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已出的5部书全部是文学作品，然而在公众场合，每当我被介绍为“女作家”时，我总是更愿意说：“我是记者和编辑。”
这是因为我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同时以它为自豪。我一点儿也不认为记者低于作家，新闻界低于文学界--人的高下，可以才能分，以智慧分，以人格分，以境界分，以心灵分，但最不楚以职业划分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此话不虚。
前不久，着名作家贾平凹在一次聊天中，很认真地对我说：“新闻记者难当，比作家难。你想想，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你得时刻注意着，还得反映得准确，多难！”
难为贾平凹不是记者，却把记者的感受说得这样准确。我当记者也有10多年了，仍视新闻为畏途，每写一篇报道，都像笫一次拿起笔。
我是1982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中业，分配进《光明日报》社的。上大学前，我曾在北京一家工厂做工8年，那时我就发表过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但当时处身在“文化大系命”极“左”路线的淫威之下，精神和心灵备受摧残与折磨，可说是幻翼还未张开就被折断了，连做梦都不曾想过，这辈子有一天，我还能当上一名记者一一记者，这在当时还年少的我眼中，那是远在天边的晨曦。
所以，一旦我进入报社，一旦我当上记者，一旦我写的小小豆腐块新闻变成铅字出现在报纸上，我的感觉非常奇特：好长时间都不大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我也不可能不百倍地珍惜记者这个令人极度自豪第的职业。当时，《光明日报》社为了给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打好扎实的基础，让我们在校对科、检查组、夜编、总编室依次实习，有些人感到被大材小用的不耐烦，我却一律认真的。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光明日报》社的老记者、老编辑、老校对等等的确素质很高，他们给了我很多很多终身受用的帮助，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很多。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报社调我跟着两位老记者搞“中华大地”专刊。领导人是名记者金涛同忐，他后来担任过光明日报记者部主任，现在是中国科普出版社总编辑。当时金涛派我去约稿，我紧跑了3天，跑了15个大部的宣传处、政研室等，人家都接待我热情如火，稿子却是一篇也没来。后来还是金涛同志打了几个电话，黎焕颐等名家的稿子就来广了。这个钉子得我头破血流，使我初品了当一个新闻编辑的不容易。接下来又是一个下马威：我心想约稿不行找就在版面上多下点功夫，把版面搞好，争取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结果在大样付印前，金涛同志让我把它送给报社的资深老编辑熊剑英同志再把把关，熊老退回的大样上，又清清楚楚地挑出了两个错误！
“这就是艰巨的新闻事业！”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它需要的可不只是你的自豪，而更是执着的努力和献身！”
许多事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时间已匆匆前行了13年，如今在报社里，我也算是一位“老”编辑记者了。
现在我担任光明日报“文荟”专刊主编。这个专刊以“名家名篇”为宗旨，团结了文化界一大批着名学者、作家、文艺家，被人称为“中国最有品位的文学副刊之一”，“给光明日报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一度，光明日报曾因改版而改办别的专刊，但接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殷切地希望能继续看到“文荟”副刊，而且最大量的信是来自基层，比如中小学教师、工厂、部队搞宣传和政工的干部，还有回乡的知识青年。我感到非常吃惊，也很受震撼，完全没想到在那些艰苦的山区，条件简陋的基层，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关注着文学和文化，关注着我们的报纸。有许多信写得热情如火，比如详细地评价我们刊发的每一篇文章，阐述出我们的编辑意图，还替我们挑出病句、错别字，更有寄语我们把报纸办得更加出色。面对他们，我的第一感觉是惭愧：每当我被逗号、句号搞得烦不胜烦的时候，每当我被撤稿、换稿等“无用工”耗去宝贵时间的时候，我生气、烦躁、抱怨、发脾气、不愿再做编辑工作……想想注视着我们的这些读者，真是一点儿退路也没有，只能打起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
说起来，新闻编辑真是个很奇特的职业，它就像一根弹性极大的猴皮筋似的，可以从天上一直抻到地下。你若图省亊，也可以毫不费力气，比如从来稿中随便祧拣上两篇，也不认真编就直接上版（我就亲眼见到一位大报编辑，疏懒于约稿，居然把某些小刊物几年前发表的文章剪下来，充做自己约来的新稿塞上版）；然后也不管版式好看不好看，塞满了就算完；再然后连大样也不认真看，爱错不错跟我没关系：最后是也不给作者寄报纸、稿费，也不下功夫联系作者……这种不负责任的编辑，说来各个单位都有。但若是想做一名称职的好编辑，这可就难了！你前面的路永远也走不到头一一你永远都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你还得不断提高自己学识上的、眼界上的、人格上的、精神境界上的等等修养；你还得任劳任怨、党叫咋办就咋办；你还得练就不折不挠的毅力和信心，需要冲锋陷阵的时候，不单不能惧怕自然界的风风雨雨，还要无所畏惧地穿越人世间的沼泽地；你还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够一下子就判断出稿子的好坏和谁是你的优秀作者，谁仅仅只能与你合作一次；你还得虚怀若谷，能够容忍各种作者和各种稿子，哪怕是有着严重的缺陷，当然这是以坚持正义为前提，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你还得诲人不倦，以发现和培养新人为己任，把自己的副刊既办成一片森林、一座花园，也办成一个苗圃；你还得具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能够及时组织好的选题和拿到好的稿子，以适应读者的需求……哦，当一个好编辑是太难了，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做好！
我时常感叹老辈人当中，有许多优秀的编辑人才，和他们相比，我只有奋起直追地努力，再努力。
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但是我还想再说几句心里话。
如果允许个人选择的话，我心心念念的，还是最想当一名记者！
进报社十儿年，我一直是做编辑工作，虽然非常渴望当记者，俱我不是那种置工作于不顾、不达个人目的决不罢休的人，而且不论干什么，还都是全力以赴地干好。可越是这样，领导用得越是顺手，就越不容易改变个人的处境，离个人的愿望就越远。有几次，我也向领导表述了我想当记者的心愿，但得到的回答竟是“你干记者不一定合适”，以至于后来为了证实我能跑采访，在一次去广东、深圳的出差中，我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找线索、跑采访（当时在穗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线索也没有），结果连来带去5天时间，一共带回6篇新闻稿和一篇9000字的报告文学，不但都发表了，报告文学还获了奖。这下，终于把领导说服了，答应以后有适当机会，一定让我当专职记者。可惜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
需要说明的是，我心心念念想当记者，绝对不是因为记者容易成名而编辑只是无名英雄，到了我这个年龄，名不名已经无所谓。而是因为我觉得论起干预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记者更直接些，效果更快些。比如1994年夏天，文坛上刮起一股个人隐私的邪风，某些名利之徙一心想要获取名利，竟然大写自己的婚外恋、同性恋、性欲、性变态心理……而某些评论家、书商、掮客等等，为了同样的目的，亦不惜大力吹捧，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是非不辨，广大正义人士很有看法。我就写了一篇新闻，及时报道了这些情况，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是文见报后，作文坛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一时间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结果，正邪鲜很快就澄清了，到底邪不压正，这股邪风及时得到遏制，没有再泛滥蔓延。又比如，1995年5，我在北京街头小书摊上，见到一本用裸体、半裸体女人和诸如“性爱、情爱、大胆倾诉”等等字样包装的散文集，其实文章内容本来是很严肃的，有很多都是当今文坛的着名作家之作，似这么恶俗的包装就使它具有了一种淫邪的味道，对作者和读者都是一种亵渎。这可说是出版界的一个新动向，在此以前冰清玉洁的散文还没有受到这种侵害，如果不及时制止，那后面又会是一大串多米诺骨牌。我就及时写出《恶俗包装入侵散文》一文，提请社会舆论的注意，见报后又得到了正视听、伐丑恶的良好效果。
这就是新闻舆论的力量，它能时发现和报告社会上发生的情况，及时地扶正驱邪，主持正义；这也是当一名记者对我的恒久的吸引力，特别是当我的报道帮助了某一方面的工作从而推动了社会前进的时候。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在找机会卸下编辑工作的重担，争取再干几年专职记者。
这就是我--一个女新闻人的心声，它表述了我为什么会为自己的工作如此自豪。
而从我的意识里，从来有一种看法，即我不认为新闻是有性别的，正如文学也是无性别的一样。好的新闻、主持正义的新闻、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新闻，对于我们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不分男女的，同样是战斗的号角，是无声的命令，是要赴汤蹈火去完成的，也同样具有挑战的魅力。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要去与男记者们争什么，而是郑重地提请世界注意：女记者们并不是今大才存在的，似愿世界妇女大会开完之后，女记者们的光彩依然不致被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