吴雅自幼便酷爱体育运动，到高中后热情更盛，而且兴趣从“小球”（乒乓）转移到“大球”（篮球）。打篮球需要体力和技术，开初她两者都很欠缺。为此她进行了针对性的刻苦训练，教练要求队员每天跑步10圈，她跑20圈；别的队员每天练200次投篮，她就练400次，经常是球场上人都走空了，还见她一个人在那儿反来复去地投呀练呀。超乎常人的付出终于得到报偿，身高并不占优势的她，迅速成为此中好手，传球运球，跨步上篮如鱼得水，远投命中率惊人，不管是担任前锋、中锋或者后卫，只要一上赛场，平时文静随和，与人无争的她，立即变得生龙活虎，满场奔跑拼抢，成为观众注目的“看点”。不少人球迷直言不讳：我们就是来看“12号”（吴雅）的！冬环有时也挤在观众中看女儿打球，每当她听见周围的同事或熟人不无艳羡地说起“12号是刘冬环的女儿”时，心头真比吃了蜜糖还甜。
当时湖北省兴起了一股篮球热，各单位之间，县与县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经常进行邀请赛，省里也不断有大型赛事，两年间，吴雅从班队打到校队，又从校队打到县代表队，再从县代表队打到孝感地区代表队，经常被抽调出去参加集训和比赛，少则三五日，多则十天半月，最长的达一月以上，对于一个在校生来说，其学习受到的影响可想而知。为此有关部门专门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对因参加球赛而影响了学业的学生，平时可以免考，升学时可以跟班毕业。一些参加集训的学生为能享有此种“优待”而雀跃不已，而吴雅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点。每次外出集训或参赛，她都会将全部课本带上，别人休息或玩耍的时候，便是她预习功课的时候。她预习得非常认真，凡有疑点绝不马虎放过，反复阅读，掌握实质，实在弄不懂的，便做上着重记号，慢慢领会。每次外出回来，她总是像打仗一样争分夺秒地补上耽误的功课。弟弟、同学、老师，都是她请教的对象，而且总是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直到全部了然于心方才罢休。县体委的侯主任对吴雅的比赛学习两不误赞赏有加，每次见到冬环时都会夸奖说：“你这个女儿真是不错啊！”
一般来说，吴雅回到家里最方便“请教”的当然是弟弟吴稚，但深知姐姐的认真劲儿又最缺乏耐心的吴稚每每遇到这种时候，总是将作业本往她面前一摊说：“都在上面，自己看吧！”然后便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