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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队干部和社员心目中，吴雅从早到晚总是精力充沛，风风火火，一直在做事情，似乎从来不见她在别人之前躺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作为知青小组长，她不仅在生产劳动中处处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每天收工回来，不管有多累，她还得挤时间到别的知青住处关切问候，了解情况，所以大凡知青们的思想问题，情绪波动，身体病痛，生活琐事等等，她都能及时掌握，帮助解决。知青户的日常管理，比如操办集体伙食，收拾自留地，召集开会学习，开展文体活动等等，她也须操劳费心。她还逐渐担负了队里的一些宣传、文字工作，起初是做些念文件，读报纸，写表扬稿之类的事情，后来队里往上的总结汇报、情况反映都一应地让她提笔了，经常为写东西在队部加班到深夜；后来上面发现她撰写的东西观点鲜明，内容详实，文笔流畅，便经常抽调她到公社去写材料，有时还陪同相关领导出席一些会议。
尽管生活紧张艰苦，但在日常生活中，吴雅依然保持了她求知如渴，爱好体育和艺术的天性，闲暇的时候，人们常常看见她坐在床前专心致志地看书，或者站在门边旁若无人地吹奏着她心爱的口琴，极少看到她像有些人那样心事重重，坐卧不宁的情景。跟她同住一间寝室的黄凤元回忆说：她最爱吹奏的一首曲子就是《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这在当时可说是一首难得的旋律优美的抒情歌曲，她吹起来特别投入，有时可以说完全陶醉其中了。优雅动人的琴声飞出知青户，在村子和汉北河上盘旋，遇上这种时候，旁边的知青甚至社员都会情不自禁地静静聆听……
天长日久，吴雅渐渐有了一些名气，不仅在下面人说人夸，上面的各级领导也开始熟悉起这个有口皆碑的女知青。
这些情况吴雅从不在母亲面前披露炫耀，所以冬环对女儿在下边的“表现”和“走红”一直蒙在鼓里。有一次，永丰一队的宋队长进城办事顺便到家里小坐，谈起吴雅的情况，她了解到一件从未听女儿说起过的“小事”“双抢”后期，队里晒谷打谷，搞“颗粒归仓”，吴雅抢着要做牵牛碾谷的活儿，因为不熟悉牛儿吃喝拉撒的脾性，有一回眼见牛儿要往稻谷上拉粪，她急得用双手去捧着，还叫着：“哎呀，牛粪好热呀！”大家见了，又是夸又是笑，说：“你怎么不说好臭呢！”宋队长感叹：“你女儿真是难得呀！这种事情一般农民遇上都不一定会做的。”
一天，冬环与县农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在街上偶然相遇，人家告诉她说：“老刘，你女儿明天要回县里来，在农办为公社修改整理一份报告。”她愣了半天，待反应过来后竟兴奋得一夜未眠。
吴雅一直按照母亲的要求，坚持每天晚上写日记，而且定时交给母亲阅看，但里面总是说自己这儿没做好，那儿有差距，极少涉及这类“自我表扬”的事情，当冬环“责备”女儿不该对自己保密时，她笑着说：“不要急嘛，我会告诉妈妈的……”
在这一点上吴雅有自己的心思。因为弟弟每次回家，母亲总爱拿姐姐跟他做比较，她不愿意母亲只说自己一个人如何好，她希望自己和弟弟一起“长进”，一起让母亲高兴。所以如果姐弟俩同时回到家里，她总是示意弟弟，让他多说一些让母亲和外婆高兴的事情，然而吴稚却偏偏不理解姐姐的这份苦心，经常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往家里带。
按规定，知青们下去头一年的口粮都是由上边统一安排供应的，公社和生产队并给予一定的补助，当时生产队的社员一年可分得原稻谷600斤左右，吴稚所在的红北三队每个知青的供应加补助却达到令人咋舌的人均1100斤，碾成大米也有700多斤。因为常年几乎见不到油荤，劳动强度又大，所以知青们个个饭量惊人，十几斤米的一大锅饭，基本上都是一顿扫光。一路吃下来，眼看着粮屯慢慢见了底，11月份还没过半，就无米下锅了，于是硬着头皮伸手向生产队要。生产队长大为惊愕，跑去查看，结果发现真是在闹“空城计”了。队长说：“不是不想给你们，队里也没有存粮了。”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知青们不知日子该如何过下去之时，队长突然亲自找上门来，说是公社有个紧急通知，让所有的知青马上去开会。到了公社，他们才知道是要传达毛主席对知青工作的最新指示！原来福建蒲田有个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师，因子女下乡生活困难，给老人家写了封“告御状”的信，竟幸运无比地被老人家亲自看到了，不但看到了，还亲自回了信，寄了300元钱，“聊补无米之炊”，并在信中说，对知青的问题要“统筹解决”。平时对知青的事情已经很淡漠甚至不耐烦的公社头儿们，一个个反复学习领会这一最新最高指示的“伟大战略意义”，并且迅速地“落实到行动上”。会后，公社招待所有知青吃饭，大木桶盛满了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吃多少随便舀，更令知青们大喜过望的是，每张桌子上都摆放了一大盆猪肉炖萝卜，吃完了还可以再加！吴稚们敞开了肚子猛吃猛喝，直到撑得腰都不能弯了方才罢休。未曾料到，多日不沾荤腥的肠胃竟接受不了这种待候，几个人在返回生产队的路上，肚子里便翻江倒海，大拉特拉起来。
翌日一早，队长又来了，发现几个人正瘫躺在床上，立即就有些紧张，推着吴稚说：“快拿上口袋，到粮库领粮去吧，多去两个人！”
就像大白天做梦一般，不仅吴稚，所有的人都立即撑起身子来，狐疑地望着队长。吴稚说：“粮库里不是只剩谷种了吗？”
“谷种也拿！公社说了，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指示的问题，开不得玩笑！”
老人们说，吃了谷种肚子里会长出秧苗来的！知青们半信半疑。但头一两天大家上厕所时还是有所关注，后来发现一切正常，便高枕无忧了。但事情传到吴雅耳朵里，却引起她的不安。她责备弟弟：“农民是饿死都不能吃谷种的，你们倒好，开了这种先例！”
吴稚却做着鬼脸说：“哎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些谷种都是产量低得要命的退化品种，吃掉了，上面正好拨优良品种下来！”
吴雅当然知道弟弟是在鬼扯，但想到不吃也吃了，再怎么说也吐不出来，只好退而求其次，告诫弟弟说，当农民就得有农民的思想感情，以后再也不能做那种事儿！如果口粮实在没有了，就给她说，她们知青点都是女生，饭量不大，可以省下来支援他们。
认真地说，吴稚在队上的表现总的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不但劳动上可以顶得一个全劳力，当知青组长也尽职尽责，同时还为队里做了许多其他事情，比如画毛主席像，办宣传专栏，参加民兵训练等等，干部社员的口碑很不错，只是十六、七的男孩子，难免偶尔调皮捣蛋一下而已。
是年年底，县里召开知青代表大会，当吴雅作为刘隔公社的代表去报到，在榜上发现高阁公社的代表名单中有弟弟的名字时，开初竟有点不敢相信，因为知青代表的人数限制很严，一个公社也就几个名额，待听到别人称赞弟弟如何如何“表现好”时，竟高兴得流下泪来。
冬环也是如此，原来总担心儿子在下面成天跟其他男知青厮混，迟早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完全没想到他竟会与姐姐一起出席知青代表大会，一时真是喜出望外。单位上的同事见到她也纷纷翘起大拇指，说姐弟俩同时出席知青代表会，全县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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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代表大会之后，吴雅吴稚姐弟在县里开始有了名声，连县里的主要领导都知道本地下乡知青中有这么一对很不错的姐弟了。不久，吴雅被选为大队团支部书记，又被作为党员培养对象。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入党介绍人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高松青。
尽管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从大乱走向大治”，但整党工作却已先行一步，各级党组织已开始恢复正常的组织生活，但作为接受再教育对象的知青要想入党绝非易事。然而在知青中，吴雅的表现实在太突出了，事实上，高松青在把她定为“发展对象”之时，就已在考虑培养她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经常对她谈到大寨铁姑娘队的队长郭凤莲，讲述陈永贵是如何精心地培养她……并且直言不讳地说，他也希望她成为队里的郭凤莲。
1974年，省里组织农村干部和知青积极分子到大寨参观。在高松青的支持下，吴雅经刘隔公社和区里推荐、县上批准，成为参观团中刘隔区仅有的两名知青代表之一。当时全国农村持续地掀起学大寨的热潮，大寨已经成为国人心中的一块圣地，能作为代表去大寨参观本身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荣誉。与吴雅同去的另一位知青代表名叫王国繁，是她初、高中的同学，也是一起下的乡。对于那次结伴出行的点点滴滴，30年后，已在武汉市物价局任处长的王国繁，回忆起来依然感慨有加。
他们一行十数人从汉川出发到武汉后，乘火车北上到达太原，又转乘窄轨小火车到达昔阳县。小火车是当年阎锡山在山西经营他的“独立王国”时，为怕被别人并吞，特意按“路不同轨”的理念修建的。因为到大寨参观的人很多，从昔阳到大寨只能乘卡车，三、四十人挤一辆。听说为了修这条大寨路，上面投了不少资金，但沿途的路况并不好，坑坑洼洼，极为颠簸。吴雅双手紧扶着车厢档板站在侧边，不想车子在半途的一次猛然颠簸时，她的左手被开裂的档板夹住，顿时皮开肉绽，血流不止，身边的同志赶紧用手绢给她临时包扎上。原以为到大寨后可到卫生所之类的地方去上点药，不想去到后才发现竟然没有。她只得临时找了根带子将受伤的手挂在胸前，跟大家一起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爬上爬下。在虎头山上，参观团见到了正在那里接待来访者的郭凤莲。吴雅没有跟着别人往前挤，只是在远处静静地望着心中的偶象，因为手受了伤，她没好意思上前去跟郭凤莲握手，并为此遗憾了好久。
因为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人太多，大寨几乎每天都人满为患。参观者们成群结队，像游行似地一茬接着一茬地走，纯粹的走马观花。吴雅对此很不满足。社员居住的房屋和窑洞，除了几户重点“展示”的之外，一般的很少有人过问，但吴雅却偏偏对后者特别好奇，不顾“违纪”之嫌，一有机会便前往探看。尽管她对看到的情况极少披露议论，但从神情的微妙变化上却可以看出，她内心里是有所思索的。
在大寨参观完毕回到昔阳县城之后，她才到医院去看受伤的手，这时浸血的手绢已经和伤口结痂在一起，医生费了好大劲儿才一点点地分离开来。因延误了治疗时间，伤口红肿发炎，回到汉川仍未愈合，人们看见她在公社大队作传达时，手上仍缠着纱布。
吴雅担任大队专职团支部书记后，按规定可以“脱产”，平时只要在下边走走看看就行了，但她极少这样，只要有时间就到下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当地有句专说妇女的顺口溜：十七八的姑娘上小学，接来的媳妇不干活，五十出头当婆婆。年轻的姑娘也好，过门的媳妇也好，都是守着家门转的多，很少有人正儿八经地下田干农活。吴雅一到农村，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同时也看到，这样的结果就是妇女在经济上仍处于从属地位，不管在家里在外边都没有发言权，说不上真正的彻底翻身。所以她对“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特别拥护，不仅时常挂在嘴上，而且想要通过自己的行动体现出来，这实际上也是她处处要强，不甘人后的原动力之一。一个自小在城里长大的女孩，不怕吃苦受累，在明明可以不出工的情况下，还成天跟男社员一样地下田干活，首先就感动和影响了身边的女团员和女青年，然后慢慢扩大到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一般女社员。在上面的宣传鼓动大力倡导下，一时间，“家家一把锁，户户无闲人”在当地蔚然成风。
八月间正是江汉平原上棉铃虫为害最烈的季节，常常将丰收在望的棉田毁于一旦。民谚说：七月花花世界，八月虫子为害，九月总结教训，十月明年再来。对棉铃虫一般采取药杀，但因时间久了，虫子有了耐药性，喷药之后，杀而不绝，只有辅以白日人工捕捉，夜晚灯光诱捕。棉铃虫躲在棉桃里，要捉也不容易，加上枝叶毛刺扎人，干不上半天，手臂上便满是划痕了，汗水一渍，疼得钻心。整个八月，吴雅带着一帮团员和青年社员组成“突击队”，不分昼夜地在大田里虫口夺棉。有人见她累得眼眶发黑，仍不肯休息，夸她“跟大寨铁姑娘差不多了”。她抹着汗水，指着周围的女青年恢谐地说：“我们要学铁姑娘，但我们不是铁姑娘，是花姑娘--棉花姑娘！”
不久，吴雅的入党申请获得大队和公社党组织批准，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在当时，知青入党远不是一般的表现积极就能达到的，可以说非常难得。此事不仅在当地知青中反响强烈，在全县都传开了。
对于女儿的入党，冬环真是感触万千。她当年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多年来一直苦苦追求着这一人生理想，但岁月磋砣，阴差阳错，到老来仍是“党外”身份。现在眼见这一理想终于在女儿身上成为现实，她怎能不悲欣交集！她对女儿说：你帮妈妈弥补了这辈子的一个“大遗憾”！
姐姐的入党也激励了弟弟吴稚，使他看到了事在人为--无权无势的家庭子女，通过自身的努力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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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雅与那些决心以“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为终生奋斗目标的知青典型不同，尽管她决心用行动实践党员的义务和模范带头作用，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事业取向，她认为，“听党的话”和根据自身的潜力来考虑自己未来的具体职业和发展前途，是并不矛盾的，相反，如果这一点结合得好，还可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当一些平时与她要好的同学听说她入党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下至少要表现几年，出不去了！”甚至连母亲都顾虑入党会不会影响她报考大学，她却非常坦然地表示：“如果需要我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没有怨言；但如果有机会上大学，我也要尽力争取。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么！”
但在上大学的前景尚遥不可及之时，一个“回城”的现成机会却倏然而至。
1975年初，上边开始执行多子女下乡的家庭可以通过招工让一个子女回到父母身边的政策，汉川县城搬运站看中了吴雅，拟招收她到站里工作。当招工表发到吴雅手里的时候，在她的内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搬运站是汉川县的一个集体所有所制企业，顾名思义，主要业务是从事搬运工作，担抬、装御、拉车、起重、机运等等无所不包，大多都是重体力劳动，只有极少数活儿比如开汽车、开卷扬机什么的，算是技术工种。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汉川县城，搬运站还是不少人心向往之的地方，许多青年都把能成为里面的一名正式职工当成是莫大的幸事，想方设法地往里面钻。搬运站负责人还向吴雅透露，她进站后不会长久从事一般工作，是要作为干部苗子来培养的。对于一个已经下乡两年的知青来说，其诱惑之大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