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导演小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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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胡说戏(3)

我排戏就是玩,还想玩得心跳,别把戏剧弄得那么神圣、庄严、沉重,那是舞台的娱乐。不然,你们弄几个“是戏剧的戏剧”,叫我们看看、学习学习?

所谓学者,即“资料的集合”“语言的功夫”,而导演是艺术创造者。“学者型导演”都排不出什么好戏,这在中国舞台上已经再三验证了。所以别总拿学者、专家吓唬人,资料阐释救不了戏剧,艺术创造是教不出来的,那是天生的智慧、灵感。

教授、学者们白内障比较严重,天才站在眼前,被他视为挡路的树干。

我建议把各国大师级的作品多找些来给老艺术家们看看,世界戏剧都多元到什么样子了!就是他们追随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也会叫他们出一身冷汗。

戏剧就是要讲述一个有趣儿的故事:故事多得很,有趣儿难寻;故事是技巧,有趣儿是灵感。

“理念无论多么高明,技术无论多么巧妙,都不会给我们带来伟大艺术……艺术家应该把事物的精神气韵传达给我们,以唤起我们情绪的共鸣。这就是中国艺术家的最高目的和最高理想。”

林语堂如是说。

一部戏不是为了再现一个文学主题,而是透过人物、语言、故事表达导演的再认识。

我称之为导演的“第二主题”。

我不为莎士比亚、契诃夫诸大师们服务,只为自我表达;他们是我创作的基础,也是我的帮手。

1986年,《二欠大战中的帅克》在首都剧场上演。

为了好玩儿,找了个小姑娘扮演希特勒,还扎着小辫儿,站在三合板示意的“桌子”后面发表演说:“我要征服世界”

身后的气象气球,就是被她玩弄于股掌的“世界”。

等待传统的霹雷

准备做一出曹禺先生的戏。

剧院不同意我排,我想是怕我破坏老《雷雨》的传统,他们错啦!这次我真的想传传统统地排,但他们不同意,就又剌激我重新解构地去做。

在人艺排《雷雨》,走得太远,老艺术家会不高兴的,他们会大加赞扬描红模子,而我等待批判。

其实一些人赞同一些人反对这是艺术评论正常的现象,但时下的评论不在戏剧创作本身,而是拿传统的旧式尺子丈量,长了砍去一截短了接上一截,他们看着顺眼就是传统,不熟悉的新创作就说:“这是戏剧吗?”

戏剧永远是为当下服务的,难道有知识有文化的老艺术家们不懂?真不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

小雨哩哩啦啦下个不停,凉飕飕的,这种天气想不起快活的事。

《雷雨》总缠着我。多年来《雷雨》的演出无数版本,如何解读?以什么形式表达?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此戏踉易卜生的《群鬼》很相像,有几个人物几乎差不多。曹先生的戏故事性太强,撕破不容易,所以展示人物关系即可,不纠缠细节。濮哥原来演周萍,我想此戏以周朴园为核心,他赞同,也同意出演。

我希望这个戏更随意些,谈何容易。鲁迅有句话,正合这个戏的要求:“讽剌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这个戏既荒诞又真实,荒诞的真实,真实的荒诞,处处可见!

我等待传统的霹雷!

《三姊妹·等待戈多》在首都剧场上演,舞美设计易立明在大厅里展示他的“装置芝术”一堆破铜烂铁。

破铜烂铁上有个土豆,土豆旁边有一只活蝈蝈,不跑不动,像个假的,好玩儿!

契诃夫和贝克特在京人芝的剧场相遇了。

余华说,这部戏“将契诃夫优郁的优美与贝克特悲哀的粗俗安置在同一个舞台和同一个时间里,令人惊讶,又使人欣喜”。

但票房一塌糊涂。

原有一位日本商人愿意给我投资,排一部“中国戏”。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偏要做这个,人家就不想投了。

他不投我们自己投,我出几万,易立明出几万,东凑西凑地演了。演完第一轮就赔了一辆富康车。1998年的富康车值十八万。

舞台上有一座水中孤岛,三姊妹在等待去往莫斯科;孤岛之外有一棵树,树下的两个人在等待戈多。

一水之隔,台词交错。

岛上的人很容易出来,岛外的人很容易进去。但他们胎绔等待,在无望中希望。

戏剧学院的学生总问:林老师,哪句台词是《三姊妹》?哪句台词是《等待戈多》?

我说:谁让你们分那么清楚?好玩儿就行了!

再多些戏剧的反叛者吧!

晚上谢幕,摔了一跤。呵呵,别的没事,我就怕再磕了牙!刚装上的牙啊,再摔就又“无齿”了。

第一年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进行过半,居然票房不错,天天有人说要来看我的戏,还夸我“先锋”呐!

你们瞧瞧易立明的两个戏,那才叫先锋!他是80后,踉他比我就是清朝人。

我看这回谁再说我“不在意票房”!我就算不在意票房,但我在意自己的作品,在意大家看了以后的意见,甭管夸的骂的都行。

看了一下《回家》的票房,学生票卖得最好!邀请展开幕之前我们在北大搞论坛,一群孩子囔囔着要去看《回家》!这个戏就是给小年轻做的!

小年轻的戏完了,接下来就是六场《说客》。我踉濮哥说,其实你压力挺大,你演完了,还有年轻孩子演,都是子贡,你就一定演得过这群孩子?

他也乐,还真不好说。

当今没有几位不向商业炒作低头的导演,易立明、李六乙就是!

还有孟京辉,直言要创立新戏剧!心喜。

还有更年轻的戏剧人,组成了无数有活力的自由的戏剧社团,他们没有传统的包袱,轻装上阵,爬上山坡。他们是星星之火,代表着戏剧的未来!

我希望再多些反叛者,把中国戏剧全搅乱方可大治。高级搅拌机太少,意识形态的不锈铜丝太长,太硬,操作者营养不良。意志薄弱者多,围观群众较愚,中国品牌假冒伪劣太多。

导演别总牛X,离开表演艺术家、舞美设计家,你成不了事儿。

正如《建筑大师》中索尔尼斯的台词:“一个人的成就没有帮手是不行的。”一个人觉得自己特别牛,什么都行,

十个有十个都是失败的。他成为建筑大师,因为有人帮助,有人成就他。

我能做出几个有影响的戏,也依靠着一些人。舞美易立明,美术、音乐样样精通,还参与导演,从剧本理解、表达方式到音乐的选择,碰撞无数次才能碰撞出一些具体的舞台样式。没有他,我的戏不会那么光彩。演员林连昆、濮存昕,编剧高行健、过士行,也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我的戏剧生涯。

踉他们合作也不容易。我有几个想排的戏,他们没时间,很郁闷,没办法!他们不是为了挣钱,我知道,只是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只好等待,等待……

戈多无望的等待,是人生永恒的主题。

精神失常的作品贴近授奖?

近来没排戏闲得瞎玩儿,看了几本闲书。

-伊姆莱(匈牙利):《英国旗》

-托马斯·曼(德):《浮士德博士》-奥威尔(英):《动物农场》

-芥川龙之介(日):《疑惑》

看翻译的书太累,译者想忠实表达原意,把语句弄得又长又涩,费解,有时还看得糊里糊涂,没文化呀!

原想多看些译作,习惯习惯时下翻译的程式,解读译语的能力才会飞跃一下。后看了《新京报》报道翻译家罗新璋的文章,方知错不在我。

以前翻译总要改个三四遍,都是自己重抄的。现在用电脑翻译,一遍就打出来,发给出版社就印出来了。

现在翻译的速度太快了

文字质量不如以前,文字要推敲才有质量。

可不是么。以前翻译一本名着要花好长时间,语境文思都得精琢磨。莎士比亚、契诃夫还是三四十年代翻得贴切顺口,早年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卡拉马佐夫兄弟》也译得比较讲究。

岂止“今不如昔”,如今有些都不像人话。

谁还肯花工夫花心思来推敲呢?推敲需要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快出才能多出,多出才能多卖。

创收,政绩,把人的灵魂都勾去了!

借了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作品:《低地》。文化低,真没读出“诺味儿”。

有几句太不像人话的,抄下来大家帮我看看:“我经常用手走路,我还感觉,我用这么短的指甲没法正确说话和正确思考。”

她还写到祖宗三代粪的颜色……别人不敢那么写的她写,怎么恶心怎么写,随意到无边。

还有她的另一本《镜中恶魔》,“回顾时如何感知虚构”一我也算个小知识分子吧,可我连题目都看不懂,文章更是越看越糊涂,实在费劲。

是翻译有问题,还是精神失常的作品贴近授奖?出版方和编辑为什么不助一把力?

不明白,不理解。

是不是诺奖也有评委关系网?

这几日读芥川龙之介《疑惑》,日语翻译一向是中国的强项,这次怎么也那么费劲儿?是不是我吹毛求疵?

“仿佛在抒发难以抑制的幸福欢叹……”

“茫然不知就里的事……”

在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里,还有更精彩的:

“他宁可仍然还或者说更愿意立刻就站在犹太人这一边。”

哎,凑合着看吧,总比通俗读物有文采。是翻译作品的稿酬低,还是译者的水平不高?不得而知。

依我说,外国作品的选择面儿也该再宽些。有些作品“反动”,反动是正义的动力。别总是马尔克斯,还应有牛尔克斯、驴尔克斯……林语堂、徐志摩翻译的一些东西也不错,可惜我忘了名字。

文艺复兴与经济发展同步才配得上发达国家的称号。

清醒些!别杀鸡取蛋!

我在北京人艺当了十几年副院长,人艺给我的“院长办公室”我从来没去过,就躲在后楼一间安静的小屋里,我管这儿叫“狗窝”。

“狗窝”里都是我的宝贝。有一台易立明给我组装的裸露式发烧音响,有一些手头翻看的杂书,还有一张硬板单人床,可以听音乐,可以跟朋友闲谈,任何时候都可以躺下睡一觉,舒服,自由。

尽管“狗窝”又脏又乱又小,可这里的戏剧气场很强,真的很强,萌生过无数构想。

剥夺兴趣就是剥夺生命

黄苗子一篇短文里提到:“胡适先生说‘艺术是游戏,但是一种十分严肃的游戏,绝对不能有丝毫的玩忽、怠慢、卖假药、自吹自擂……’”

多年来学者们习惯把胡适先生划到敌人的营垒里,与鲁迅打过笔仗的大多也列在其中,以人划线,从文到武,我们有路线斗争的传统、经验。现在好了,大众可以在网上“自由”述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都在实践里。当代社会权就是理,钱就是理,真正的人没理。

周末看《南方周末》原是常态,是生活的一个内容。前几年还能撩拨一些激情,近两年与其他报刊没什么差别啦!版面多,大篇大篇,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方面的专论不少;艺术篇,缺些有趣有价值的东西。

梁漱溟有一句话,我甚有感,他说:“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一个人的兴趣就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

兴趣对我来说是创作激情。

彼得·布鲁克、梅耶荷德、格勒托夫斯基……这几位大师都有方法,我没方法,只依靠兴趣和冲动把戏排出来。问我为什么这样表现,我讲不明白。到老了排戏还是糊涂,还是没方法,只是经验多了些,权且也可以算作方法。

但归根结底,经验主义是要不得的,灵感的火花是不能熄灭的,感性的直觉永远是创作的原动力,理性只起调节作用。

无趣,无味,无创造,出来的东西不会是东西,不知是谁的喉舌。“个别”与“一般”,似乎取“一般”更保险,与中央保持一致。

尼采说自己是“伟大的破坏者”、“伟大的建造者”,还说“我的老师太多,但我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东西太少”。

都说他精神失常,住疯人院,但疯子说真话,警世的格言。我精神还比较正常,可太正常也是一种不正常,有谎言连篇、

面具伪善之嫌。

我总觉得,太理智地排戏会压制灵感,玩起来,疯起来,才能唤醒沉睡的艺术潜能。彼得·布鲁克排的《飞越疯人院》,正常人看得目瞪口呆。

我现在没那么多疯劲儿啦,想象力也差多啦,是老了吧!想到毕加索九十了,还迸发着激情,评论家仍是踉不上他的变化;再看看我们做的戏,用几十年前的理论也可以理论下去……

我排戏破坏得不伟大,建设得也不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