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当中经常为她“补课”的是王丽黎。王丽黎天生聪颖，读书用功，是班上学习成绩拔尖的女生之一。她和吴雅读小学时就互相认识，升高中时合并到一个班，后来又分到一个学习小组，彼此性情投合，互相关心帮助，在众人眼中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友。但吴雅对于学问的一丝不苟的探究精神，有时连她都受不了，当吴雅在某一个问题上纠缠不休时，她就会敲着她的脑袋说：“哎呀，怎么还不懂呀？是不是打篮球得你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呀！”这时吴雅却总是略带歉然地笑回道：“学问学问，就是要问嘛！”
吴雅的这种求学精神一直保持终生。后来已跻身“全国十大杰出检察官”的王丽黎忆及往事时，仍感怀不已。她认为吴雅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超乎常人的成就，除了天资聪颖，主要还是靠了自身的刻苦努力尤其是从不轻言放弃的精神。
当时班里与吴雅在学习上经常相互帮助切磋的，还有与她同桌的董青青。董青青的数理化成绩突出，吴雅每次外出回来，都少不了要参阅她的物理、化学笔记。后来成为武汉警官学院教授的董青青说，吴雅给她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为人质朴，特别善于发现和学习人家的长处，没有一点“小女生”的精怪样，她从不会嫉妒人，帮助别人也毫无保留，而这些品质比学问本身更为重要。
吴雅在学习上的最后一道“防护墙”，是后来被她视为又一个恩师的高中班主任梁书明。吴雅在学习上的任何问题，最后总能在他那里得到圆满解决。梁老师是当地教育界的一个奇才，从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但像吴雅这样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却所遇不多，所以对她是分外的喜爱和器重，视之为得意门生。特别是吴雅的勤奋努力，令他极为满意，经常在班上讲：“吴雅的天资跟大家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而且常年被抽调出去搞文体活动，被耽误的功课是最多的，但她的学习成绩却始终在班上名列前茅，包括大家认为最难学的数学，从来都是满分。这是为什么？我看没有别的窍门，只有四个字：勤能补拙！我喜欢她的就是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这也是我们每个同学都能做到的！”
1993年国庆节，汉川一中高71级5班的部分同学相约从天南海北汇集汉川，特别邀请余伟宪和梁书明等老师，进行了一次难得的师生聚会。20年的光阴流逝也未能冲淡师生、同学之间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结下的深厚情谊，各自事业有成，也饱尝世间冷暖的男女同学们欢聚一堂，说啊、笑啊、唱啊，仿佛又回到了那些青少年时代的寒窗岁月。当已经身为工学博士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的吴雅走到台前，眼含热泪地向余宪伟和梁书明老师献花致敬，并代表同样也已成为工学博士的弟弟，轻轻地道上一声“谢谢”时，在场的所有老师和同学都不禁泪光莹莹。在两位老师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像姐弟俩这样同时从汉川一中走出去，又双双成为博士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因此都特别感慨和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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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吴雅向刚恢复活动的学校共青团组织提出入团申请，并在支部大会上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却因“家庭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在最后审批时卡了壳。
早在文革初期家里遭受冲击时，吴雅就已从母亲那里知悉了自己的家世，尤其是远在北京的二外公刘子谷和已经去世多年的父亲的历史，她认为尽管他们不是样板戏里那种“光彩照人”的英雄，但却都是曾顺应时代的潮流，为党和人民做过工作，而且多少有所贡献的人，历史上也没有什么污点，父亲还是因公殉职的，因而内心充满了对他们的敬爱，至于多年来相濡以沫，现在仍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亲人们，有谁比她更清楚地了解他们？
她实在不明白自己的家庭到底有什么问题……
外婆在吴雅眼中，完全是慈祥、质朴和坚韧的化身。可以说正是从外婆的身上，她直接接触和感受到了中国劳苦大众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性。看着外婆在从早到晚的默默操劳中一点点老去，她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跑上前去抱住外婆说：“婆婆，你累了吧？累了就歇会儿吧……”她从小就知道帮着外婆做事，从读初中开始，便和弟弟一道把挑水、买煤等重体力活儿从外婆手中接了过来，平时只要有空，她总是见缝插针地抢着做家务，哪怕能让老人在旁边坐上一会儿，她都会由衷地高兴，逢年过节或是遇上老人的生日，她都会送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并且在妈妈的支持下顶起家务，让老人“休假”。外婆曾感慨不已地对冬环说：吴雅这孩子真是懂事，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
对于心地善良，命运多舛，年纪轻轻便追求进步，投身革命，多年来坚强地撑持着这个“残缺”家庭的母亲，在她的心目中更是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吴雅敬佩母亲、感激母亲，很小的时候她就是妈妈的“知心人”，长大后又成了妈妈的“守护者”，母亲情绪上的任何一点波动，身体上的任何一点不适，都会牵动她的敏感神经，令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每天放学跨进家门，她的第一句话总是不变的：“婆婆，我回来啦！妈妈呢，妈妈回来了吗？”如果发现妈妈在家，她就会立即飞跑过去，深情地端详着妈妈，直到断定没有什么事儿，方才会放下心来。对于作为母亲的冬环来说，这也是她最感欣慰和幸福的时刻。多年后她回顾往事时，仍满怀深情地说：“女儿填补了我失去的一切。”
中国有句古话：长兄如父。这是专门对那些丧失了父亲的家庭而言的。吴雅不是长兄，只是姐姐，但从小父母就经常告诫她：“你是姐姐，要带好弟弟。”后来这种意识完全融进了她的血液，变成了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深爱弟弟，认为弟弟天资聪明远胜自己，只要勤奋努力，将来可成大材。弟弟似乎却缺乏这种意识，加上天性贪玩好耍，虽然学习成绩一直不差，但对知识的掌握却并不踏实。为匡正弟弟的这个毛病，使之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将来的发展打牢基础，吴雅多年来没少操心费力，甚至因爱之太切，督促太严，不时造成姐弟关系的紧张。事实上，她将把弟弟造就成优秀人才当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吴稚上高中之后，才多少懂得了姐姐的这片良苦用心，开始奋发努力，要求进步，决心与姐姐比翼齐飞。
可以说，吴雅从小到大的成长，都是与她的家庭影响都密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一切努力，也是为了给她这个虽然“残缺”却充满温馨的家庭争气，让婆婆和母亲都为她感到欣慰和骄傲。
冬环意识到入团问题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前途的重要性，决定直接去县委组织部上访。县委组织部干部科的一位同志客气地接待了她，在耐心地听取她的陈述和要求之后，直言不讳地告诉她说，她从四川调来时，他看过她的档案，了解她的情况，她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和现实表现也已在审干中作了结论，没有任何问题，她的丈夫吴艾高属因公死亡，个人历史也没有任何问题。冬环自参加革命起，经历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还是第一次听到组织部门对自己和丈夫做出这样客观公正的评价，一时百感交集，泪流满面。县委组织部出具了一份家庭情况证明给汉川一中团委。
当时的团支部书记李伟模和团员王丽黎等对吴雅所遭受的不公也很抱不平，得到县委组织部出具的证明，都十分高兴，团支部重新审批了吴雅入团申请，吴雅终于迈进了共青团的大门。
在吴雅入团后不久，吴稚也入了团。
生活在吴雅的眼中又开始变得美好，变得充满了友善，她决心要给这一切以同样的回报。不管自己的时间有多么紧张，对于班上和集体的事情她从不懈怠，总是精神饱满，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从未有过厌倦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合，她总是笑容可掬，谦和待人，善于倾听，遇有不同意见，不管对方的态度如何激烈，她总是沉静地听人家把话说完，然后心平气和说出自己的看法，极少有强词夺理的情况出现。遇到什么麻烦和不快，她总是首先检讨自己，极少怨天尤人。她特别同情弱者，视帮助别人为莫大的快乐：同学的文具没有了，她会立即把自己的送过去；同学家翻盖房子请不起小工，她会动员大家一起去义务支援；在街上偶尔遇着病残的老人或讨饭的孩子，她会送上自己平时舍不得花的零用钱，而且总是一步三回头地担心他们的归宿。她似乎根本不懂得嫉妒，别人有了进步或遇上了什么好事情，她总是衷心地为别人高兴，而她自己有了什么好东西或碰上什么好运气哪怕偶然得到了几颗糖，她都乐于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即使是对那些曾公开私下与她“过不去”的人，她也总是尽量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别人，从不结仇记恨，耿耿于怀。
同学们后来回忆说：她的内心里似乎始终涌流一股温馨的爱泉，这股不竭的爱的泉水不仅使她变得愈加美丽，也随时影响着四周的氛围，给大家带来愉悦与和谐。
夏伟和吴雅是在县银行大院一起长大的孩子，小学，初、高中也一直同校同班，平时与姐弟俩都非常要好，人也很规矩，但在临近高中毕业时，却发生了一件在当时完全是“谈虎色变”的事情：有一次他在摆弄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时，无意中拨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且出于好奇，收听了十来分钟。事情反映到学校后，从校领导到班主任都非常紧张，班上的同学更是吓得面面相觑，无人敢言，因为在当时，“收听敌台”乃是非同小可的“反革命”行为，挨批斗是起码的，弄得不好送进班房都有可能！当时夏伟自己也吓得不轻，完全失去了自我辩解的能力。吴雅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太了解夏伟了，他绝对是一个思想单纯，品行端正的人，如果他受到这种致命的误伤，说不定一辈子就毁了！万般焦虑中，她突然想到夏伟的母亲与有关方面还有一些关系，可以通过她去做一些解释工作，于是，冒着自身遭受牵连的风险，急急跑回银行找到夏伟的母亲，讲述了发生的事情，请夏母赶紧想办法救儿子一命，同时表示，如果需要，她也愿意站出来为夏伟担保作证！经过夏母和学校以及各方面的积极沟通，后来夏伟总算只是以“在班上批判检查”的代价度过了这一险关。高中毕业后，夏伟顺利地入伍参军，退伍后从警，因工作出色，多次立功，职务从一般警员一步步地擢升为县公安局副局长。
多年之后，汉川一中的校友们聚在一起缅怀吴雅时，对这位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美好记忆的同学评价真可谓众口一词，有的说她“与人为善，富有爱心，身上有一种天使般的光辉”，有的称之是“女性温柔和男性刚毅完美结合的典范”。总之，在中学时代的吴雅身上，就已经开始显露出许多常人不及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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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底，吴雅和吴稚即将高中毕业，无法逃避的命运早已等在前头：上山下乡当知青。
对此两姐弟是有思想准备的。从1969年老三届上山下乡开始，到那时已经四年，中学毕业生下乡插队已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固定下来，然而那一年却偏偏发生了一件与之相撞且超乎其上的事情--大规模的冬季征兵运动。上头明文规定：征兵在前，下乡在后。
解放军在文革中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群众中的威望达到空前的程度，既然上大学已成明日黄花，参军当兵便成了青年学子们梦寐以求的向往。进部队不仅意味着本人可以吃皇粮，拿津贴，从此前途无忧，家庭也会成为“军属”受到社会的尊敬和优待，与下乡插队当农民完全是天上地下，不可同日而语。但因招兵的名额极少，一些有权有势的干部子弟自然就占了先机，很有“自知之明”的冬环决意不让女儿去凑那个热闹，所以连名都没有报。得知有些同学已接到体检通知，姐弟俩也没有什么失落感，当那些人在县一中的操场上集中目测时，还跑去看热闹。
只有过了目测关的人，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的体检。那天场子上的气氛非常紧张，平时嘻哈打笑的学生们个个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地按口令摆动着肢体，深怕出差错被打入另册。进行目测的是一位目光严厉的中年女军人，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每一个受阅者，目光也不时地扫过四周围观的人。女军人忽然走到吴雅跟前，目光一下变得非常柔和，甚至明显地带有些微的爱怜之情，她笑着拍拍吴雅肩膀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吴雅十分意外地作了回答。
“你怎么不来参加目测呢？”
吴雅涨红了脸，不知说何是好。
“你报名应征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报呢？”
吴雅勉强地笑了笑。
“哦，”女军人若有所悟地说，“你条件不错嘛，为什么不报名呢？”
吴雅含笑不语。妈妈早就告诫过她，这次全县就只有一个女兵名额，同届的高中生中家父母有权有势的女孩子不少，我们争不过别人，不要去自寻烦恼。
女军人后来到学校去查询了她的情况，而且也和她再次照面，只是再也没有提及此事。
这件事情表面上似乎很淡地就过去了，实际上却再次深深地刺伤了吴雅那原本就极敏感的心--她再次感受到了严酷的社会现实，明白对于一个出生在无权无势的家庭的孩子来说，她的前途是不可能靠父母庇佑的，要改变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要付出超人的努力和代价！事实上，吴雅后来的奋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青年时代的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认识。她的知心好友王丽黎说：
“在吴雅看似不温不火的平和的笑容后面，其实深藏着一颗极为敏感自尊的心，她有极强烈的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同时又能推己及人，同情那些比她处境更差，更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吴雅。”
招兵的喧哗尘埃落定之后，街道办事处的人到各家进行知青登记动员时，吴雅姐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当吴雅和吴稚拿着户口薄到城关派出所去下了户口，回到家里故作轻松地对母亲说，他们已经是农民，不再是城里人时，冬环不禁百感交集，她知道，孩子迈出家门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1973年4月15日，汉川县城红旗招展，锣鼓掀天，社会各界和市民们夹道欢送文革中的首批高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其热烈的程度不亚于不久前欢送入伍的新兵。但人们脸上的表情，不管是欢送者还是被欢送者，显然都大有落差，“上山下乡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的醒目大标语，高音喇叭里传送出的雄壮乐曲和慷慨激昂，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遮掩不住写在被欢送者脸上的迷惘无奈和欢送者脸上的深深忧戚。
冬环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人丛中的女儿和儿子的一举一动，在知青们分头排队登上卡车时，她到底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不顾一切地挤过人群来到女儿跟前，关切地说道：“雅儿，下去之后，千万不要忘记学习！每天要坚持写日记，回家时要带给我看……要如实地写，让妈妈知道你们在下边的真实情况！”
“妈妈，我会写的，日记本都准备好啦！”吴雅拍着挎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