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的是2004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了一出话剧，名字就叫《厕所》。我看了剧情介绍，也读了几篇评论文章，尽管有一些品评挺尖锐，但我的印象，这还是一出贯穿着很深社会容量的作品，通过厕所这一方小天地的变化，映射出时代、社会、各阶层老百姓的生活变化和世态人心的变迁。我喜欢这样的作品，我认为，无论何时，文学都不能脱离社会，文学的天生功能就是要关注社会、推动社会的前进，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每个写作者的底线？而我也读到几篇写厕所的小散文，是年轻作家写的，文笔确实精致、俏皮，语言犀利独到，时而闪烁出智慧的小火花，可是因其毫不触及社会内容，一点儿不关涉人的命运，就怎么也引不起共鸣。我不能说这样的文章不好，但它充其量只是一道佐口的小菜，填不饱大众饥肠辘辘的肚子，真可惜了作者的才华。
2004年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长--这些年来散文越写越长，到了今年好家伙了，怎么一篇比一篇长？以前我写过关于散文的长与短的问题，反对散文只能是茶余饭后的一段小哲理。我的理由之一是读者不管你是长是短，只要求文章好，那证明了我并不保守，心胸是开阔的，还有点儿突破规范的勇气。可现在，大概是报刊多了、文章好发、编辑部要求不那么严等等，有些作家就连基本的文学戒规，比如鲁迅先生说的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或段删去，毫不可惜之类的经典，也都认为过时而弃旧图新了。尤其是一些号称大文化散文的文字，抡圆了膀子大干。文章还未写，先摆足了钦差大臣的架势，若写名人必从他的祖上八代起笔，若写地域必上溯五千年一一细数地底下都挖出了什么，若写学问更不得了了，不把庄子老子孔孟程朱理学，再加上马恩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博尔赫斯都引用一圈，绝不收兵。这些大手笔们忘记抬起头来朝书房外看上一眼了，看看读者的眼光里已经装进了多么复杂的含义。有人就告诉过我说：哎呀，作家自己津津乐道其中不能自拔，读者一见掉头就跑。还有报纸上发表了文章，尖刻批评说大文化散文没有一篇好的，充其量都是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副本。我个人觉得这些话也有点儿失之偏激，大文化散文时兴以来，也不能说没有好作品，再说学余秋雨也没什么错，萨特普里安就曾经说过：所谓独特的作家，不是指他从不模仿，而是指谁也模仿不了他。我认为症结在于：大部分模仿者的学余失之皮相，缺乏自己的真情实感，他们的文章不是从内心里喷发出来的火焰，而仅是为了作文章而作文章。其结果，尽管堆砌了一大堆深刻的思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思想），引用了一大堆史料（用电脑一调就能查到的史料），用足了华美的文辞（浮辞艳彩），但文章本身缺乏真情，缺乏激动人心的力量，再怎么横写竖写，也拉不住读者了。
综上所述，必然的，我们要引出一个重要的话题了--创新！为什么不是每个红柿子都能坚持到最后？有的是主观因素，原因种种不想坚持了；有的是因为客观上达不到，没有内在的更新力量，想坚持下去而不可得。缺乏了新鲜维生素的滋养，肌体的衰落可不是必然的？
每个文学的转型期，都会无情地甩下一大批跟不上的作家，比如伤痕文学，比如寻根文学，比如精英文学，这是文学史提供的经验。为什么有的人跟得上有的人跟不上？这里面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作者能否突破自己，像再生的蛹一样经过痛苦的蜕变。
新时期像满天星斗一样涌现出来的那一大批作家，王蒙、张洁、李国文等几位，至今创作激情迸射，不但英气不减当年，还能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是为什么？他们有没有经历痛苦的蜕变？他们是怎么蜕变的？是什么条件促进了他们的蜕变？这个蜕变完成了没有？是否还有更行更远还生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为什么别人没能完成和他们一样的蜕变？……这些经验都值得深究。
现在我感觉是轮到我们这一辈作家了。这几年，我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每每对人说起，却多被视为矫情。他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这一代身上有着多么深刻的缺陷，既先天不足后天亦不足。以我为例：青少年时遭遇文革，初中高中的课本都没摸过；后来虽侥幸上了大学，恶补四年，却是囫囵吞枣，仅仅嘹望了一下学问的封皮而已。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再没有坐下来好好系统读书，虽然一直有这个愿望和要求，但新闻采访、编辑、写作、社会活动、家务……消磨和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就这么一晃，二十年就逝去了！而这二十多年呢，恰是中国自唐代以降，千年来社会大变动最急骤、最剧烈的转型期；又适逢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数字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地袭来，每天都使这个本来就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得更加难以应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哲学、法律的、金融的、保险的、商业的、人际学的、心理学的、科学的、信息传播学的、教育学的、文学的、理论的、各个艺术门类学的……这么多新知识都需要我们补充进脑子里，没有这些及时的补课，能与时俱进地写好散文？
况且，新一代年轻作家们也已站到了前台，七十年代群、八0后都有不俗表现。比起我们，他们的起点更高，更好的生活条件造成了他们的基本功更扎实，接触艺术门类和科学知识更亲密，视野更广阔，智商更高，外语训练也比我们好得多。更重要的是，其思维比较我们这一代，不知少受了多少限制，就养成了他们特立独行的个性，使他们在人生路上更自信，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行为准则，更少条条框框的束缚，更敢于怀疑、批判和超越前人……所有这些素质体现在他们的文章中，就形成了他们非常有别于以往的异类姿态，在文化的毫米汞柱上慢慢升高，呈现出青胜于蓝的光彩。我们也需要向新一代学习，给自己的蜕变增加一些动力，还有养料。
日前，一个在商很成功的朋友，告诉我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秘密：任何一个投资项目，甭管多么辉煌，第三年的时候他就准备撤项转产，第五年的时候一定离开。决胜于危机到来之前，这是他了不起的素质--天下一理，我们的散文创作，能从中借鉴些什么？
最后，我还要单独辟出一节，谈一个重要的话题：我觉得2004年散文文坛上最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是创作仍然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没有承担起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责任，说实话，这个问题我自己也还没想透，但我一直在认真思考。
不错，这些年来，中国的散文创作从来也没有这么热烈的局面，写者众，读者众，研究者众，出版者众，甚至推动了整个图书利润的飙升。散文界、文学界，情绪高涨，看到的形势一派大好。但也屡有界外人士批评说：面对急骤变化的当代生活，面对着急剧突出的社会矛盾--下岗、失业、造假、欺诈、环境污染，贪官污吏横行、不道德者的暴富、知识阶层的道德沦落，贫富越来越悬殊、富人越来越为富不仁、我们生存的自然空间和人文环境越来越恶劣……面对着所有人的精神、心理、思维、审美、道德底线……都存在着严重的疑问和困惑，你们散文界的创作，几乎没有触及这些最切近的问题！
而在一部分年轻作家看来，散文就不应该担负文以载道的责任，只要向纯粹审美方向发展就行了。尤其近来有一种声音渐渐强大起来，强调技术主义的写作，主张抽掉一切社会内容，只为纯美而文。他们越来越高声地强调只有自己才是最好的，急切地要求承认，并想覆盖一切别人。从写作实力来看，他们确实有许多先天的优势，比如年纪轻，没有复杂的阅历也就没有那么多精神负担；比如经济条件较好，有机会出入各种场合，见多识广，什么也见过什么也不怵；比如可以迅速接受最新资讯，占据舞台的中心……但这些也变成了他们的包袱，变成了他们傲然的资本，他们有点儿听不进别人的话了，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理，甚至看不起几乎一切前行者，更公开鄙视至今还为了责任、道义、社会写作的迂人。相对而言，散文确实是比较高雅的艺术形式，它到底应不应该担负起表达社会和人民的责任呢？它又应该怎样既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同时又从艺术上得到高水平的发展呢？我这么提问，有些散文界的好朋友也不大同意，比如散文家素素就说：散文应该担负什么，不应该担负什么，还是要尊重写作者的选择。可是，在写作者的耳边似乎总有人在告诉要写什么，不要写什么，要怎么写，不要怎么写。其实每个写作者大概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条生存之路，写作者一直是在写作中成长，然后在写作中成熟。
但也有人支持我的观点，并认为我有胆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勇气可嘉。散文界着名人士、《美文》杂志副主编穆涛说：散文应是最直面现实的。但总的看当前的散文，看不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落后国家，看不出当下生存的不容易。散文家的日子过得好，笔下的生活很时尚，读书、旅游、休闲、收藏；散文家中的思想者也多高风亮节，罗丹雕塑式的。散文局面是繁荣着，但是离当下的真实生活太远。有些写现实的作品也缺乏现实精神，似乎有些现实遮蔽，比如写农村，仍是饱含诗意的，看不到沉重的赋税、教育的严重滞后和脱节，看不到拿不到工钱的农民工。
再借鉴一下国外的经验。最近刚刚看到王晓群的一篇署名文章《理论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介绍了美国学术观念和文艺创作的最新变化情况：1）学术理论方面：恢复理论的真正使命，超越体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学院之外的世界讲话，再次把文化和政治结合起来，努力塑造现实的恰当本体论。2）文艺创作方面：西方现代主义迸发出来的巨大创作能力已成强弩之末，失去了其先前的影响和生命力，美国人的审美情趣朝叙事清晰连贯、道德观念明确的现实主义作品回归。3）戏剧电影方面：把国际政治视角带到创作中，探索社会问题，出现了不少社会内涵丰富的作品，抽象晦涩遭到冷落。4）音乐舞蹈方面：曾被音乐界视为神圣的无调和抽象音乐，正在让位给主旋律音乐。舞蹈正回归到重要主题，重新重视起技巧和艺术。5）绘画方面：重新强调与结构、拼贴或其他表现形式相对立的媒介作用，人物和山水画正重新受到青睐。
所有这些加起来，给我的印象似乎是：当下美国的文艺创作，又重新回归到注重表现当下的社会生活，关怀人的命运和内心世界，用传统道德之光照亮前进的道路，以文化的拯救推动社会的进步。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了这么多，无非是期望能从中采撷到几朵真花，让它们的香气飘洒到我们的散文文坛。
四今年我的这篇述评似乎作得不好，谈问题多了些--但愿这只是居安思危的一种超前意识，朝窗外看看，今天无大风，一个个红柿子安然地悬系在光秃秃的枝头，坚守在还不算太寒冷的北国之冬。
2004年12月15日初稿于北京协和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