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吴雅在华中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报到之后即被告之，学校没有为厂校合办班的同学安排住宿，她必须立即赶往十堰二汽再行报到。
没有商量的余地。好在来前已有思想准备，所以吴雅很快就回过神来，高高兴兴地办妥一应手续，和一群去十堰的同学带上各自的行李，挤坐公共汽车赶到火车站，搭上了当天最后一班由武汉开往襄樊的列车。
当时襄渝线尚在试运行，到十堰的火车也不正常，非常拥挤混乱，初识的同学们一路上相互提醒照应，在经过了无数的高架桥，钻过了无数的隧道之后，总算于次日傍晚时分颠簸到了大山丛中的十堰。
当他们拽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下脏乎乎的列车时，发现用牛毛毡搭成的简陋车站里有几个人迎了过来，走在头里的是一个面容清癯，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他径直来到吴雅和赵星跟前，笑容可掬地问道：“你们是华工来报到的吗？”
正发愁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的吴雅兴奋地反问：“你们呢，你们也是吗？”
“是呀！”对方道，“请问你们是哪个系的？”
“机械工程系。”
“呵，接着了！”中年男子对身后的几个年轻人说道，然后又问吴雅：“叫什么名字？”
“我叫吴雅，她叫赵星。你呢？”
“我姓杨名叔子，杨树的杨，叔叔的叔，子丑寅卯的子。”
吴雅正诧异学员中也有这种年纪的同学，跟在后面的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已走过来，一边为她们提行李，一边操着浓重的武昌口音解释说：“杨老师是华工的老师，也是负责带我们班的班主任。”
吴雅不禁为自己的失敬而涨红了脸，杨叔子却为她解围说：“说不上老师，厂校合办大学是一种新尝试，我也是跟大家一起来摸索、学习的！”
“你呢，也是老师？”吴雅深怕自己又弄错了，忍不住问了一句帮她提行李的小伙子。
“我们彼此彼此，都是新来的学生。”小伙子笑道。
杨老师介绍说，小伙子名叫雷远学，是武昌来的回乡知青。
另一个年轻人过来帮赵星提了行李，一行有说有笑地离开车站，直奔合办班驻地。
这便是吴雅与她日后的恩师杨叔子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浓眉大眼的雷远学后来则更深地走进了她的生活，成为人生道路上的亲密伴侣。
出现在吴雅眼前的中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基地，与其如雷贯耳的外在名声相比，落差实在太大，尽管她来前已知道这里的条件艰苦，但想象中作为现代化的大型企业，至少高大厂房和宽阔的道路之类总是该有的吧，然而举目所见，几乎全是杂树参差，荒草蔓生的山野，简易的碎石公路两旁随意地堆放着水泥、钢材和石料等建筑材料和未及开箱的大小设备，各种临时工棚和帐篷杂乱无章地分布在山坡上，只是偶尔在山谷间看到一些已经竣工或正在修建的厂房，身穿劳保服的工人们三五成群地在路上行走打闹，还有一些蹲在山坡上，一边悠然地抽烟，一边好奇地朝他们张望。
华工与二汽合办的工农兵学员班的教室设在二汽设备制造分厂（也称22厂）的一个仓库里，同时另辟了附近的一座单身楼作为学员宿舍。此前这里是厂里按照毛主席关于从工人中间培养大学生的指示试办的一所“工人大学”，学员全部是厂里从生产一线抽调上来的工人，教师则是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傅，加上临时外聘的大学教师。搞了一届下来，效果不甚理想，就想到走厂校合办的路子。当时的职大校长季军便与高中老同学，时任华中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老师的杨叔子联系，谈了想法，华工机械工程系当时也正在搞“斗批改”，双方一拍即合。杨叔子遂向校领导提出办“厂校合办班”的设想，并获得批准。“合办班”共设三个班，除了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还有一个工业铸造班和一个工业自动化班，共有200余个学员，按当时流行的体制编为三个连队，每个连队下辖三个排，排下面设班组。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班的班号为75113，全班共有学员80多人，其中36人为华工从全国各地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另有40多人是原二汽的工人大学的学员，女生总共只有11个。遵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原则，班上的党支部书记由分厂老工人出身的设计科科长杜师傅担任，负责掌握大政方针和人事安排；同是共产党员但出身知识分子的杨叔子任副书记兼班主任。
二汽总厂和设备制造分厂领导对合办班寄予莫大的希望，在分厂举行的颇为隆重的开学典礼上，许多职工都闻讯跑来观看，将分厂的临时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吴雅和同学们端坐在会场中间，承受着从主席台和四面八方投射过来的热切目光。她感受到一种少有的荣耀和压力，周身不禁一阵发热，她用手肘碰了碰坐在身边的女同学吴凤鸣，悄声道：“我的心跳得怦怦响，你呢？”
“一样的。”吴凤鸣笑道。吴凤鸣是来自黄陂县的知青，两人初次相识便发现彼此很谈得来。
“不知到时我们能不能跟上呢。”吴雅担心地说。
“哎呀不怕，都是人嘛，人家能跟上，我们也能跟上。”吴凤鸣似乎比她乐观得多。
突然成了工科大学的学生，又蓦然来到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吴雅心头确实有些不踏实，不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到底是否明智。当她仔细地察看了班上同学的花名册之后，这种忐忑的心境才稍稍平缓下来：班上的80多名同学中，除了少部份有高中和中专学历之外，大部份都只有初中学历，甚至还有只上过小学的！
她的党员身份加上高中学历，使她在班干部的民主选举中，被一致推选为一排排长。在此之前的党员和团员的组织生活会上，给她留下不错印象的雷远学已当选为班上的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
48
大学生活开始了。
在第一次正式的师生见面会上，班主任杨叔子一席别开生面的讲话，在学员中激起强烈反响。杨叔子1956年毕业于华工机械工程系，因品学兼优留校任教，是全校有名的才子，不仅精于本行业务，而且爱好广泛，就是对古典文学也很有造诣。文革中虽受到批判冲击，但教书育人之心和科技报国之志不改，对当时科技教育战线千疮百孔，学生断代的情状痛心疾首，是全校最先站出来重执教鞭的老师之一。他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不顾他人劝阻和非议，全身心地投入了“合办班”的工作。面对着眼前这群先天不足，嗷嗷待哺的年轻学子，他常常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恨不得在一夜之间将自己的所学全部传授给他们。
他开门见山地说，毛主席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列为三大革命运动，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报告中也将“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四化”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这么重要，它到底有多大的力量呢？大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曾说过：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他所依据的是物理学中最简单的杠杆原理。而现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早已不是阿基米德时代可以相比的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从自由王国向必然王国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不断地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掌握它们的发展规律，并能动地适应、利用它们的历史，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的科学文化发展史。我们中华民族曾经产生了影响了整个世界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这是我们对于人类科学文化的伟大贡献！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应当为此而自豪，但不应当以此为满足，不能躺在祖先的功劳薄上睡大觉。国家花那么大的决心和力量让我们来上大学，是要我们来干什么的？就是让我们来学本事，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以便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的！而科学文化知识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的客观性，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容不得半点虚假。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学习，包括向实践学习和向书本学习。现在有的人怕提书本知识，好像一提就是脱离实际，这不对！因为书本知识也是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里面包含着人类知识文化遗产的精华，我们必须继承这些宝贵的遗产。马列着作和毛主席着作不也都是以书本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吗？当然书本知识如果不用于实际，也就失去了意义。至于我们学工的，就更离不开工厂，离不开车间、实验室和机器，一句话：离不开动手！我们所要做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书本知识和实际经验的结合，总之，大脑和双手的结合！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三心二意，对什么都是浅尝辄止，或者总想投机取巧，一步登天。以这样的态度来学习科学，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连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没有！另一种态度是老老实实，刻苦钻研，实事求是，像古人说的那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且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学到真本事，将来也才可能有所建树。古人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们应当好好领会。还有一点，就是要勤于思考，不懂就问，不要自欺欺人，不懂装懂。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向大诗人屈原学习，这位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湖北老乡在他的名作《天问》中，对他所身处的世界一口气提出了180多个心存质疑的问题，其涉及内容之广泛，可以说天文地理，自然造化，人类起源，社会变迁无所不包，有些问题至今仍不乏启迪意义。乍一看，这也不明白，那也搞不懂，好浅薄，好无知呵！实际上，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表明了他老人家的深刻和博学！不然他也不会成为当今世所公认的“世界文化名人”！
杨老师最后将马克思的名言赠送给大家：
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这是吴雅生平所聆听到的最受激励和鼓舞的讲话之一，下来之后仍心潮澎湃，难以自抑。她和一帮同学向团支部书记雷远学提议，在团支部办的第一期油印简报上写下了这样的大标题：决不虚掷大好的青春年华，决不辜负宝贵的学习机会！
随着时间推移，杨叔子逐渐成为“合办班”的灵魂。吴雅和所有的同学一样，为自己能遇上这样一位满腹经纶而又真诚热情的引路人而深感荣幸。
“合办班”的学员全部实行半军事化的作息制度，宿舍是8人一间的上下铺，每天清晨吹号出操，白天准时上课，晚上统一熄灯就寝，不请假不能随便外出等等。身为老师的杨叔子也不例外，整日跟这帮年轻人滚打在一起。学员大多是20来岁的年轻人，瞌睡特别大，每天清晨起床号响过之后，大多数宿舍仍房门紧闭不见动静。吴雅身为一排排长，她每天清晨提前二十分钟起床，挨门逐户地拍打叫喊，直到所有的房间都有了回应方才罢休。为怕自己也醒不来，她每天晚上都不敢睡死，一夜要醒来好几次。有一回因为外面月色特别明亮，她醒来后误以为天亮了，惊叫着起身催叫大家，搞得大家哭笑不得，指她是在学“周扒皮”搞“半夜鸡叫”。后来她托人从襄樊买来一个小闹钟，才解决了问题。
“起床了！集合了！起床了！”她那带着汉川口音的急促而清脆的叫喊，一度成为同学们谈笑学舌的对象，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雷远学后来回忆说：当时班干部分工，原本是想安排一个男同学来做这件事情的，但她却坚决不肯。因为我以前在农村已习惯早起，所以每天都醒得很早，作为团支部书记，当时就有个思想准备：万一她睡着了没能起床或者因为什么耽误了，就起来代她做这件事情，毕竟是女同学，没有男同学那样方便利落。没想到她是如此地尽心尽职，连一次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给我。每天清晨，当她的叫喊声准时在外面响起时，我的心里便会有所触动，对这个扎着两根齐肩小辫，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女同学生出一种钦佩之情。
当时学员的伙食费全部由国家供给，标准为每人每月17·5元。肉食是定量供应的，每周能打上一次牙祭就不错了，平时连一般蔬菜供应也无保障，学员的营养状况普遍不良，有时为找当地农家买点水果什么的来解解馋，不得不翻上几座山。但吴雅在给母亲信中从不提及这些，只是说对于新的学习环境和自己所充当的角色，她一时还有些不习惯，但农村那样环境都扛过来了，眼下的这点儿不习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有决心以最快速度去适应，以“战斗的姿态”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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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的蚊虫非常厉害，晚上成群成阵地在头上盘旋，也不知是当地产的那种又粗又长土蚊香质量有问题，还是蚊虫们已经对其产生了抗药性，一间屋里点上双头熏赶仍无济于事，弄得人烦不胜烦，无法入睡。又没有别的蚊香可买。二汽的学员们都挂上了蚊帐，但外来学员的蚊帐、被盖和衣物都放在学校托运的大件行李里，不知什么原因，左等右盼，就是不见送来，只好天天喂蚊子了。天热汗多，每天都得洗澡换衣，女生们不得不在洗澡后一并将衣服洗好，第二天早上不管是否晾干了都将就穿上。男生们自然没有这样勤快，时间一长，身上的汗酸味三尺外都能闻见。杨叔子焦急万状，三翻五次地向学校催问行李，最后，运送行李的卡车总算在大家的望眼欲穿中姗姗而来。男女学员们也顾不得谦让了，争先恐后地一拥而上寻找自己的行李。吴雅那天因写黑板报耽搁了，当她带着一身的粉笔灰最后赶去时，遍寻车上地下，却没见她那口木板箱子的踪影。她以为是有人代她拿了，不想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压根儿没有见过她所说的箱子！
杨老师得悉情况，一边安慰焦急无措的她，一边亲自打电话与华工联系。华工方面回答说，学校里已经没有任何学员的行李，问题肯定出在火车站。但到武昌火车站查询时，车站又称行李已经全部照单托运了，如果出问题，十有八九是在汽车装运时弄丢了。去问汽车司机和装御工人，得到的回答却是绝无这种可能。总之，若大一个木箱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当时一人一年就那么几尺布票，就是有钱也买不到衣物蚊帐的。她赶紧写信回家求援，然而远水难解近渴，她不得不忍受无帐御蚊之苦和无衣可换之窘了。
尽管吴雅对克服困难做了各种思想准备，但却没料到生活竟会给自己这样的捉弄，情绪多少受到一些影响，因为这是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事情，实在是太具体了！但她没有让这件事对自己造成过大的干扰，照样学习工作，班上的女生们则纷纷伸出援手，这个借她衣服，那个邀她合铺，直到母亲托人重新送来蚊帐和衣物，方才结束了这一段“非常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