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西安有半坡遗址，那是7000年前我们的先人生活过的地方。50年代初挖掘时出土很多陶器，盛水的，盛粮食的，有大有小，样子也好看，我们现在把这些文物叫做艺术品。但在当年，这都是日常的用品。时光像水一样使有价值的沉淀下来，日用品升华为艺术品。这是规律，艺术的价值并不在创造者最初用力的那个地方。比如说书法，上乘的功夫者应该是旧时在宫廷抄奏折的。以前的写字工具是毛笔，是谋生的工具。现在一些青年书法家一上来就朝艺术使劲，这种认真态度当然让人尊重，但我不知道经过时间淘洗后剩下的是什么。
韩小蕙：1小资不是贬意词，而是一种令人温馨的感觉。记得文革中，我十几岁当工人时，因为比别的小青工多看了几本书，多说了几句文雅的话，就老被批判为小资。今天的年轻人都向往小资、白领的生活，因为他们肯定比卖苦力的蓝领挣钱多，地位高。这就对了，说明中国社会有了巨大的进步。
不过，谁可都抽不掉社会人的印迹，都要食人间烟火。我曾见到一篇文章，说小资有十个标准，比如读村上春树和卡尔维诺的小说，吃哈根达斯冰激凌，喝卡布吉诺咖啡，还有穿什么牌子的衣服裤子鞋，开什么牌子的汽车等等，我没记住。好，也许你是家里从不开火天天下馆子，满身名牌连鞋带也要用进口的，这都好，是你私人的生活方式，别人干预不着。可是话说回来，别人穿粗布老衫、吃窝头咸菜，你也没有权利去颠覆人家。我觉得中华民族的一大劣根性就是唯我独尊，认定我就是唯一的真理，我就是整个世界，你们都得承认我，都得向我靠拢。这就不好了，非常不好，你最好对世界有所了解了、对你应该尊重的有所尊重了，然后再去争锋。
至于说到技术主义，我想借用2004年9月英国出版的一本新书《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l世纪的庸俗主义》。作者弗兰克？富瑞迪是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他攻击的目标并不是平庸的大众，而是所谓文化精英及其主导的文化体制。他认为，为知识而知识或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追求已经成为一种耻辱，浅薄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已使年轻一代陷于弱智化的文化氛围之中。
素素：我也隐约听见了这种声音。这种声音对我的写作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我反而很在意地去倾听。给我的感觉，这是一场对散文本质的问询和探索。因为散文的历史太漫长了，散文背上的包袱太沉重了，我们让散文负担的东西又太多了，所以这一切总要在某天被改变，甚至被颠覆。
苏珊？桑塔格写过一本《疾病的隐喻》，她认为所有的疾病都不是生理上的或不只是生理上的，而是道德、政治、社会的代指。性病的潜台词是滥交、乱伦，艾滋病的潜台词是同性恋、吸毒，人的所有疾病都与社会有本质的关联。同样道理，如果说只要技术不要内容就是一种疾病，那么它的潜台词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散文自身出现了问题。古典散文除外，新散文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到至今，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的确患有一种难治的顽症，许多资深散文家对此既缺少质疑，也不想改变，而是采取了一种顺水推舟的态度。这让新一代散文家感到窒息。他们知道自己缺少的是经验和阅历，但他们更明白自己富有的是敏锐和直觉，所以他们要放弃内容，要背离载道说，要还散文以纯美的面目。这的确有过激和偏执之嫌，然而不这样过激和偏执，这种声音也传达不出去。
至于是不是想用技术的浓荫掩蔽生活的贫血，我不这么看，因为这些人生活的原色就是这样，他们对白领、小资的生活方式既没有虚假回避，也没有刻意夸张，对自己的认知水平和表达能力充满了自信，实际上他们认为一个新的散文时代来到了，在这个时代里自己说不定就会晋身为主流和名家，评价的尺度自然而然地要向他们倾斜，而过去的一切都将变成遥远的天幕和背景。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必大惊小怪。在散文群体里，毕竟还有许多人乐于承担，乐于载道。技术主义的声音只是影响了散文创作的倾向，它毕竟还没有变成散文前进的方向。
（三）相对而言，散文确实是比较高雅的艺术形式，那么它应不应该担负表达社会和人民心声的责任？它又应该怎样实现推动中国文化建设的责任，同时又从艺术上得到高水平的发展？
谢大光：载道与言志之说，原本就很含糊，20世纪30年代小品文论争时，多少文章都无法讲清楚。讲不清楚的命题为什么要提出来呢？无非是标榜一种样式，提出一个V号，拉一个山头。散文的发展还是以不提口号为好，如果说要提倡什么的话，我看还是提倡多样化。中国当下的改革，产生的变化和影响是多向的，人的构成趋向多极分化。精神产品亦应多样化才能符合不同群体的需要。至于说到散文反映下层生活，我看只有扩大作者队伍一途。旧时代的文，是文人垄断的事业。这一垄断，今天早就该被打破了。让更多人都能写自己熟悉的、想写的题目，都能发出自己的心声，散文就活了。倒是在边远地区的报刊，常能见到一些贴近下层生活的散文，可惜进入不了主流社会。描述散文现状，不能用简单的方法，这里用得上鲁迅当年的一句话：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
素素：散文应该担负什么，不应该担负什么，还是要尊重写作者的选择。可是，在写作者的耳边似乎总有人在告诉要写什么，不要写什么，要怎么写，不要怎么写。其实每个写作者大概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条生存之路，写作者一直是在写作中成长，然后在写作中成熟。比如，我是因为读书而走进城市，可我对城市太陌生，我就只有回过头去写乡村。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乡村的东西再也写不出了，就转回身来写城市。再后来，城市也不想写了，于是我就向大东北走去了。这并不是作平面转移，而是向高处超越，这种超越对我自己有意义。曾有一个说法，叫重煮中国文化。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古老雄姿有萎缩之势，必须给它添柴加水，让它在青铜大锅里重新膨胀，重新展开。
当代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化建没中的确是一支力量。在各类散文里，我最喜欢看思想者随笔，它们对现象的梳理和思考，既有人文深度，又有终极关怀。其次喜欢看文化散文，有人说文化散文已经过气，实际上是对文化的陌生，对文化的恐惧，或者是对文化的背叛。现在中国人都在看韩国伦理剧，想通过韩国伦理剧找回那被我们丢失已久的传统美德。一个文化大国居然把文化精髓给丢失了，这很可悲。当然，即使是文化散文，作用也是有限的。散文说到底是文学，而不是政治。
穆涛：能高雅的必定是有高节的。但高雅的人不是吸风吮露长大的，也要一日三餐，夜眠七尺。但凡高人，均是社会生活磨砺出来的，内心隐忍着无尽的沧桑。西安以西至宝鸡叫西府，这一带是周王朝兴盛衰落的地方，当地人说雅言，是地方话，但在周王朝时候，这种话严格用于宫廷讨论或宣诏政令，还有就是给学生讲课，庙堂和学堂是当年最看重的两件事，应该说，雅是一件严肃而郑重的事，同时含意要深。到现在一些学不会普通话的老人仍是满口高雅的，这高雅不是指声音声调，包括一些日常用语也是含意颇深耐人寻味的，比较着说，我们的普通话就显得单薄。而我们现在理解中的雅字有些轻飘飘，烟呀，云呀，茶呀的，总之有点儿不好好食人间烟火的意思。西府的乡下把一些见过世面的也叫高人，这样的人多经过事情，过的桥比走的路多，有见识，明是非，知善恶，但成为这样被共识的人是难的，一个村子也不一定出一个。散文要推动中国文化建设是整体的事，但具体到每个人或每件作品，应该写出高度，做个散文界的高人，先把自己向前推动了，再去推中国文化。
韩小蕙：人生是一件艰苦的事业。作为人，对世界是有一份责任的：母亲的天职是哺育孩子，父亲的天职是撑家立户，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军人的天职是冲杀疆场，教师的天职是培养学生，记者的天职是报道社会……我们作家的天职呢？我认为，无论何时，文学都不能脱离社会。
文学的天生功能就是要推动社会前进，这也是我们每个作家的责任。
还是借鉴一下国外的经验。我最近读到王晓群的一篇署名文章《理论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见《文艺报》2004129），介绍了美国学术观念和、文艺创作的最新变化情况：1）学术理论方面：恢复理论的真正使命，超越体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学院之外的世界讲话，再次把文化和政治结合起来，努力塑造现实的适当的本体论。2）文艺创作方面：西方现代主义迸发出来的巨大创作能力已成强弩之末，失去了其先前的影响和生命力，美国人的审美情趣朝叙事清晰连贯、道德观念明确的现实主义作品回归。3）戏剧电影方面：把国际政治视角带到创作中，探索社会问题，出现了不少社会内涵丰富的作品，抽象晦涩遭到冷落。4）音乐舞蹈方面：
曾被音乐界视为神圣的无调和抽象音乐，正在让位给主旋律音乐。舞蹈正回归到重要主题，重新重视起技巧和艺术。5）绘画方面：重新强调与结构、拼贴或其他表现形式相对立的媒介作用，人物和山水画正重新受到青睐。所有这些加起来，给我的印象似乎是：当下美国的文艺创作，又重新回归到注重表现当下的社会生活，关怀人的命运和内心世界，用传统道德之光照亮前进的道路，以文化的拯救推动社会的进步。
这真是山不转水转，九九归一，离不了生命的轨迹。你诞生的那片地方有歌，有山川，有青草，你就终生都要为山川守护，为青草歌唱！
曾绍义：作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一枝，散文创作要作出新的历史贡献，我以为首先要眼睛向外，就是要看到自我之外的大干世界，看到不断创造奇迹的崭新时代，特别应当大力赞颂亿万劳动人民为国家富强所进行的艰苦创造，密切关注广大群众在重科学、兴民主、强法制的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变化。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落后、愚昧和丑恶现象，也要及时揭露，树立正气，扫除邪气，让散文这一深受读者喜爱的艺术继续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为振奋民族精神、启迪人生智慧发挥更大作用！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