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是隔膜的，奠过于无以交流。
去岁仲夏一个朗日，我在北京出席申韩散文界首次对话会。初次来中国访问的韩国散文家们，对中国的一切都好奇地瞪大了眼睛；而第一次接待韩国同仁的我们，亦感到处处新奇，事事有趣。双方都抱着交流的渴望，热切地聆听着翻译的话语，阵阵笑声不时从席间传出，宛如一支如歌的行板，流淌在温馨的小会场内外，在人人心头盘旋……
可是到了午餐时候，形势大变，就像被一只魔手扼住了喉咙，欢声笑语一下于低落下去，人们的笑容也凝固在脸上。原来，是翻译照顾不过来了，语言不通，隔膜就阴鸷地降临了。
坐在我旁边的，是韩国釜山大学的金教授。他长得可真像中国人，不太高的身量，细长的眼睛，一脸亚洲人所特有的温和与沉静。他几次朝我灿烂地笑，吟诗似的吐出一大串句子，还加以有力的手势。我也报之以温和的微笑，全神贯注盯着他的眼睛，竭力想弄明白他的意思．可是不行，什么也不明白。只见他忽然站起身．指指坐在上首的中国老作家刘白羽，然后又屈膝弯腰，把手往下一按，做了个“低”的动作。我满以为他十在问：“你们中国，是不是特别讲究长幼有序，所以发言一定要请刘老先生先说，吃饭也要先请他入席？”就也指着刘白羽点头。谁知他不满意我的回答，跑去把翻译请了过来。哎呀呀，原来他是是在问：“在中国，做儿子的能不能在父亲面前抽烟？”这是哪儿和哪儿呀？
后来那顿饭，整个儿是在惨兮兮的失语状态下熬过去的，以至于我竟从此开始注意到语言的问题。真是不注意感觉不到，一注意吓了一跳，这真的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过去中国不开放，这个问题还不怎么突出，现在国际间的交往越来越多，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去年第四届世妇会在北京举行，我去参加一个盛大的科学界女代表交流会，一踏进会场，就感到被一股热烈的龙卷风吸了进去，情不自禁地跟着来自全世界的500名优秀知识女性，鼓掌，灿笑，拥抱，亲昵，交谈。可是那些科学界的专有名词真让我屹尽了苦头，至此才明门为什么有的科学家非要掌握七八门外语不可。人们常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那么作为我们文学工作者来说呢，了解的是人、人的心灵、人的最深处的心灵律动，如果连谈话的语言都不通，还能了解谁去？
当然，单是语言不通，还不属最糟糕的，比如那次我和韩国的金教授之间，虽然无法用语言交流，但他用频频替我布菜，我用不断地为他斟酒，来表示互相的尊敬和亲善，彼此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又比如那次科学女杰盛会，女人之间更天生就有一种互通的本领，500人在大厅里自动围成一个大圈儿，各种肤色的手臂互相挽起来，各种语言共同唱起《圣诞夜》乐曲，“言之不足，舞之蹈之也”。在那一刻，我看见各个民族、各种文化背景和各种装束的女士们，眼睛里都闪动着一对晶莹的亮点，犹如聪慧的小精灵一样飞来又飞去，彼此就互相懂得了火热的心。彼时虽然失占了语言的依托，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更增添了“无语凝噎”的魅力和感动！
比起语言的隔膜，空间距离造成的痛苦更大。
我少女时代就听说过一个极为动人的故事。是说外围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有一天不期相遇，一见钟情，随即结为伉俪。可他们却来自两个国家，彼此之间连语言都不通，于是人们断定他们连两个星期都过不下去就得各奔东西。可谁知二人只靠着眼神和手势，竟共在一个屋檐下恩恩爱爱了一辈子。这故事至今令我刻骨铭心，我非常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有时看到聋哑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这么明媚动人！
最近，我给远在美国的朋友s君，抄去了秦观那首着名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对，又岂在朝朝暮暮！”
他是当医生的，从来读过这首词，却一下子就读懂了。我想他是用一颗心读懂的。他孤身一人漂泊海外，虽然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足堪骄傲，但在个人情感上，却始终置身一片荒漠．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回答他充满激情的呼喊。他只好把心收回来，重新向着祖国大陆寻寻觅觅。真算他幸运，经过文学这一座神秘的鹊桥，他终于找到了一位既能理解到他灵魂最深处、又心灵高贵的红粉知己。于是，他把一腔久蓄的情感，化作一封又一封滚烫的信，像放木排一样，从遥远的美国西海岸发回东方。怎奈太平洋的波涛太湍急太汹涌了，他们的交流时断时续，云起云飞。空间的巨大距离，甚至都无法让他们见上--面，以至于他恨地怨天地问：“这么无止无休地写信，究竟要写到哪一年，哪一天？”而他的女友则绝望地同答：“下辈子。”
类似这种距离造成的隔膜感，又演出了多少幕人问悲剧！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然而这一切都还不是完全的隔膜，总还可以有“举大白，听金缕”的共鸣，总还可以有“千里共婵娟”的沟通，总还可以有“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理解，总还可以有“欲将心事付瑶辈”的想念。更何况今天科学技术已高度发达，只要心在，就是飞到太空中、居住在月球上，也一样可以无间地表达。
最是隔膜的，乃在于心灵的无以沟通。
心如果不通，那简直就是关闭了所有的通道所有的门。心扉者，门也，心扉不愿为君开，奈何！
心的不通有许多种：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爱因斯坦与葛朗台老头之间，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林妹妹与焦大也没有什么好讲的。雷锋、王杰有什么知心话，当然只能对焦裕禄、孔繁森去倾诉，刘青山、张子善们绝对不听。而要制止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你就是红口白牙地对萨达姆说破了大天，也不如一颗“飞毛腿”导弹管事……人的区别足显而易见的，依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不同的世界观和牛活目标、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水平、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个人追求，各个在自己的轨道上行走着，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所谓的“寻求对话”，不过是人类立足于主观的追求而已。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除了阶级的、国家的、民族的分法之外，人类其实还有许多别的区分法，比如人性的、年龄的、男人女人的等等。属于我自己个人的发现，有着这么一种，就是一事当前，有的人善于先替别人着想，有的人却只是考虑自己。随口举几个编辑工作中的小例子：有的来稿字迹工工整整、清清爽爽，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有的来稿却是字迹潦草、错别字百出，电脑稿打完连检查都不检查一遍，就带着明显的硬伤寄来了，一看就知道不是水平问题，而是觉得反正有编辑呢。
最是不通的心灵隔膜，我以为，莫过于善与恶的尖锐对立，不可调和了。世界上真有大慈大悲大善之人，如新罗王子，看到他的黎民百姓受苦，便发下宏愿：“地狱不除，誓不还家”，遂放弃荣华富贵，出家成佛，普渡众生，这就是后来修成正身的九华山地藏王菩萨。世界上又真有大奸大恶大佞者，比如焚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强盗、侵略中国的日本刽子手、还有纳粹法西斯杀人狂等等。即如在我们身边，也有着善与恶的不同心灵，性善的人，不断修炼自己的君子情怀，处处帮助、扶持别人；有更高境界者还甘愿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性恶之人却恰恰相反，他们老是希望别人过得不好倒点楣，所以总在说别人坏话，给别人使坏，刻毒地诽谤一切人，甚至像长舌妇一样不惜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幸灾乐祸，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甚或损人不利己，我还最厌恶一种大伪似真的两面人，脸上戴着天使的面具，心里却像老妖婆一样在诅咒，整天琢磨着怎么把别人推进地狱去。似这种恶人，别说这辈子，就是下几辈子，心灵也不可能与之沟通，永远不可能！
那么，人是可以改变的吗？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能不能消除呢？
--人是不可以改变的。
--人--几乎一一是不可以改变的。
之所以作出这么一个小小的修正，乃是因为过去青春年少时，恰连“斗私批修”、“改造思想”的狂风暴雨之中，真诚地相信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就每时每刻都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时不时地帮助别人也革一回。后来经过生活的摔打，终丁用自己的眼睛发现，人是很难劝慰很难改变的，要不怎么叫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呢？不过，话当然也不能说得这样绝对，有些时候，人（包括别人，也包括自己）在经历了大的坎坷和磨难等等之后，足会触动心灵的，甚至变得完全换了--个人也是有的。近来，又读了美籍犹太人赫舍尔的《人是谁》一书，该书认为人对自己的认以，可以决定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换句通俗的话说，即他认为自已是圣人，就会按照圣人的生活方式处世做人；他以为自己是魔鬼，也可以像魔鬼一样堕落。我仔细地思考了几日，终于觉得赫舍尔说得很有道理。
回过头来，把这个道理运用到与人交往和自己的修身、养性、做人，顿觉天地宽阔多了。隔膜也不是不可征服的，只要自己先具备了强大的力量，从各方面不断地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便可以向着圣人的境界靠近，因为高尚的心灵最容易接近。从这认识出发，还可以找出丰富自己、壮大自己内心的动力；还可以获得修炼自己的境界、争取像圣人一样活着的力量；还可以摒弃对这个世界的悲观失望，寻求与别的心灵消除隔膜、互相沟通、共同走向美好境界的契机。
认识世界当然是为了改造世界。
但愿这个世界不断变得更美好，但愿我们每个人不断变得更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