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创独特的文体--报告文学，差不多与剧变而多质的20世纪同行。真正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型态，它描绘出主体变动不居的心路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存活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历史。这是一段让人感奋，同时又令人沉思的历史。因而，毋庸置疑，它具有思想文化史的价值。报告文学以其对历史性现场的触摸与近距离的摄照，为我们真实地全景地记录了社会变迁中风云际会的历史图景。这样，它所具有的历史文献式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从文学本身而言，报告文学无疑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存。有一个不争的史实是无法改写的：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国文学格局中报告文学曾是一种颇富实绩的文体，成为文学时潮中的主潮之一。
报告文学：文化生态结构中的独特景观
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生成了它的诸多特异特征。文本与报告对象之间所具有的同质性，意味着报告文学只能是一种选择的艺术或曰选择性的文体。这就决定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具有一种与其他文体所不同的更为直接的对应关系。小说可以虚构生活，诗歌可以“向内转”，抒写自我浩瀚的心灵，而报告文学作家无法拒绝生活、逃避生活，而只能介人生活，在现实的前沿地带作一种在场的深度报告。由此可见，一定时代的现实存在不仅直接成为报告文学反映的具体对象，而且由这种现实存在及其关系所形成的文化生态，直接影响着报告文学作家对于现实的选择与评说。这样不同时代文化生态中产生的报告文学自然就呈现出不同的景态。文化生态的变异，从根本上关联着报告文学内在的流变。
一定时代的现实存在不仅直接成为报告文学反映的具体对象，而且由这种现实存在及其关系所形成的文化生态，直接影响着报告文学作家对于现实的选择与评说。
文化生态是我们研究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关键词。文化生态这一范畴关联着两个基本的概念，即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定义正像文化本身一样异常复杂。爱德华·泰勒爵士于1871年给出了一个具有“标准”意义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所接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各种能力和习惯。”但此后人们并没有放弃定义文化的权利，现在有关文化的诠释已是成百上千的了。在我看来，文化可简言之为人与人化的存在。与文化相比，生态的定义似简化得多。它通常是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制约而达到相对的平衡。与此相关的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之间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提取借用生态或生态学中有关关联性结构性的机理，我们或可将文化生态指称为一定时代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呈现的形态，所形成的一种具有特征性的文化结构。
运用生态学的某种原理、方法研究人类文化，学术界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早在1957年，日本学者梅掉忠夫首次用生态史观--以生态学的方法探索世界文明史发展规律，发表了着名论文《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美国人类学家普洛格和贝茨撰着了影响甚广的《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据作者自称，他们“所采用的主要是生态学和进化论的方法。个体作出决定，人和社会的适应策略及这些方面的进化过程，是本书的中心主题。”普洛格和贝茨认为：“人类是文化动物，这是由于三种生态学适应机制的相互影响--人类的自我保护基本动力，人类对具有生存价值的社会生活的要求和人类对于在周围世界中认识有序现象的推动。按照这种观点，这三种生态学上的基本要求不仅可以解释文化的起源，而且也是文化普遍性的关键。”晚近于90年代前后西方出现了所谓生态后现代主义（EcologicalPostmodernism），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理论家斯普瑞特奈克，主张用“相关性、转化、包容、关心和爱来取代西方父权主义力主分立、异化、对立的二元论和穷竭自然资源的世界观”。
我们将文化生态的理念引人报告文学的研究，无意将生态学的范畴作教条式的生搬硬套，而是试图运用其相关性的系统方法，建构适合报告文学的研究模式，以更有效地探求报告文学内在流变的若干规律。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包括我们所研究的报告文学在内，它是一种“场效应”的结果。“文化从来不可能在理想的纯粹的条件下发展，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文化的‘场’”。“所谓‘场’或‘力场”本义是指文化处于多种力的错综纠结的相互作用中。”从这一点看来，文化的“场”也就是文化生态。报告文学的萌生与发展正是由多种文化因素合力所致。与报告文学密切关联的文化生态，它包含着诸多的因素，主要有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物质经济的水平、社会生活的样态和主体的人文精神情怀、话语立场以及受众的文化境界等。由于文化生态直接决定着报告文学的形成和流变，因此，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比较清晰地探视报告文学史行进的轨迹。
许多治文学史的学者往往直接移用社会发展史的分期方法，将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与社会史的分期对接。这种方法考虑到了文学与社会政治历史的关联，因而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又忽视了文学史本身的演进规律，所以存在着片面性。在各种文体中，报告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最为紧密，但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可以等同于政治史。因此，依据文化生态的变化，观照报告文学本体的内在律动，我们可以将百余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大致分成三个阶段：近代文化转型与报告文学的发生；政治文化制导与报告文学的演化；现代文化建构与报告文学的自觉。第一阶段由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这是报告文学的自发期；第二阶段由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此为报告文学的自立期。第三阶段由20世纪70年代末肇始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是报告文学的自觉期。这样的划分，只是从整体上描述了中国报告文学演进的坐标系，给出了一种发展的总趋势。文学史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而呈现出曲线状。
报告文学的自立期也就是报告文学的发展期，但其间的发展是颇为曲折的。自立期的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报告文学开局便见精彩的一个重要时期。抗战初期因着战争的特殊环境和国共合作的政治氛围，报告文学曾经一度成为文学的时代交响中的劲歌。但此后国统区的报告文学便渐见沉寂。50年代初涌现出一批反映抗美援朝和新中国建设的报告文学，创作颇见繁荣。而“反右”风暴的突起又使报告文学趋于萧条。大跃进时期所谓的报告文学已经变异，它们的价值在于为当时浮夸浪漫的政治立论伪造证据。到60年代前期受到重创后的报告文学渐趋恢复，但“文革”一开始，又成为荒唐的政治滑稽戏中的一种道具，报告文学彻底地异化了。80年代报告文学轰动一时，而9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边缘化，人文精神佝偻与思想性的匮乏成为时代的症候，相应地报告文学也就呈现出了颓势。文学史的行进正如黄河一样，虽然它的路向“毕竟东流去”，但其行程，却是九曲回环。这就是历史。
报告文学是近代的文化转型的产物。发生期的报告文学是一种自发性的文体，作者的写作并没有某种文体意识，其时的文体总体上是雏形化的，尚不具有完全的型态。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的质变过程中，文化在剧烈的碰撞中或破灭或新创。除了近代新闻为报告文学的发生提供物质条件外，促使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应运而生的正是晚清作为社会主潮的启蒙文化。近代启蒙主义或启蒙文化的兴起导源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忧患意识，但这常常将它视为个体的一种人生观，缺乏深度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作为国家民族整体的思维模式。偌大的封建王朝自以为是天中上国，睥睨夷蛮。诚然，中国曾有令世界注目服膺的繁荣时代。但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崛起，而固步自封的封建专制的中国终于陷落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中国成为列强鲸吞的鱼肉。当此艰危之际，一部分启蒙主义思想家，或来自封建阶级内部，或来自于新生的资产阶级阵营，由深度的危机意识激发出强烈批判意识；其批判所指是现存的腐朽破败的封建政制。批判意识在中国文化中大体上是阙如的，对王朝作集体性的抗议乃至批判实肇始于近代。启蒙主义者作思想启蒙，需要有相应的举措，他们或“公车上书”，或直接参与维新改革，或收徒讲学，或组织学会，同志相论，或办报创刊，但更为普遍的是作文着书，以此作为向社会发言的一种重要方式。报告文学发生期后期，辛亥革命爆发，漫长的封建统治从此终结，但军阀统治下的现实依然黑暗；反封建、反专制任重道远，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的主题。统观整个报告文学发生期，启蒙文化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存在。
报告文学正是这种启蒙文化的伴生物，同时报告文学又成为启蒙文化的重要成果。服从于这个时期启蒙的总主题，报告文学的取材呈现出重大性、政治性、开放性的特色，其有种基本的主题取向。一是直接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腐败，代表性的作品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黄远生的《外交部之厨子》等；二是实录现实生活惨酷难堪的图景，主要作品有《被难始末记》、《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等；三是“睁眼看世界”，以旅行考察记的形式报告域外的政俗风情，作者着意记述与国内政制维新、民智开发、社会进步、文化建设等有关联者。这一类作品有王韬的《漫游随录》、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还有周恩来的《旅欧通信》和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
将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这一包含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的历史时期指认为报告文学的自立期，这是基于对文学史的史实所作出的一种判断。30年代报告文学《开始拥有自己的文体名称，对它的理论研究也逐步展开，此间已经出现在报告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等。报告文学从无名之体一跃成为文坛的重镇。抗日战争初期报告文学更是异军突起，以群对此盛况作有描述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发表报告文学；读者以最大的热忱期待着每一篇新的报告文学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十分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报告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五六十年代报告文学在文坛也占有一定的份额。1963年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报告文学座谈会。在座谈会的纪要中确认从报告文学本身的发展来谈，在全国解放以来的十三年中，在报纸和刊物上占有不小的比重，也产生了不少富有战斗性，反映了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可以认为，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已经独立地存在于文坛了。有些作品或被指认为散文，或被归人通讯一类，文体属性常常发生漂移。据此，有研究者认为报告文学尚没有取得独立的文体地位。其实，文体属性的漂移是作为边缘性文体的报告文学的一个表征。因为这一文体本来就具有某种互文体的特性（intertextuality）。在我看来，文体的独立与文体的成熟并不是一个等值的判断，两者之间虽有关联，但各有特指。一种文体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它的成熟。独立，更多的是指文体在文体序列中具有了一种“户籍”，表明它的存在；而成熟，则不仅表明文体的独立，更表明它已经走向自觉。从总体上看，3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报告文学是自立的，但总体而言并不是自觉的。
中国的报告文学是一种显得“早熟”的文体。这一个判断意指它的自立，除了文体自身的生长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归结于环境的催生促长。这一环境即是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的自立更多的是一种“他立”。这种“他立”的实现，在于具有独特功能的文体与具有特殊需要的时代之间产生了一种双向选择的契合关系。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与此后的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本质性的重大区别。但就报告文学而言，虽然写作的具体内容与主题取向有了显见的不同，而社会政制的革命性变化，并没有截断三四十年代与五六十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某种内在的关联。佘树森、陈旭光注意到了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现当代散文之间变异相承的史实，指出：“三四十年代，时代剧变曾经引起散文观念的变革，造成散文天地的倾斜：以个性意识为主导的抒情小品体日趋衰落，而以群体意识为主导的通讯特写体则蓬勃发展。当代散文、报告文学的初创期，正是在这种倾斜的天地里开始的。从整体审美风范上考察，可以说：建国初期的散文，乃是‘延安散文’的延续，而建国初期的报告文学，则是40年代‘战地报告’的拓展。”应该说这样的观点是颇有原创性的，但是它只是提示了一种关联性的现象，而没有揭示内在的具有实质性贯穿性意义的本因。在我看来，这本因就是强势的政治文化的制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