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么说，似乎有一点女权主义的味道了。其实呢，我不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我的观点是：男人和女人是一块大陆的两半，世界是由两性共同创造的。以此观之文学，尤其是今日之文坛，也越来越是由两性作家女性则越来越多地留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据说现在中文系女生占据多一半江山，尤其研究生差不多都是女生，男文科硕士简直成了稀有动物。
那么完全可以预计，就在不远的将来，女作家、女评论家，将会奉献出越来越多的作品，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女性散文亦然。
（4）作为作家，你如何看散文是作家的身份汪，诗是艺术的入场卷这一说法？
答：前半句话我还可以接受，后半句话是不是有点儿学生腔？如果从未写过诗的作家呢，你能说他就没有进入艺术的殿堂？而且，艺术是个极宽广的范畴，科学、哲学、史学、土木工程学甚至工业、农业、商业等等，都是与艺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连我们的平凡生活中，也处处融和着艺术的元素，不是有一句话诗意地栖居吗，其实就是说的艺术地栖居。因此，写作不写作都不能说成是进入艺术门槛的入场卷，更不是以诗来界定的。
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这场散文创作热潮中，有越来越多的诗人涌入散文创作中来，的确足事实，以至于甚至形成了一种潮流性现象。上一代、两代诗人中，着名者如牛汉、公刘、李瑛、邵燕祥、雷抒雁、舒婷、韩作荣、叶延滨、西川，都写了大量散文随笔；现在的年轻诗人中，也有特别多的人尝试写散文，虽然名气还不那么大，但写得好的比比皆是，诗人出身的人写的散文，与没有诗歌背景的人写的不一样，一看就能看出来。可能是诗歌对语言的要求很高吧，所以从诗歌到散文的转换，似乎很容易就进入了，他们的语言一般都非常美，无论长句短句，用词用字都很讲究，带着才气；节奏是有韵律的，更多地潜藏着音乐性，仿佛可以歌唱或朗诵；感觉是扑朔迷离的，不是规规矩矩的政府职员而是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意向也是跳荡的，像风一样飘忽。我真的很羡慕这些诗人散文家，也羡慕他们的才气，我想：要是逆向过去，从散文转换到诗歌，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5）作为编辑，你写散文是否受到你编发过的作品（或约稿作家）的影响？
答：当然是的，百分之百。
前面说过，我原来是写小说的，有过《大学一年级》等中篇小说。自从1985年我开始在光明日报社编东风副刊（后改成文荟副刊）以后，就转向散文创作了。这是因为我们的副刊是以散文、随笔为主的，基本不发小说，诗歌发的也很少。’
前面坦白了，我最初写散文，是带着十分功利的目的，即觉得如果自己也学写一些散文的话，可以使作家们更加信任我，放心地把他们的好稿子交给我。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的确是这样的，通过以文会友，我基本上达到了随心所欲地约稿、编稿、退稿的境界，也把我的副刊办成了全国一流的副刊。
我们的作者从来都是名家为主，不单文学界，还包括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将军等在内的所有知识界的精英人物和大师们，名单甚至可以排列成一部中国（含海外）当代作家词典。他们对我都很好，给我的基本上都是他们的上乘之作。我从他们的文章中吸取了太多的营养--不仅是散文的和文学的，更有人品的、学养的、人格境界的等等。完全可以说，我是被他们培养出来的散文家。远的不说了，只说去年（2005）吧。由于我们副刊越来越少发纯抒情散文，多发观点性的随笔，强调紧跟急骤变化的社会生活，发出我们的声音。这对编辑敏锐的洞察力、独到的眼光、深刻的思想性、厚实的审美水平等，都要求更高。有两位先生给我的帮助和启发最大，一位是着名老作家林希先生，他年过古稀、一生坎坷，却越发锻造成罡风中的硬竹，大凡迷雾漫来，他能迅疾做出反应，一针见血地剑指要害，2005年他发来的几篇随笔，《狼文化与市侩哲学》、《人云亦云与人哄亦哄》，都及时分析了流行文化中的弊病，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给我的点播和教育也是醍醐灌顶。第二位是以犀利见称的着名杂文家王乾荣先生，他思维敏捷，写作甚勤，对身边发生的典型社会事件，几乎全方位评说，不仅信息量大，而且观点正确，更兼文笔优美，比如仅在2005年，仅在我们副刊上，他就对越来越泛滥的帝王戏、对语文教改、对作家的名誉侵权官司、对狼文化等一系列现象一一细说，有些事我也是从他文章中才得知，我曾对他戏说：您的文章太重要了，逼得我想不发都不行。
除了名家之外，也还有同辈文友的影响。我们的版面以名家为主，所以非名家若在那里发文章，就必须是特别高妙的上品才行。不能不承认散文随笔创作有这样的情形，即非名家有时是会突然写出一篇好文章的（而名家应是篇篇都在水平线之上，所以才称名家），作为编辑，应该有随时抓住的本事，就像夜幕包容着大明星和小明星一般。更有的随着岁月的飞渡，明明灭灭之间，小明星变成了大明星，我们一起成长起来。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
（6）作为记者，记者之神圣职责驱使你在散文写作中，自觉地实现一文学使人更美好（高尔基）的目的吗？请举例说明。
答：是的，又是百分之百。
我的文学座右铭是：以文学推动天地人心的进步，我一直是以此来激励自己写作的。新闻记者是个社会责任感含量极高的职业，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令我刻骨铭心，是我做记者所追求的境界。《经济日报》记者许宝键，有一年到河南省和湖北省交界处采访。他发现两个相连的镇子非常有意思，不仅镇名一样，都叫孟楼镇，而且土地、人口、文化、素质，各方面的自然条件等等，基本上都相同。不同的是一个属于河南省，一个属于湖北省。属于湖北的这一个搞得非常好，老百姓家家盆满钵溢；属于河南的那一个差了许多，老百姓很有意见。
经过深入细致的采访，许宝键写出一篇新闻《从孟楼到孟楼》，详细分析了以上情况，然后问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
两个镇子的领导都读到了这篇文章。河南这边的镇领导非常惭愧，认真检讨了自己的工作，发誓要追赶上湖北的先进镇，为老百姓造福。而湖北这边的先进镇也召开领导会，研究人家要赶上来了，我们要保持先进我们怎么办？结果不出一年，两边的工作都被促进了，经济都得到了大的发展，老百姓拍手称快。后来两个镇子自己出钱修了一条公路，把两镇连到了一起，当地老百姓感激许宝键，硬是把这条路称为宝键路据说，这是全中国惟独一条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公路！
我当时听了这个故事，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崇高感，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太神圣了，它甚至超过文学，可以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我还听说经济日报社、新华社等几个大腕经济记者，他们的报道曾经直接影响了国家某些经济政策的制定，这都是让我心向往之的！
这也是我非常热爱新闻这个行业的原因。许多年来，老有朋友劝我放弃新闻，去当专业作家，一心一意在文学上发展自己。甚至有二次，安徽的女散文家王英琦批评我跨着新闻和文学，哪个都不肯放弃，是浮躁。
我可真的不这么看。我无论是新闻写作还是散文写作，自己写作的终极目的，都不是为了个人谋得大名，赚得大钱，过优裕的生活。在这些方面，我真的很淡，不慕香车、美食、华屋、艳衣、珠宝、享乐……一个人再有资产，不也是一天三顿饭，睡三尺之地吗？而你如果能像许宝键一样，切切实实为那么多人做了事，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那多有成就感啊！
所以，我在自己的散文里，也一直是贯穿着这一条红线的。尽管有好心的朋友提醒我：你的散文受了新闻写作的影响，削弱了艺术的审美；你的散文太载道，应该更多地关注艺术表现力；你的散文目的性太直接，文字太直白，审美不足等等。他们的这些意见都好，我自己也确实反思过，且加以注意；但是如果要我放弃新闻大事业，单纯为个人去写纯艺术散文，我只能敬谢不恭了。
再说一遍：我一直要求自己在文章中，力求跳出小我，获得一种大我的人类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一己的倾吐表现出入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在历史长河中，个人只是微尘一粒，毫不足道，他的价值在于：哪怕只有一点萤光，也尽可能地去照亮别人！
不单是我，我们新闻队伍中的许许多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新闻行业的确是一个以天下事业为己任的行业，我在这个行列中非常带劲，获益良多！
（7）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后代，你认为父母高层次的教育对你写好散文有直接的关系吗？请举例说明。
答：是的，大有关系，尤其是在早期，青少年时期。
我的父母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下，是非常少数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像现在大学生每家都有而且找工作都难。然而他俩又双双参加了革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北平的大学里搞学生运动，抗战胜利以后，北平地下党力量很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我们家现在还有很多老照片，比如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的照片，上面不仅有革命者--青年学生、市民啊等等，甚至还有国民党宪兵持枪的‘身影。
北平解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缺乏高级知识分子，党组织派我父亲带领一批大学生参军，于是我父母又双双参军，直到50年代随着部队整体转业，又回到北京工作。
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正统观念，既是共产党一手培养出来的干部，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路跟党走，同时从小就受到的中国文化传统教育，也潜移默化地流淌在血液里。因此，也就决定了我们家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从我开始懂事起，我接受的所有教育都是正面的，报纸广播上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真心地拿自己当社会的主人翁，真一6地改造思想，真心地斗私批修，真心地革命，等等。直到现在，这些正统观念还是我身体里面的骨骼，我的人生态度、是非观念等，还根深蒂固地指导着我的人生。
当然跟这个动荡的社会一样，我们家也经历了不少坎坷和苦难。父母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呵护和保护着我和哥哥、姐姐。我记忆最深的，当然是十年浩劫。
1966年文革骤起，我当时12岁，小学五年级。父亲很快就被揪出去批斗了，于是我成了黑帮子女，受到歧视与欺负自不待言，宿舍大院的家庭都不跟我家来往了，孩子们也都受命不许跟我说话，有的心肠比较恶的还一见面就骂。人都说小孩子单纯，其实并不完全是，我那时就有个对头，是我们班的一个女孩，自己功课也就中下等，却一向特别嫉妒我功课好受老师宠爱，老是千方百计给我使坏，可她又不能摁着我的手不叫我得100分，于是就越加怨毒；终于她盼来了文革，什么都颠倒了，她兴奋得发狂，整日以带着孩子骂我为乐事--多少年以后我明白了，文革中的许多成人也是同样的表现，他们哪儿是扞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纯粹是要把身处社会底层的怨毒发泄出来，要把上面的人整下来取而代之，他们从心底里盼着社会大乱，好在乱中浑水摸鱼捞一把。当时我母亲是北京市委党校的教员，她没有被批斗，而且她有一问办公室，有床可以住，于是她就把我带到党校去住了。办公室成了我避难的港湾。没有同龄人玩耍，书成了我的同伴。母亲是搞党史的，有很多革命书籍，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联共（布）党史》、《长征故事》，还有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等，这些书在那场浩劫中还算是可以免遭焚烧的。我就一本一本地阅读，当然主要是看故事，不好看的部分，比如理论分析和套话什么的，就跳过去不读。
12岁的小孩子，还不懂得什么叫学习，但这种囫囵吞枣的读书也是有用的。也就这两年的浸淫，等1968年复课闹革命时，我重新回到学校，再拿起笔写作文时，自己也惊奇地发现，我的文章比起同学们的明显地高出了一大截！他们还停留在小学五年级的水平上，而我，已经进步了一大块，这优势使我的语文和作文成绩一直保持着第一。
而且现在看来，我的世界观的形成，我的顽固的正统观念--文以载道、天下为公、社会责任感等等，还有自由、平等、博爱、民主、进步等等，还有大公无私、助人为乐、先人后己、甘于奉献等等，也都是在那些革命书籍的教育之下形成的--我个人认为，这些对写好散文，比文字、技巧更为重要。有灵魂的高贵才有散文的高贵。
（8）你认为中国散文目前最需要的变革是语言及文体形式的革命吗？如果是，你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
答：不，我不这样认为。以我个人的文学信仰，我始终信奉文以载道的传统。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这也是我从事文学写作的目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不再重复。
自从20世纪90年代散文勃兴以来，相对于战争年代、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散文写作状况，我们近十多年的散文创作，进步是巨大的，这是准都看到并承认的现实。我也热烈地歌颂这个得来不易的美好局面。
分歧在于，有一些朋友认为我们的思想还应该更解放一些，干脆抛掉散文所负载的所有社会内容，只为散文而存在，为形式而存在，为语言而存在。而我认为，艺术元素的提升与充盈当然是极其极其重要的，但是文学永远不可能摆脱掉它的社会责任--因为文学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就是为推动人类的文明进程、历史进程而存在的。
看看那些世界名着、文学大师，他们留下的全是具有深刻社会内容，影响当时时代思想走向的作品，从而才名垂青史，被后人一代又一代阅读着。若是抽掉其中的思想、社会、时代的内容，光剩下技术层面的文体形式和文字，我相信即使其形式再新颖、再前卫，语言再美丽、再纯粹，也不能够与那些沉甸甸的名着并列。
我也相信，世界上有才华的人太多了，历史上纯美意义的作品肯定也是多如浪花，每个时代都拍打着阅读的堤岸。可是为什么留下的是少而又少的呢？显然也是这个道理，历史需要的不是雕虫小技，而是洪钟大吕。
所以我坚持强调文学--散文的社会功能，永远强调，当然，万事不可偏废，我也认为探索散文的美学因素，把我们的文章写得更具艺术美感，一级一级地登攀上艺术的天梯，也是我们所应呕心沥血追求的。王国维先生提出的艺术三境界，应为我们所时时重温：
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