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05年散文的一些思考
2005年的世界依然不平静，发生了不少大事，且忧多喜少。比如一而再、再而三的自然灾难和恐怖袭击，让人间又流了不少血，使人类又失去了许多无辜的生命。就中国来说，也是有大喜亦有重忧，喜事是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还有神六成功、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中国麋鹿还家20年等等；忧虑的事情是一次次的矿难和交通事故等各种灾害，一次次把我们的心沉到深渊里。
然而对于散文来说，2005年是平淡的一年。
为什么呢？为什么世界越发动荡而散文越发平静，难道散文真的是书斋里的白面书生？当然，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平淡的散文现象也并不特别异常，当属符合创作规律的正常波动，试想，从20世纪90年代初发轫，新散文已经衣着光鲜头脸光鲜地走过15年历程，足够风光的了--潮起潮落，波峰波谷，不是才能显示出大海的流动和无限生机？不过我还是觉得有些问题解不开：，就拿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来说，本应正是散文大显身手的好天下，各个报刊杂志都拿出了大量的版面，伸长了臂膀迎接你。可是好的、深刻的、激动人心的、具有历史大气概的大文章，却是凤毛麟角，连文笔优美或独特的文章也很少。
我唯一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伍立杨先生的《文化与自由的火种--抗战时期的文化人生活侧面》。该文长达14000字，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一批着名的布衣知识分子，在逃难的颠沛流离中，在敌机轰炸鬼子围追堵截的动荡中，在衣食不保的贫寒生活中，不仅依然高昂着头颅，执守着中华民族高贵的人格精神和民族气节；而且他们还在为保存中华文化，而殚精竭虑地读书、做学问、教书育人。法学家萨孟武、讲《庄子》的大教授刘文典，还有陈寅恪、钱穆、老舍、梁实秋、朱自清、闻一多、张季鸾、钱钟书、张恨水、冯友兰、吴宓、林语堂、陈三立、齐白石、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曹聚仁、黄仁宇……这些我们十分熟悉且在中国文化史册上留下辉煌的一大串名字，都在伍立杨的文章中重新熠熠现身了。而我们今天重新复习他们那些故事的意义，首先应在于重新思考文化、精神、民族、历史、境界、气节、操守、胸怀等等高贵的字眼，这些本来属于中国人立身之本的绝美大美，如今，却差不多已经要被官海、商海、欲海、金山银海……吞没完了！文化是什么？中华文化是什么？我们已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精神又是什么？日前，着名出版家、作家岳建一先生对我说：老子、庄子、墨子、孟子……他们在创造灿烂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华人格的绝世之美。中华文化的真正传承者，就是这些布衣精英，他们的血脉几千年也没有中断，这是我们昔日抵御外侮、今天抵抗外来糟粕的不朽支撑。
在美酒、咖啡、豪车、阔宅、帅男、美眉、名品、消费、价位……一天到晚的商业轰炸中，在红尘滚滚的欲望俗世界里，时时温习一下这些高贵的人与事、思想与精神，不啻于浑身的血液被点燃，火苗冲天而起，熊熊燃烧！
可是，一我也碰上了这样一件事--今年8月份，正当全国庆贺抗战胜利60周年进入高潮之时，散文家杨闻宇先生给我寄来他的一篇随笔《汉奸文化简议》，该文开宗明义提出：中外战争史上，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汉奸是个大得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惟其太众，致使我们民族在二战中成为对入侵者抗击时日最久、付出代价最巨大又最为惨痛的灾难深重的民族。因此，对周作人、张资平、胡兰成这些汉奸们的作品不应当盲目地提倡和宣扬。
众所周知，杨闻宇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好一段时间以来，不知是出于利润的考虑还是别的什么，一批出版社相继跟风出版汉奸文人的作品，结果造成《今生今世》之类在图书市场上大肆招摇，至少在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中引起了视界的模糊。杨闻宇此文即愤怒、忧虑之后的醒世之作。殊不料文章寄给上海一家报纸后，不仅没得到编辑的只言片语，反而不久就在该报看到一篇署名河西的随感文章《华丽缘》，该文竟公然地吹捧汉奸文人胡兰成，不但声言喜欢胡的文字而觉其私生活上的不检点，政治立场上的不守节，也都不那么其面目可憎了，而且还云山雾罩地把胡的汉奸行为说成是书生意气和人生机缘巧合，之后，又毫不遮掩地提出胡是一位文学史亟待平反的散文家！呜呼，杨闻宇君能不气愤吗！
说来今天的社会清明敞开，允许各色人等发表多元化的言论，中国的政治环境确实是有了巨大的飞跃。可是有了发表言论的自由，自由的发表人就应该更严肃、更慎重、更负起影响舆论的责任，不能连正义、是非、气节、大节也统统删除了，连好人、坏人也不加分别而一并接收，连民族英雄与汉奸狗腿子都弄在一起博客狂欢。我认为那位河西，还有那家报社的编辑，至少是糊涂的，大糊涂--你们是忘记了还是真不懂--要作文，先做人，这是我们的古今圣贤一再讲，甚至用鲜血一再演绎的民族金原则。没有文，哪有人？古今中外文学史一再地证明了：即使奸佞、恶棍、强盗、宵小、骗子、无赖、叛徒、汉奸们的文字再漂亮，一个个开得比玫瑰、牡丹、杜鹃还绚丽，那也不会是彩霞云锦，恰恰相反，写满天空的，永远都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所犯下的一笔当然，我不是思想僵化的左派，也不是因人废文的极端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改造和赦免了那么多国民党战犯，国家也还把周作人养了起来，让他用翻译的一技之长来为人民服务。我拥护这种给出路的政策。我和杨闻宇们所坚持的是原则，在这个世界上，原则是一种高贵的存在，不能动摇。
但是放眼看看吧，消费主义浪潮已经变成了魔鬼，把多少人心中的神圣一点一点啃噬掉了，代之而充塞进去的是钱钱钱、利利利、名名名、官官官、欲欲欲，已经把多少人变成了消费机器、挣钱疯徒、虚伪浪子、势利小人、混世魔王……我们真是太宽容了，一而再地后退，再而三地理解，说是在和平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大刀进行曲》是抗战年代的主旋律，那么靡靡之音即和平年代的经典曲目。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退、退、退，现在已经退到了连声讨汉奸文人的文章都无处发表，将来还要退到哪里呢？
还要不要坚持精神呢？
还要说到散文写作的目的本身：依照古老中国的正宗传统，文以载道几乎是独霸的天下，因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嘛；但是到了我们今天，社会无与伦比地开放了，多元化的局面也早已是春到溪头荠菜花。今天的散文家们，包括着冲击诺奖在内的、各种缤纷多彩的写作目的和理由，文章也是摇曳多姿，写给各个阶层、各种年龄段、各种品位的读者看的，甚至还包括只是写给自己、自娱自乐或自我发泄的。中国的散文创作形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千树万树梨花开。
然而，即使只从散文写作的角度说，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如同一个人，一段时间做同一件事是可以的，一个作家在一段时间内冲击诺奖或者自娱自乐，行，可以做到津津乐道；可若是一辈子只写这一种散文，只这一个写作目的，是不是太狭窄了呢？
既然散文首先是一种精神品格，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尤其当下中国进入高速发展期，中国去年的GDP高达19317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国，国际上也正在越来越殷切地呼吁中国人应该对世界作出更多贡献。
可是技术主义的写作，在年轻一代作家中，也越来越被奉若神明。他们呕心沥血于文字、结构、意象当中，求美，求新奇，求一鸣惊人，这本来都是不错的。由于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代，书一路读上来，外语和都掌握得好，可以行云流水地与世界各种信息接轨，因而眼界大开，各路知识都丰富，一个比一个聪明伶俐，有胆有识。他们的文章可以写得异常优美，奇象环生，美质含量很高，堪称地道的美文，有时令我读得心醉神迷，拍案叫绝，到处向人推荐。而且让人欣喜的是，这不是一个两个作家，而是十几个、几十个，好像每天都在涌现出来，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天后浪力更强。
不过问题是，这样的文章不能多读，读个三篇以后就不满足了，因为美则美矣，却内力不够，就像你熬了一冬天天盼春华，结果春天好不容易来了，却只给你一朵玉兰，你能满足吗？我理解，春天的美不仅在于鲜花盛开，更在于她使大地回暖，万物复苏，播下希望的种子，担起养育世界的责任，这才是春天的力之所在，是春天的本质。
所以，我能接受技术的写作，却不能赞成技术主义的写作宗旨。我还屡屡建议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们，尽量拓宽写作路子，关注一下社会大事，以增加自己作品的分量。而且我当然知道不可能说服谁，因为有些事情是需要经历的，就像春天是等来的一样。可惜不仅他们自己一头钻进象牙塔，还越来越强势地要求整个文坛象牙化，以求彻底颠覆以往文以载道的至高经典。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是在看到了以往几十年的社会动荡甚至血雨腥风之后，急迫地想要得到一个温暖而有保障的文学家园，再也不要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而今天的太平世界也的确是在营造着这样的家园，这当然也是人类追求大同社会的一个美丽的目标。一不过共产主义前景虽好，路却是要一分一寸筑出来。试看今日之中国，千家万户，的确有了温馨舒适的书斋，可以不急不躁、无忧无虑、神闲气定地品茗读书做学问；但是还有数量更多得多的劳动群体、社会大众、弱势的农民工、老少边穷地区群众，需要解决生存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环境问题……我们作家是否还需要坚持社会责任感的问题？我们的作品是否还应该坚持为社会写作的问题？我觉得，只要向社会生存偏过头去看一看，而不要只顾及自己的名利地位、美食亮衣，结论就出来了。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