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绍义：着名散文理论家，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韩小蕙：女。资深记者，高级编辑。作家。教授。现供职于《光明日报》。
（1）你觉得在中国，散文可以成为一种事业吗？（散文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答：是的，我个人正是如此定位的，并且为这个事业努力了许多年，还将不懈地奋斗下去。’
尽管我很清楚，在当代中国，散文是一个小语种，永远不会有小说那样的王者地位；散文家的名头、地位等等功名层面的回报，也永远不会像小说家、诗人、报告文学作家那样响亮和显赫。但我认了--写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是属于散文的。
人才学上有一种说法，是说人要获得成功，必须找到与自己生命相对应、相符契的那一种事业。我深心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我从自己的写作经历中了解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文体--我的缘分就是散文。
我最初是写小说的，那是早年在工厂时，还在文革中。1973年夏天，《北京文艺》（现《北京文学》）杂志社派资深编辑郭德润先生到我们厂，组织工人写作组，我有幸被吸收了。那时我十几不到20岁，平时喜欢自己写点东西，逢年过节受命写诗歌、顺口溜之类，在车间的墙报上发表，就那样脱颖而出了。到写作组以后，我们在老郭的带领下，整天挖空心思编三突出小说，编得脑袋都大了，可就是编不成。其实，郭德润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水平、又非常敬业的编辑，他读过许多书，编发过许多好作品，文革前还曾跟着老舍先生搞过戏剧。从人品上说，他为人善良厚道，爱护人，给我们灌输了不少文学创作的经验和体会，是我的文学领路人b但当时江青一伙强行推行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即在所有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第一号英雄人物。同时，还有许多特别可笑的条条框框，比如厂长副厂长里面一定得有个反面人物，或破坏生产或保守落后或被阶级敌人利用，然后正面人物党委书记带领工人群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使重大工程取得胜利等等。就这么无聊，就这么人人都知道极为可笑不合情理，可是还在一本正经地编造，写了撕，撕了写。后来有一天实在写不下去时，我退回到自己的文学青年状态，随意写了篇小散文，不料却一下子成了，那篇名为《火伯伯》的3000字幼稚小文，发表在《北京文学》1975年第4期，成为我的处女作。
1977年恢复高考，我一下子就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因为我连初中的课程都基本没学过，就提前毕业被分配进了工厂。由于基础太差，自然名落孙山。我第二年又考，这回被南开大学录取了，当然也是中文系，因为我所有的志愿报的都是中文系。4年大学，功课读得很苦，但我还是坚持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后来也都发表了。那时和现在不同，刊物很少，发表作品很不容易，因而在我们中文系是很风光的事，连七七级的男同学都特嫉妒，可我自己却并不觉得兴奋，我总觉得嘎UL有点儿不对头--它们都不是我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也不是我的血液，而是为了写作而写作的产物。
一句话，我没体味到文学创作所应带来的那种生命的笑或者哭，刻骨铭心的快乐或者痛苦。没有11982年大学毕业，我进了光明；l报社。在总编室上夜班之余：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7万字，名为《大学一年级》，是依据我大学期间的两本日记写成的。投到《十月》杂志，没被接纳。后来宗仁发先生到光明日报社来组稿，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很羞怯地拿出草稿，因为不自信。宗仁发当时是《关东文学》的副主编，只有20多岁，瘦瘦高高的，话不是很多，但人很热情，现在他已经是《作家》杂志主编、吉林省作协书记。令我没想到的是，他回去就把这部中篇发了，而且头条。以后，又有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来家，听说我还有喜欢写作的雅好，就说认识着名评论家张韧先生，遂将此中篇拿走了，说是请他看看。我心想：人家那么大名家不会看的，根本也没往心里去。谁知张韧先生还真看了，居然还得到他的肯定。以后我当上文学记者和编辑，在工作中结识了张韧先生真人，而且逐渐成为朋友，直到现在我们的交往中，还偶尔会提起那个中篇。
但即使是这样，我也还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从灵魂深处，尝到文学创作的燃烧和震撼。还是那句话：不是我自己生命的宣泄，不是我想呐喊出来的话，不是我自己！
而且，写小说一直让我痛苦。因为我的经历相对封闭，生活不厚，对人了解不多，又没有编故事的能力，所以我的小说编起来非常困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人百我一，事倍功半。我常常觉得自己真是太笨了。
这时，我的工作发生了调动，从报社总编室搞新闻的编辑，调到文艺部搞东风文学副刊。这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积累起来的副刊，凝聚着几代编辑的心血，办得非常出色，在社会上也非常着名。东风以散文为主，作者基本上都是文学大家，像冰心、孙犁、巴金、王蒙、张洁、张承志……编的多了，我自己也常常有了写作的冲动；而且当时我为了迅速结交作家，组到好稿，也觉得自己应该写一些散文，以增加作家们的信任度。
于是，我真正的散文创作，就这么功利地开始了。然而当时很不成功，我记得写了几篇，请东风的老编辑看了，他们认为不成，够不上发表水平。
3年后，即1988年夏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有个中学同学王世尧先生，当时在中国作协工作，他自己也写东西，文笔不错。有一天他到我家做客，看到我随便写的几页作业纸，大感兴趣，说你不妨抄出来，我看能发表。那是我写从小生活的宿舍大院的，写了文革前后大院的历史变迁，都是从我心里流淌出来的种种感觉。我写得很舒畅、很随意，真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应该怎么结构、怎么语言、怎么主题思想啊等等。所以我根本就没想到去发表，也不认为它能发表，那只是写给自己的。听世尧兄那么一说，我也就那么一听，没往心里去。王世尧见我不信，有点儿急了，连说真的，真的。看他那么认真，我有点儿疑惑了，拿起那几页作业纸又看了看，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散文。我说不对啊，这能算散文？这只是我自己信笔记录的生活，连结构都没有，也没有创作上的主观努力啊？他反驳我说：什么叫创作？你以为非得摆开架势写，才叫创作？见我仍不相信，他就说：你自己要是不拿出去的话，我可拿走了啊，准能发表。
于是，我只好半信半疑地把文稿抄到正式的稿纸上，交给了世尧兄。他拿到《文艺报》，交给副刊编辑陈明燕女士，没过几天还真的发表出来了！题目仍是我自己起的，没给改动，叫做《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谁知就是这篇文章，竟成为我正式亮相文坛的成名作，许多我的作者都来信来电，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干脆表示惊奇：你也会写散文啊？我的作者、西北军旅散文家杨闻宇先生还写信评论说：这篇散文表面上花团锦簇，实际上深刻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地位的衰变……我当时很兴奋，心想：噢，他们都说这是散文，那么这就真是散文了。没想到散文可以这样随意地写，这散文可比小说好写多了！
于是接下来，我就接二连三地写起散文来了，一篇又一篇，写得那么动情，尽心尽意，把心里要说的话全凝在笔端，大把大把地往外掏。那些日子里，什么事在我眼里、心里都是散文的歌唱，我简直是在用散文的思维来工作、学习和生活，简直就是散文心、散文脑子、散文手，散文的一切。我觉得有如神助，整堆整堆的句子在我心中轰响着，像滔滔不绝的涌浪一样向外涌，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忙不迭地记录下上帝之笔。从那以后到现在，我再也没写过小说。我把自己的一切--肉体、心灵，形而上与形而下所镌刻的灵魂，全都交给散文了后来据我所知，散文界的一些作家，其创作情形与我极其相似。我们都是灵魂的奉献者，而且都有一个创作上的爆发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散文创作大热，各行各界的大家们--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学者，甚至科学家、医生、职员、官员，都来加入散文的队伍了，有不少人写得比专业散文家还好。但我想说的是，纯粹散文家的灵魂构成绝对与他们不同，我们是心无旁骛，一颗心全部交给散文女神了。至于从整个中国的散文创作来说，虽然从五四新文学算起，现代散文创作也有近百年历史了，也披沙砾金，出现了非常多的珍珠、翡翠和玛瑙；但散文始终算是茶余饭后、小说余诗歌后的边缘文体，不被重视。所以，中国的散文创作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好好地研究、总结、评论，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
而面对迅疾而来的散文时代，以及从这个时代的骨骼中滋生出来的肿瘤--人情冷漠、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官本位、权老大、浮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乃至抄袭、剽窃、偷盗、作假……面对道德的全面溃败与沦丧，整个人类精神亟待重建。这其中，散文，也应该起到大作用，以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前进。
（2）你认为学者散文是散文中的最高层次吗？（请以学者散文与文化散文的关系谈谈）
答：我不同意这样的表述。一关于散文的最高，十年前我曾有如下表述：散文四境界：1靠个人才气灵动地写，此以天分取胜。2靠独特的人生经历直抒胸臆地写，此以真性取胜。3靠深刻的思索研究智慧地写，此以思辨取胜。4靠渊博的学识形而上地写，此以书卷气取胜。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爱走极端，以偏盖全，我想这话是一针见血的。过去我也犯这个毛病，因为自己崇拜金克木、张中行、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羡慕他们的学识和人情练达，遂以推崇书卷气为最高境界。这本身也是不错的，文章没有书卷气，的确难成大家。
但我现在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也许更加客观：我觉得任何文章，学者散文也好，文化散文也好，或者抒情散文、哲理散文、环保散文、女性散文，等等吧，本身的区分都是人为的，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强加到散文客体的产物。更往开阔了说，文学本来就不应该以体裁分，什么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传记等等，也都是人为的因素。实际上，文学哪能分得那么清，像切西瓜似的，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四或一分为八？不，文学也不需要分得这么清，像生产合金钢似的，要加多少铁、多少铜、多少锰等等。文学是精神产品，是灵魂的诉说，不管用什么手段，写得好就是好文章，哪怕把这些手段全杂糅在一起操作，也无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洋洋6大卷，杂小说、散文、随笔、日记、回忆、对话……于一体，上天入地，寻古追今，获得了极大的创作自由，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当代也有一个绝好的例子，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现在已成为公认的90年代散文经典之作，不过1991年它发表于《上海文学》时，编辑认为是小说，要把它排在小说栏目，史铁生说它不是小说是散文呀，编辑说它哪儿是散文呀明明是小说呀？最后取了一个妥协方案，把它标成作家新作，模糊过去了。可是发表之后，有人认为是小说，比如韩少功先生就撰文说《我与地坛》显示了该年度小说创作的丰收；也有人认为是散文，特别是散文界都认为无疑它是标准的散文。后来我编《九十年代散文选》时把它收入，征求史铁生的意见，他很高兴地说，《我与地坛》本来就是散文嘛。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文体的无界限性，在创作实践当中，作家们只管跟着感觉走，怎么表达得得心应手就怎么表达；谁也不会限制自己必须跟着文体走，一味跟着文体走，绝对写不出好文章。
我还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吴冠中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做了一个有趣的交流，李请吴用画笔画出他对自己的学科高能物理的理解，吴请李写文章谈他对自己画作的感觉。画毕，文毕，两人哈哈大笑，十分开心，因为他们都觉得深刻理解了对方的学问和精神，心心相印了。而我觉得，连科学和艺术都能在文化的高层互相融通，何况本来就是一个母体之中的散文呢？
所以，我现在不再刻意去注意什么学者散文与文化散文的区别，也不去分辨它们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更不考虑孰高孰低的问题。我不觉得这对散文的发展有什么意义。说句直率的话，我认为研究散文创作最好不要走入这个误区，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这只是一个书斋里的课题。
我倒是更愿意关注当下散文创作的一个误区：即现在所渭的大文化散文。怎么搞的，它们竟然已经成为读者憎恶的冗长的裹脚布了！请注意，我没说又臭又长，因为我不敢说一切这样的文章都臭，但它们确实都非常长；而且它们已经发展到作者自己津津乐道其中不能自拔，读者一见掉头就跑的地步。我觉得症结在于：学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但缺乏真情实感和出众的见地，不是从作者的内心里喷发出来的，而是为了作文章而作文章。其结果，尽管堆砌了一大堆历史（多数是抄历史书的历史）、典籍里的文化（凡事从三皇五帝一路扬扬洒洒写到今天，显示其有文化的文化）、深刻的思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思想）、华美的文辞（浮辞艳彩），但本身连创作激情也没有。因而缺乏激动人心的力量，就只能被读者抛弃。
所谓学者散文也一样，如果也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就只能是走掉书袋的路子，即使有一些真知灼见，也会因缺乏真情和激情而显得苍白无力。在世俗生活中，我们还怕掉入模式化的窠臼呢，更何况最个人化的散文写作。
（3）作为女作家，你认为女性散文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最大价值是什么？
答：首先我有一个原则，我认为就文学而言，它表达的是人类的共同情感、经历与思考，所以应该没有性别之分。是的，我从来不承认文学还分男性或女性，散文亦然。
女性和男性因其体性机能、社会环境、社会分工等等的不同，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特征，肯定也是不同的。数十万年所培育出的女性基因，使今天的女性呈现出一些特有的共性，比如温柔、细腻、柔韧、耐心、纤弱等等。这些女性物理特征表现在精神指向上，往往呈现出慈爱、母爱、友善、耐心、富有同情心、富有奉献精神等等。而所有这些特性表现在文学作品上，就形成了与男性不尽相同的第二性特征。其最大特点是什么？我有点儿说不好，但其最大价值，我认为是体现出女作家也和男作家一样，可以用自己的笔，全力地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女性散文倒是有一个特点还没有被世人关注到，即她们对男作家具有激励作用，对读者而言是一个阅读的参照坐标。这些年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散文写得整体水平不低，让读者刮目相看，也让男性作家心存敬畏。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有些男作家很注意学习女作家的散文，从中寻找灵感和语言等等。而过去呢，基本都是女作家向男作家学习，男作家不大屑于读我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