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比猴儿还精的武汉野生动物园相比，奔驰方面却屡屡钻进动物园设的圈套。请看：
大奔被请入瓮。应该说在整个事件的初期，也就是动物园牛拉奔驰，声明要在2001年12月26日砸奔驰这段时间内，如果奔驰公司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迅速把这一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那么整个事件也就不会被请君入瓮，让动物园牵着鼻子走，也就不会闹到现在满城风雨、不可收拾的地步。当时问题的关键是，动物园方面有备而来，对奔驰方面可能做出的反应都有了对策，奔驰方面却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估计严重错误。若奔驰当机立断，忍让一步，这个事件无非是以奔驰不摆老大架子赔礼道歉，就此而止，动物园方面也就不会再出这么多的“执着的追求”。事态的判断不清，放任的处理方法一下子把大奔搁这儿了。
大奔被关动物园。在大奔被砸的事情被全国报纸大篇幅报道转载之后，奔驰方面的反应——三个声明，一次次成了动物园的“托儿”。
2001年12月27日，“我们对客户选择不接受我们对他的帮助而深表遗憾……对有关人士在这件事上所采取的极端的、没有必要的行为深表遗憾”。
2002年1月8日，“我们对这一非理性的而且无意义的举动表示谴责”。
2002年1月17日，奔驰公司要求“武汉野生动物园就所采取的不必要且侵害我公司的权益的行动出具一份致我们的公开道歉函。这封道歉函将发至所有报道过此事的媒体”。
从遗憾到谴责，直至要求道歉，奔驰一份份外交辞令的声明反到成全了动物园，就怕没有“料儿”的动物园一次次将声名公诸报端，奔驰自己一次次推动整个事件一波三折式的向前发展。整个是自己给自己掘坑的自杀式公关行为。
按照公关的常规办法，事情发展到砸大奔的地步，奔驰方面也并非只有自己掘坑的声明这一解决方式。如果奔驰方面能低下自己的头，有关高层主动向媒体说明情况，而不是除去对动物园的声明外，对媒体却三缄其口的鸵鸟政策，那么整个新闻报道的方向也就不会像如今一样呈现“单边倒”的局面。
要是按照另一种的解决办法，照奔驰的实力，也完全能够办到，就是向主要的媒体投放一定数量的卖点炒作。媒体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会对事件从更多角度和中立的立场来处理这件事。话说回来，这是动物园方面所最忌惮的，因为它没有如奔驰一样的财力来与之抗衡。
最后，武汉野生动物园把被砸的车运到北京，杀上门来找说道了，整个局面已经把奔驰逼到无路可退的境地。直到这时，个别媒体才报道，砸大奔无损奔驰形象，销售依然火爆。在多数读者看来，这是奔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辞。既然如此，奔驰又为什么不在当初，采取类似的危机处理方式呢？
在这期间，武汉野生动物园一怒砸大奔的做法被人纷纷模仿。即使是这些效颦的做法，媒体报道也都把这家动物园牵扯进去了。
“未来，知识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将是振聋发聩的创意。创意和智慧、经验、知识一样，同样有资本的属性”，连韦尔奇对创意都给予这么高的评价。砸大奔这个创意确确实实为野生动物园扬名节省了大笔费用，也就难怪韦尔奇说创意具有资本的属性了。
如果要评价当年度最佳策划案例的话，武汉野生动物园当拔头筹，与牛群当县长、富亚老板喝涂料等经典案例相比，其声音的传播效果之广、角度之多、篇幅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六、卖点炒作凭什么吸引人
没有畅销卖点就在等死。别人凭什么掏腰包？请给消费者一个买的理由。现代商务竞争，只要你想赢，你就无法回避一个重要概念——畅销卖点。因为畅销卖点已成为了21世纪营销战的全新新课题。畅销卖点已深入到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畅销卖点已成为相似营销时代我们致胜的核心竞争力。例如：耐克鞋卖什么？卖超越。农夫山泉卖什么？卖有点甜。乐百事卖什么？卖来自地下27层的纯净水。小燕子卖什么？卖纯情加野性。照象机卖什么？卖记忆恒久远。
一场卖点炒作，能否寻找到恰当的卖点，是能否达到产品畅销、建立品牌，都是很重要的。卖点炒作自然是凭独特的卖点吸引人。那么，什么是炒作的卖点呢？
所谓“卖点”，无非是指商品具备了前所未有、别出心裁或与众不同的特色、特点。这些特点、特色，一方面是产品与生俱来的，另一方面是通过营销策划人的想像力、创造力来产生“无中生有”的。
畅销卖点，简单地说，就是给消费者一个买的理由。一是引起注意，二是进行说服。在此我们从六个方面来理解，即所谓畅销卖点就是能当场打动消费者的亮点，能让消费者一瞬间决定要卖的那个刺激点，畅销卖点是指那种独特的营销主张。具体地说，从畅销卖点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推出任何畅销产品的畅销卖点都有如下六要素：
要素一：有好处。即产品能提供什么好处，在产品里你将陈述一个什么主张。
要素二：好处看得见。即这种主张是独特的，是竞争者不会或不能提出来的。
要素三：好处能击中人心。即这一主张一定要强有力的打动千百万人。
要素四：它正适合我，它能给我带来好处。
要素五：我相信是真的。
要素六 我有这笔钱。
畅销卖点，不论它从何而来，只要能使之落实于营销的战略战术中，化为消费者能够接受、认同的利益和效用，就能达到产品畅销、建立品牌的目的。
在卖点炒作中，我们根据其不同的情况往往会选择不同的卖点，如“卖通路、卖管理”（把直销与零售、代理等相结合，方便消费者购买）；“卖气氛”（卖点气氛塑造，雀巢等公司最善此道）；“卖知识”（介绍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相关知识，如东芝的烹调教学）；“卖梦想”（所谓21世纪的住宅、迪斯尼乐园）；“卖方便”（如麦当劳、肯德基）；“卖生态、卖环保”（新开发的生态旅游公园或景区）；“卖价格”（如格兰仕的降价狂飚）等等。
大致来说，卖点炒作的卖点主要炒技术与功能；风格与个性；生活形态（如情感、时尚）等等。可以以总结一下，卖点炒作策划人说是炒“USP（独特的销售主张）”。市场人员说就是卖点炒作“产品提供给顾客的利益点”，导购人员说是卖点炒作“产品最能够打动顾客的利益点”。
那么，超女的卖点炒作又是凭什么吸引人？
“超级女声”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震撼力吸引全国近4亿观众的眼球，让几百万超女迷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媒体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作为一个文化商品，它的成功取决于两点：一是它是否为受众提供了足够多的卖点？二是媒体对它的关注程度。
“超级女声”从本质上来说是由媒体（湖南卫视和天娱传媒）出售的一种信息商品。在媒介赢利模式中，最终买单的人并非卖点炒作而是受众。
节目的第一次销售即在电视上播出为受众提供娱乐产品。处于某种社会条件的受众根据不同的心理倾向对大众媒介产生期望并从与媒介的接触行为中得到满足。他们所付出的是收视费和注意力。
电视营运者将注意力资源打包卖给卖点炒作商（蒙牛）。这就造成信息社会困境：一方面是注意力资源的异常稀缺，另一方面是媒介发达带来信息绝对量的爆炸。信息量以指数函数的速度急剧增长造成信息资源的相对过剩，因此信息产品必须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能脱颖而出。
如何在信息海量中凸现卖点？信息被受众注意和选择的可能性与信息能够提供给受众的价值成正比，与获得的费力程度成反比。即越有卖点，媒体炒得越火，信息产品就越能产生注意力经济。
“超级女声”大红大紫的关键因素在于，它为受众提供了五点特殊价值的卖点炒作卖点。
炒作卖点一：海选的魅力。传统的电视节目都属于完美观念下的产物，观众看到的是经过精心策划安排好的节目。
“超级女声”并非没有经过策划，而是说它呈现给观众的是电视节目粗糙原始的一面，尽管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原生态”，但它暗合了后现代社会卡理斯玛遗失后众神狂欢的社会心态。胖瘦媸妍尽在海选中出乖露丑，大家边看边骂，且笑且评，饶有兴趣地钉在电视前，自然带来高收视率。更重要的是，眼见亲戚、朋友、同学、邻家小妹等和自己一样平凡的人都能上电视去秀一把，给人一种“自拍”、“自娱自乐”的心理快感。海选这种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强调参与性而不是教育性，它把原来的以电视媒体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变为了“去中心”的传授互动的模式。
电视不再是推行启蒙的工具，而是社会生活的自我观照；民众不再需要谁自上而下地“给”他们娱乐，在后现代社会，他们要“自我娱乐”。
海选中的“黄薪现象”是后现代“反名人效应的生动表征。传统的偶像都是完美的，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而“反偶像”可以成为偶像就在于：她颠覆了理想型偶像的高大全假大空，掏出大众心中的真、小乃至庸常的一面，甚至以反讽、自嘲的面目出现，一样具有代表性甚至引起更广泛共鸣。
在看惯了各种用政治、商业光环包装出来的明星之后，黄薪的出现预示着大众反偶像情结的强力爆发，堪称“女版孔庆翔”。联系到本年度的芙蓉姐姐、菊花姐姐现象，这一切无一不表明中国大众文化发生了剧烈的价值飞跃，审美走到极致后产生了审丑风暴。
总之，海选无疑是城市草根自我书写的文本。
炒作卖点二：平民化。“超女”火爆的文化密码之一就是它的平民性，而平民路线暗合了80年代以来的文化降落过程。
“超级女声、想唱就唱”的口号，意含“人人都有机会”；而人人都可参与的“海选”与过关斩将的“竞争”，恰恰契合了现代社会最受欢迎的两大基本的文化心理：机会均等和优胜者赢。这样的均等机会，在其他领域里是相对稀缺的。
那些站在舞台上的超女都是一路过关斩将由民众投票产生，并非由某某单位选送或由谁制定画圈而来。在一定意义上，超女诞生于投票的民众，和后者有着同样的草根出身，是血脉相连的。作为草根阶层，出身平平，资质平平，没有人保驾护航、鸣锣开道，生活中有的是唏嘘、失望和打击。但就是凭着“死蠢死蠢”的执著、善良、乐观，草根阶层还是会开花结果。
超女们无疑是草根阶层用拇指选出的文化精神代言人。草根的人生梦想不就是超女主题歌里唱的“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地自我欣赏。就算这舞台多空旷，总有一天会看到挥舞的荧光棒”么！
炒作卖点三：明星梦。“超女”是当代中国女孩寻找身份认同和欲望投射的机会。80年代人，她们信奉的是尽情享受，出名趁早。海选的运行机制正满足了这种“浮士德”原型：把你最粗糙真实的一面给我，我给你一个出名的机会，哪怕只有三十秒。张含韵、安又琪更是让女孩们看到了一夜成名的希望。而新近出炉的超女冠军李宇春，更是登上了最新一期《时代》亚洲版的封面，被杂志评为“勇敢、有胆量、执著及对当地其他人有勉励作用的亚洲英雄人物之一”。“超女”可以作为美国流行大师安迪·沃荷尔的名言“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的最好写照。另一方面，“超女”的悠长赛程可以展示出选手的点滴变化，这让观众也有了一种寄托：目睹偶像是如何炼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女”就是一场集体无意识的青春秀。不仅青年人，中老年人也沉醉其中回味自己的青春，“许多中年观众喜欢这个节目可能是希望从中找到他们年轻时的已经错过的放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如此解释“超级女声”令中年人痴狂的原因。
炒作卖点四：颠覆的快感。2004年底湖南卫视招商年会高呼口号：昨天我们创造娱乐，后天我们颠覆娱乐！
颠覆评委。超女评委不是什么大腕明星或者文化名人，而是在娱乐圈、音乐界打拼多年的过来人。他们不再庄严地坐在评委席上装神弄鬼，而是有血有肉、生龙活虎。他们开始骂人，把大众想说的刻薄话都说出来放在镜头前面。以前的歌唱比赛都是几个评委坐在那里，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那种打分的比赛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才有。为什么要打那个分数，你要说出道理来。任何大奖赛到最后应该从让观众参与说话，到观众可以跟评委和选手直接对话，观众的意见能马上反映到电视上来，大的趋势肯定是这样。
颠覆权威。超级女声让人看到，娱乐圈或许是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成长最快的地方。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什么年龄、什么身份，你不用再被动地接受包装完美的明星脸庞，你有权利通过“拇指投票”主动选出心中的明星——我的偶像我做主。以往电视里的节目是“生活在别处”，而“超女”却给了老百姓这样一个机会：人人都可以口诛笔伐，人人都能够指手画脚。每周数百万的短信投票体现投票的自由。民众有投票和不投票的自由，有把票投给谁的自由。票与票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民众对自己投出的一票都有相当的信心，认为是重要且不可忽视的。这也折射出非强势群体渴望参与公众生活的内在需求，正如《今日美国》评价超女“反映了中国人对选举的热情”。
最有意思的是，民主的力量除了能决定选手的生死，还能决定评委的去留，比如评委柯以敏提前宣布退出就是多少受到了万名网友签名要求她下台的影响。
颠覆假货。“超女”所有比赛皆是真唱，PK时均为清唱，对于看惯假唱的国人来说，我们太需要货真价实的尊重感。真人秀的节目性质让选手在比赛中不再故作姿态，不再为了服从镜头语言而咬紧牙关强忍泪水；她们可以欢笑、可以流泪、可以不舍、可以脆弱，她们的喜怒哀乐真实而透明。正如马歇尔·伯曼的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们麻木坚硬的心灵在慢慢变得柔软，充满关爱地去注视每个超女的成长。正如费斯克所指出的，观众们正是不断地从节目中剥离出一些自己认同的真情实感，这些真实让超女们的表演具有了商业利益以外的意义，比如张扬的个性、励志的精神、纯美的梦想。
炒作卖点五：悬念设置。下一场PK掉的又是谁？正如足球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在决定胜负，“超女”中谁去谁留任何人都无法笃定，因为制约因素相当多：唱功、评委、短信、大众评审，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改变比赛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超级女声”不确定的结果极大地增加了观赏性，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卖点炒作和讨论的空间。
七、卖点炒作不是肤浅的作秀
娱乐时代不排斥作秀，但卖点炒作决不只是简单的作秀。
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人选择的自由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也正因此，各种不一定合乎主流价值观念和传统道德评判标准的所谓“前卫”、“另类”、“出位”的行为才得以频频出现。一些企业和个人选择以某种表演性、夸张性的姿态出现，以期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人们将此称为“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