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蕙主持、整理曾绍义：散文理论家、四川大学教授谢大光：散文理论家、散文出版家韩小蕙：散文作家、散文编辑家，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主编素素：散文作家、鲁迅散文奖获得者穆涛：散文作家、散文编辑家，《美文》杂志副主编主持人：
近十几年来，我国散文文坛一片繁荣兴旺，发展前进的速度迅猛，被有的批评家誉为20世纪最后的文化高峰和21世纪的文化曙光。散文从来没有这么大范围和大幅度地进人人民群众的视野，或者也可以说是成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对此，散文界欣喜不已，感觉良好，散文家备受鼓舞，一往无前。
但是，近来也有人对当下的散文创作倾向提出了批评，认为它离社会现实越来越远，越来越脱离人民大众的真实情况和内心。今天我们共同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散文（含随笔）创作勃兴，出现了写者众、读者众、研究者众的局面。但也有人批评说，面对急骤变化的当代生活，面对底层的劳动大众，面对人们的精神、心理、思维、道德底线等等都存在着种种疑问和困惑，散文创作还是与这些最切近的问题相脱节的。你们是怎么看的？
谢大光：过去有一种说法，散文是文学的轻骑兵，理应最及时、快捷地反映社会的变化。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史，却明白地展示了每当社会生活发生剧烈变革时，散文的变化都要来得慢，这是因为散文承载的文化传统更深重一些，也是散文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这样说，并非当下的散文完全与现实变革脱节，只是能触及人内心深处的优秀之作还少，且处于边缘地位。
素素：那是10年前吧，小蕙写过一篇《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我曾为小蕙所描绘的景象而激动不已。记得那时候我正在做报纸副刊，跟着就写了一篇《散文走俏与副刊散文走势》。我其实是在为小蕙的那篇文章作个注脚，我认为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报纸与国际接轨，也进入了多版化、杂志化时代，报纸副刊的大面积加版对散文写作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怂恿，它与期刊社、出版社、批评家、发行商联手，让散文出现了写者众、读者众、研究者众的局面。就是说，散文写作热是90年代中国文坛必然要发生的一场事件，它与生活的急骤变化当然有关。然而，我不认为90年代以来的散文与当下生活脱节，反而觉得它与生活太同步了，彼此贴得太紧密了。我们常说审美需要距离，目前的状况恰恰是让散文与生活没有了距离，让原本十分精英、十分庙堂的散文有了一种世俗的烟火气。比如，《读者》杂志现已发行400万，有人说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说它把中国人的话语水平降低了，我却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按照法国年鉴派观点，历史最应该研究民众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历史如果是全社会的叙事，而不只是作家们的叙事，它也许会更真实、更完整。有一天，要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阅读《读者》，并且都能拿起笔书写自己的人生，我们所忧虑的那些问题或许会得到解决。
穆涛：我的看法有点儿不同。这问题是目前散文创作的症结，基本上是难题，就我所知，不少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散文应是最直面现实的。但总的看当前的散文，看不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看不出当下生存的不容易。散文家的日子过得好，笔下的生活很高尚，读书、旅游、休闲、收藏，散文家中的思想者也多高风亮节，罗丹雕塑式的。散文是繁荣着，但是离当下的真实生活太远。有些写现实的作品也缺乏现实精神，似乎有些现实遮蔽，比如写农村，仍是饱含诗意的，看不到沉重的赋税、教育的严重滞后和脱节，看不到拿不到工钱的农民工，每读到这样的文章，我就想，这是我们今天的农村吗？《美文》杂志2003年l期发表过一篇近5万字的长文《向农民道歉》，《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社会反响很大，但有的散文家说这不是散文，没有文学性，那么散文的文学性又是什么呢？散文是文学，但文学的核心是人，是人在文明进程中的真实状况。
《美文》杂志倡导大散文写作，强调关注社会进程，强调生命力，强调良心和良知。文学的危险在于对社会思潮的怠慢和漠视。
韩小蕙：我每天晚上散步时都要听广播，最近听到电台里关注农民、民工、城市弱势群体的节目越来越多了。有时，听到他们挣扎在贫困线上犹自奋斗不止，还有他们之间的互相关爱，他们对生活的企盼等等，就控制不住地潸然泪下。每当这时，我特感激电台的同行们，感谢他们编播了这么好的稿子，同时也特惭愧，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记者型作家，却没有为读者带来这么多人间的美丽！
我们这一代人受传统教育，信奉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至少我们口头上都这么说，而且在别人不公平地对待我们时，肯定要像炮仗一样炸响，非要弄个是非曲直不可。可是我们对别人、特别是对比我们地位低的人，是一种什么姿态呢？
无可讳言，当初新时期冲出来的那批着名作家，有的人到今天已经非常贵族化了，特别自觉地拉开了自己与人民大众的距离，以高高在上的眼光，睥睨众生。他们的作品也已经变味，只在花园洋房和美国欧洲之间流连。
给我印象最典型的一例，是上海某位作家的一篇文章，说她和一个有钱的女友，一起嘲笑某电影里一场豪华的婚宴，实在太土气了，比起那位有钱的女友家，还有她自己的亲戚家在旧社会的真实场面，差得简直是天上地下。坦率说，我不喜欢这类文章，更不喜欢这种心态。
我们应该时时警告自己：我们不是贵族，连假的都不是，我们本就是平民大众中的一员。承认这一点，并不丢脸。对把我们养大的劳动父母，膝前尽孝，堂上请安，端茶倒水，煮菜烧饭，都是作为儿女应尽的责任。保持这样的姿态，有助于我们时时校正自己作品上的准星。
曾绍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散文传统同历史一样悠久，散文自古以来被作为文章正宗而成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曾经视文章（散文）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通过散文创建自己民族的精神大厦、为整个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从第一部散文总集《尚书》要求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的治国之道，到充溢于鲁迅杂文（散文）中韧的战斗的硬骨头精神；从范仲淹《岳阳楼记》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的呼唤，到茅盾《白杨礼赞》对磨折不了，压迫不倒的伟丈夫的礼赞，即便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陋室铭》）、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爱莲说》）一类个人抒怀，都无不体现着我们伟大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和审美情感。近二十年来，以巴金《随想录》、余秋雨《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散文佳作，亦因其对文革灾难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振奋民族精神的真切探索，而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赞誉，再次显示了散文这门古老艺术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二）在一部分年轻散文家看来，散文不应担负文以载道的责任，而应向纯粹审美方向发展。尤其近来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大：强调技术主义写作，主张抽掉一切社会内容，只为纯美而文。而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经历所在，其作品集中表现的是小资、白领的生活及其感情，这一现象甚至影响到整个散文界的创作倾向。你们怎么看这些问题？
曾绍义：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空前发展，作品数量虽多而传世精品很少，作者队伍不断扩大而精益求精者罕见，有的人甚至把写散文只当做谋稻粱的手段，有的则公开宣称写散文就是多揭隐私、裸露、自我，根本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使命，因而在大批量生产的散文、随笔中，我们既看不到时代前进的侧影，也听不到劳动群众的呼声。这种对读者没有半点效益的作品只能算是废品，对作者来说也是极大的浪费。
再说，任何文艺创作不可能没有动机和目的，有了动机和目的就有了责任和使命，只是正确的动机和目的才会承担正确的责任和使命。换句话说，那种不承担什么的主张本身就已承担了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责任，承担了裸露、自我实则为放大自我的使命，这种责任和使命当然是与散文创作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是格格不入的。散文创作应该十分自觉地为提高广大人民的情操、精神境界和心理素质，作出有益的贡献，这就是散文家的神圣使命，因此散文家就必须富有社会责任感，应该为社会人生的变得更为合理，精神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变得更为高尚，而不懈地从事写作（《林非论散文》）。
谢大光：闲适小品的出现，是对以前几十年不允许这一类文字存在的一个反拨，现如今又有市场需要，大批量的生产就不可避免了。文学作品一进入批量生产，就必然落入窠臼，套一句老话，叫做赋得闲适。闲适而又要赋得，则敷衍出一股依傍之风，傍历史，傍哲学，傍时尚，惟独不面对内心的真实。这种经过现代包装的假、大、空，虽然符合利润最大、成本最小的商品生产原则，却与文学无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