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却对此事早有主见，她对女儿说：“我知道搬运站年年评先进，是个不错的单位，但是这不是适合你去的地方。我希望你和弟弟都人尽其材，有更大的志向，要尽一切可能争取上大学，这也是你们的爸爸的遗愿！”
这话说到了女儿的心坎上。
姐弟俩虽然早已汉川化了，但内心里却保留着很深的“外来情结”，父亲的遗愿和母亲走南闯北的经历一直对他们影响很大，觉得年轻人应该有远大抱负，特别是对上大学有着强烈的向往。在汉川本地就业，也许就意味着要一辈子平平庸庸地终老此地了，这是他们极不甘愿的。从1972年开始，各大学已陆续开始少量招收“工农兵学员”，当知青获得推荐的机率比城镇更大。
冬环去到县知青办，对组织的关怀表示感谢，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和孩子的态度，知青办的同志对此既表示惋惜，也表示了钦佩和理解。
吴雅的一些同学好友对此事也抱同样态度。
吴雅的高中同学王丽黎因病留城就业，没有下乡，但彼此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两人还曾一度约定，每周通一次信，互寄一篇作文，交换阅读、修改。后来吴雅准备复习功课考大学，王丽黎将自己的一整套数理化课本全借给她，让她在乡下和家里各备一套，以便随时取用。王丽黎心直口快，对事物的看法常常是一针见血。吴雅平时遇到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事情都爱找她，听取她的意见。听说搬运站要她，王立即阻止道：“你生来就是进大学，进研究所的人才！现在上大学要讲单位推荐，如果你进了搬运站，到时人家不推荐你怎么办？”
她们又一块儿去找初中的老同学黄东红。黄东红与吴雅也是从小学到初中很要好的同学，只因家庭困难，初中毕业后未继续升学，到农村当了一名乡村教师。黄东红一直很钦佩吴雅勤奋求学的精神，曾多次向家人谈起。黄的父亲是搬运站的老职工，对单位感情很深，但听了吴雅的情况之后，却沉吟着没有马上表态，默然思忖了好一阵，方才开口说道：
“在汉川县，搬运站算得上是个有头有脸的单位，现在发展也比较好。前几天，我已听说单位上要招几个知青来学开柴油车，你如果进来，可能就是这种安排了。这也是单位上好多青年人都渴望的好工种。而且像你这样的人进来之后，滚打几年，将来提升起来搞管理也不是不可能。但即使是这样，我觉得对于你来说，这也不是最好的发展前途，你应该有更大的造化才是！你天资聪明，特别能读书，也喜欢读书，如果有机会，还是尽量争取上大学，继续深造为好，这样将来可以为国家做更大的事情，我们国家有知识的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呵！”
吴雅听心头发热，感动异常，她对黄东红说：“你父亲是个老工人，能说出这样有见地有份量的话，对我触动非常大。”
黄东红又把她们带到自己的男朋友，也是她们的小学和初中同学徐桂山处继续商谈这件事。徐桂山听说详情后，立即就有几分激动地说起当年他小学毕业考上汉川一中，因家庭困难想辍学参加工作，吴雅带着黄东红和肖小曼两个同学特意到他家里给他父母做工作，说他爱读书成绩也好，恳求他们支持他继续上学的往事。三个女孩子都听得眼泪汪汪的，不知不觉间彼此的手已紧紧地握在一起。
对自己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所经历的这一切，吴雅一直心存感激，念念不忘。
后来成为汉川市政法委副书记的徐桂山说：“吴雅在我们那一批同学中是属于那种大家既佩服又亲近的人。她真诚友善，身上兼有着女性的温柔和男性的大气，而且似乎是与生俱来，非常自然。因此极有人缘，博得了众多的友谊。我常想，也许正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她一生的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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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儿女上大学之事，冬环一直铭记着丈夫生前的托嘱，志在必得，煞费苦心。早在女儿和儿子下乡之初，冬环便未雨绸缪，为他们日后的双双出来提前采取措施。其第一个重要举动就是为姐弟俩精心安排插队地点。她原来担心两个子女同在一个公社插队，将来同时推荐升学会有困难，于是毅然放弃了姐弟在一起插队可互相关照的好处，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刘隔和高阁两个公社里，后来听说在区里也要进行平衡--也就是说即使是姐弟俩由不同的公社同时推荐上来，也可能在区里被平衡掉一个--她便急切地思虑如何采取措施避开这种情况的发生。
她决定向表妹胡中秋夫妇求助。胡中秋是冬环舅舅的几个女儿中，与她最亲近的一个，当时在县城隍区新河公社小河大队任党支部副书记兼妇联主任，她的丈夫张型仿是县教育科教育股股长。张型仿出身寒苦，为人忠厚，曾当过小学教员、教务主任、小学校长、中学校长，最后才升到现在这个职务，完全是一步步地苦出来的。尽管吃皇粮多年，教育股长的位置也是炙手可热，但他为人谨慎，律己极严，在许多像他家这样的“半边户”都纷纷想办法变成“全市户”的情况下，胡中秋和众子女却一直乖乖地留在乡下，没有一个沾光跳出“农门”的。两口子平时常来看望表姐一家子，也很喜欢两个“懂得求上进”的侄子。吴雅和吴稚一直称胡中秋为中秋姨妈，对张型仿则称为型仿叔叔。
型仿叔叔平易近人，在两个侄子面前从来不摆大人架子，因为他单身一人住在城县里，没事时也常来家里坐坐。他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因为保护得好，尽管使用了多年，仍像新的一般，姐弟俩很小就跃跃欲试地想借来学车，无奈母亲看管得紧，说那是型仿叔叔工作和回家的代步工具，坚决不准他们乱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车的诱惑越来越大，到吴雅上高中时，两个终于背着母亲悄悄地向型仿叔叔借了车，玩命地学起来，到妈妈的发现时，两个已经能凑合着骑着上路了。正当他们自鸣得意之时，祸事却来了：有一天吴雅骑车时不小心摔倒在地，待爬起来检查车子时，发现踏板变形，转动不灵了！两个赶紧找了石块来，想将变形处敲打复原，但哪里管用？眼见型仿叔叔到家取车的时间快到，两个只好赶紧将车子擦干净，不动声地推回家里放好，巴望型仿叔叔今天不来取车，等第二天再悄悄地推到自行车铺去修好。谁知型仿叔叔那天刚好有急事要赶回家去，来得比平时还要早！他马上便发现车子不对劲儿，问姐弟俩是不是摔着了，姐弟俩眼见事情已经包不住，只好如实坦白。型仿叔叔听后一点也没有责备，只是关心他们人伤着没有，得知人没事儿，遂放下心来说：“我去修修。”冬环对此很感欠意，狠狠地责怪了女儿和儿子一通。
因为一直身在教育界，张型仿对吴雅和吴稚的教育成长一直非常关心，从小到大给过不少的指点和帮助。他觉得两个侄子都非常优秀，是可堪造就之材，如果将来真的出现在区里被平衡掉一个的情况，实在可惜。冬环想出一个主意：将一个子女“换点”，迁移到外区去。但这也并非易事，一是要有站得住的理由，二是要有同意接收的地方。胡中秋说：“干脆就到我那里去吧，投亲靠友，两条都有了！”
吴雅、吴稚和母亲、外婆都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一家子关起门来郑重其事地商量到底换谁的问题。两姐弟都争着提出换自己。吴雅的理由是：张家有5个孩子，女孩去后更容易相处一些。但吴稚的理由确乎更为过硬：首先，姐姐在刘隔公社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也入了党，放弃了不划算，突然以这样的理由离开，不但在社队领导和社员群众那里很难说得过去，搞不好还会引起别有用心的人造谣；其次，张家5个孩子都比较小，型仿叔叔平时不在家，老大又是女儿，男孩子去后肯定更有用武之地--比如帮助做一些力气活儿什么样的。结果吴稚占了上风。
事不宜迟，吴稚回到高阁公社便提出了“换点”要求。其实经过将近一年的磨合，此时他在当地也有相当的“基础”了，不但是知青点的负责人，还当了大队的团支部副书记，队里正有心培养他入党，承担更重要的工作呢。所以他一提出，生产队的所有领导都一致摇头，不予同意，他只得通过公社和大队领导下来做工作，最后总算一一说通。
1974年4月上旬的一天，吴稚向大队借来一张板车，将自己的所有家当堆放在上面，在生产队知青和干部社员的惜别目送下，离开了插队一年的红北三队，在前往公社的途中，仍想挽留他的大队支部宣传委员老王，陪送他步行了十来里地，一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希望他能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吴稚被他说得心里发热，几度都差点儿回头了，但想到将来的前途，最后还是硬着心肠走了。时至今日，对于自己第一次插队的地方，吴稚仍怀有一缕淡淡的歉意。
环城区新河公社的条件要比刘隔区高阁公社要好出不少，加上又是直接落户到中秋姨妈家，吃住都很现成，在劳动和学习时间的安排上，中秋姨妈也尽其所能地给予他关照，表弟妹们也很配合，和他相处得十分融洽。吴稚“得其所哉”，各方面很快就适应了。
当年冬季征兵时，吴稚成了公社被推荐上去参加首批目测的幸运儿之一。更为幸运的是，前来进行目测的庞连长是个身高1·80米出头的北方大汉，他一眼看见几乎与他同样身高，鹤立鸡群般地站在前来候测的青年当中的吴稚时，立即就有了惺惺相惜之感，个别接触后，发现小伙子不但个头可观，而且头脑机敏，谈吐不俗，一下就喜欢上了，当下就决定要人，而且亲自陪同前往体检。
吴稚受此殊荣，自是喜不自胜。不过面对无数羡慕的目光，他心头也不时掠过一丝虚怯，因为按规定，知青必须下乡插队两年以上方才有被推荐入伍的资格，而他满打满算也才一年半，之所以被“推荐”，是因为他半途过来，这边的人并不知道他到底是何时下乡的，中秋姨妈也睁只眼闭只眼，听任他自填自报。
体检顺利通过，在庞连长的直接关照下，有关材料从公社和区武装部一路过关报到县里。冬环当时正出差在重庆，知道儿子被批准参军，匆忙赶回汉川。如果儿子当兵成功，不但可以跳出“农门”，而且将来在部队上还可以继续争取上大学。在全家紧张忐忑的期待中，喜讯终于传来：吴稚被批准入伍！当庞连长把《入伍通知书》亲自交到他的手头时，他和全家都兴奋不已。县人武部的同志告诉他，三天后就穿军装走人！
不料，就在发放军装的前一天，东窗事发，他被人举报了下乡时间不够两年的问题，经县知青办调查属实，入伍资格即被取消！因同样原因被取消资格的还有一个同时下乡的同学。庞连长还告诉他说，他专门去征兵办做了工作，说吴稚虽然下乡时间不到两年，但他仍愿意带走这个青年，到部队后由他负责向组织说明，但征兵办却坚持原则，始终不肯网开一面。
空欢喜一场。
母亲劝勉儿子说：“人一生难免碰到许多不顺心的事情，一定要挺得住，想得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将来你就一门心思地争取上大学吧！”事实上，她历来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两个孩子都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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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经了七八年文革风雨的中国大地来说，1975年是一个难得的透出了一线亮光的年头，也是早已学会了忍耐的中国百姓对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再次萌生起希望的年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和对各行各业顺应民心的整顿，到处都出现了多年少见新气象，大学的招生工作也比往年更为有章可循。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吴家开始时来运转了。
这年年中，大学招生工作在全国相继展开，各地还对被推荐上来的人员进行了恢复大学招生以来的首次文化摸底考试。汉川县也不例外。当数百名受到推荐的知青熙熙攘攘地云集在一中的校园里时，除了少数早有准备的人显得胸有成竹之外，大多都带着一种明显的紧张不安，毕竟功课已丢得太久，临时抱佛脚都不知该从哪儿抱起。
吴雅属于前者。她并非早就料到上面要进行这种考试，而是压根儿就没有丢弃过功课。吴稚也差不多，但他不是像姐姐那样一直没有丢，而是在学校时底子打得扎实，脑瓜子又灵，复习起来不是太费劲。
考试结果，姐弟俩的分数双双名列前茅！
冬环得知消息，喜极而泣地从单位赶回家里，与母亲商量看能做点什么好菜，慰劳一下儿女。外婆听说孙女孙儿考试上了榜，也高兴异常，提了菜篮，颠着小脚便上了街。老太太一心想买只老母鸡来炖上一锅汤，好好地给辛苦了这些天的孙儿孙女补一补，不想转悠了半天，市面上连根鸡毛都没见着。老太太只好将当月所剩的1斤肉票买了排骨，又买了几斤藕回到家里炖了一锅汤，对孙儿孙女的祝贺和慰劳都在那沸腾的汤锅里了。
吴雅和吴稚上大学的心气陡然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