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镭学研究院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终于过去。巴黎的上空仍然是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这时，出现如日中天的“玛丽热”的高峰时期。各类邀请接踵而至。玛丽先后接受伦敦、布鲁塞尔等地的邀请，前往参加隆重的科学聚会，出席名誉博士授衔仪式。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连玛丽自己也未曾意识到，在她生命这个阴郁时期里，她的容貌却达到了她生命史上的最完美的时期。一种沉稳和阴郁的坚强神态和越来越明显的成熟和丰满，高贵的气质，优雅的风度，构成了玛丽独特的风采。
用不着鲜艳华丽的装饰，她的外表与她那惊人的意志，坚强的个性十分和谐；她的智慧和精力也达到了人生的峰巅。她要抓住这个黄金时期，为人类、为科学多作一点贡献。
1911年，她的祖国波兰要创建一所研究放射性的实验室，并聘任她为实验室主任。这使玛丽十分兴奋，她欣然表示愿意组织这一实验室，并在巴黎给予指导。
每天，玛丽的日程表上都是排得满满的，教课、做实验、指导学生、教导孩子，没有一刻闲功夫。但皮埃尔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她的眼前，常常激起她一种无限的思恋。她朝思暮想要为皮埃尔建造一座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不是常用的雕文刻字石碑。她知道皮埃尔生前的最大愿望是有一个出色的实验室。玛丽决定要建造一所皮埃尔曾经向往的、设备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室，作为对他的纪念。一旦这个理想实现，她要让那些热衷于科学事业的青年，在这个实验室里研究放射现象，不希望这些科学家遭遇皮埃尔和自己那样的痛苦和折腾。
尽管玛丽是个闻名世界，声誉极高的科学家，但这个计划的进行，仍不十分遂意。当玛丽提出要建一个镭学研究院时，当局并未直接答允，一拖再拖。有人建议，发动全国捐助。而玛丽坚决不允，她知道皮埃尔是不愿看到用人们的施舍来建立实验室的。
可是，因为玛丽的声誉为世界人民所瞩目，为科学界所推崇，不少深明大义，眼光远大的人物都在关注这颗科学明星，她提出建实验室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巴斯德研究院院长罗大夫十分慷慨地提出，愿意给玛丽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为她建设一个规模较大、设施齐全的实验室，并要求玛丽离开索尔本，做巴斯德研究院的科学明星。
消息传进索尔本，立即掀起了波浪。索尔本大学校长十分惊奇，气愤地嚷着：谁也休想让居里夫人离开索尔本，无论代价多大，该大学教职员工当中必须有她。”
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经过激烈的唇枪舌战，索尔本和巴斯德研究院彼此商量，互作让步。双方各出40万法郎，共同创设一个镭研究院。经玛丽同意，研究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放射学的实验室，由玛丽领导；一部分是研究生物学和放射疗法实验室，由著名学者兼医生克娄德·瑞果教授领导，专门研究癌瘤和治疗方法，研究镭在医学上的卓越贡献。这两部分均是镭的研究机构，彼此合作，共同发展镭学。他们还尊重玛丽的意见，在研究院里设居里楼；研究院前面的大道叫皮埃尔·居里路。
玛丽亲自参与计划及设计蓝图工作。施工期间，玛丽常由居维埃路跑到建筑工地去，与工程师一起讨论，帮助设计建筑物，指导仪器的安置工作，在研究院大楼周围栽花种草。她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把镭学研究院建设得尽善尽美。
这个精力充沛的妇人，常常有一些最新、最现代化的意见，她的超前意识，她的专业化水平使工程师们不得不叹服。
玛丽考虑的是尽量长远一点的设计。她希望这座建筑可以用三五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让子孙后代都能使用。她要求房子宽大通气，要求有落地大窗户，以便让阳光照射，以便能极目远眺；还要建一个升降梯，以便装载运送仪器。她不管这种费钱的新设施让政府派来的工程师们十分恼怒，坚持按自己的意见力求完美。
在研究院的后侧，玛丽要求建设一个极大的花园，花园里要种植各种名贵的树木、花草。还要有池塘。她像鉴赏家一样亲自选来一棵棵小树，一株株花草，看着把它们栽下去。还亲自挥动铲子，亲手栽种著名的梧桐和椴树，攀援的蔷薇。为没有盖成的墙角堆土、铲土。只要能抽出一点时间，她都愿同工人们一道，为研究院洒一把热汗，添一块砖瓦。
一天，她正在居维埃路实验室搞试验，她和皮埃尔昔日的实验室工友伯第来找她。这个朴实忠厚的人哭丧着脸，一副十分难过的样子。他告诉玛丽，理化学校要建筑梯形教室，那个曾经为他们作出巨大贡献的棚屋，那上记录着他们英勇岁月的又潮又湿的破木板屋就要被铲平了。
玛丽立起身，一片忧伤爬满了脸庞。她一句话也未说，平静地随着这个旧日朋友来到娄蒙路。几年来，这间破烂的棚屋依然如故。人们不知是为了纪念这间棚屋为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还是恋怀皮埃尔·居里，屋子里依然破烂、漏水，潮湿，那块陈旧的黑板上依稀可见皮埃尔留下的笔迹，那是他向求学的学生们解答问题时写下的公式。
玛丽静静地伫立在棚屋前，一片依恋，一片凄然……永别了，棚屋！棚屋即将在地球上消失，但它的丰功伟绩，它的荣誉和辉煌将载入史册，流芳千秋。
娄蒙路、居维埃路，皮埃尔·居里路，三个不同的地址，象征着三个不同的经历。
娄蒙路的破棚屋里记述着皮埃尔和玛丽的艰难困苦；居维埃路则装载着他们的欢乐和甜蜜；皮埃尔·居里路将给她艰辛的人生展开新的画卷。
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和劳累，玛丽的心血换来了成果。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镭研究院终于于1914年7月竣工。在那个雅致的白色建筑群的大门口，用石头刻着几个醒目的大字，镭研究院——居里楼。它是“前途的庙宇”，辉煌的象征。
在居里楼前，玛丽想起了巴斯德所说的名言：“它们是前途、财富和福利的庙宇。人类在里面成长、壮大而且进步。”
夕阳西下，红色的余辉洒遍了大地，“居里楼”几个大字在夕阳的辉映下，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玛丽就要离开居维埃路，离开P.C. N学部，搬进居里楼，一种思恋之情油然而生。如果皮埃尔健在，看到这个现代化的研究院，夫妻双双在这里研究和工作，他会何等高兴和幸福啊！
由于皮埃尔猝然去世，玛丽来不及同他商量如何处置在棚屋分离出来的那1分克镭。皮埃尔死后，居里大夫及家庭的大部分成员要将它卖掉，因为这1分克镭价值100万法郎。玛丽知道卖得的钱足以使她的孩子过上舒适的生活，她也可以不到赛福尔兼任课程，减轻不少负担，家庭生活可以马上改善。
该不该将镭卖掉呢？玛丽举棋不定。这是她和皮埃尔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奋斗四年的结果，是他们共同奋斗的全部心血的象征；这1分克镭是不能用价值来形容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卖掉。
玛丽认为：她可以还多做一份工作，因为她已经是索尔本的教授了，完全有能力养活孩子们。至于孩子们长大之后，应该让她们自食其力，她相信伊雷娜和艾芜不会贪图荣华富贵的。何况，镭学研究院已经竣工，“居里楼”急需作实验的镭，吝啬的法国当局决不会轻易答应拿出100万法郎为他们购买作试验的镭。为了实验室，为了皮埃尔的心愿，玛丽决定将镭献给她的实验室，让这一点镭发挥它的巨大潜能，为人类创造幸福。
2放射学与战争
就在镭学研究院竣工的1914年，正当玛丽满怀热情地把物理仪器搬进居里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玛丽痛恨战争。还在她幼小的时候，每天夜里围在父亲身边，听父亲讲波兰英勇的过去，讲波兰伟大的儿女；以后又讲述了祖国新的苦难，以及1830年起义的男女青年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和英雄气概。她喜欢西格蒙德·克拉辛基写的诗《不妙的悲剧》，这个贵族诗人用幽默的诗句通过起义者的领袖潘克拉季的嘴，揭露了大贵族阶级的卑鄙下流。诗歌曾激起玛丽内心对非正义和暴力的抗议。她同情祖国的命运，一心一意用知识报效祖国。她痛恨战争，她要用自己的行动去抗议；她痛恨沙皇，要为恢复祖国的自由而出力。
波兰的苦难如今又要在法国重演，德国军队张牙舞爪的大举进攻，使巴黎的上空蒙上了一层阴霾。法国人民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应征入伍，抗德保国。
研究院的职工都动员起来了，纷纷应征入伍。他们都是一些年轻有为的中青年，意气风发的爱国者。她的身边只剩了患有心脏病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和一个身材极矮小的女仆。
在此之前，伊雷娜和艾芜带着一个保姆和厨娘在布列塔尼租了一所别墅，准备同母亲一起在那幽静的地方度夏。每当学年终了时，玛丽都会为女儿准备一个僻静之所，以对她们一年艰辛的学生生活的报偿。
玛丽已经习惯了一种单调寂静的生活，她的大部分光阴在实验室里度过，连照料她的使女都没有，只有一个看门的妇人草草帮助料理。在她的女儿急催她去别墅度夏之时，女儿们收到了母亲的信：“亲爱的女儿们：战争似乎要爆发，我们随时等着动员令。你们不要紧张，应该镇静而且勇敢。伊雷娜已经长大了，应该和我尽力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尽管当时玛丽由于肾脏开刀，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是这个曾在被压迫，被奴役下长大的波兰女子放弃了同女儿们一起去过悠然安逸的日子。她只有一个念头，为她的第二祖国做些贡献，她要利用放射学为和平，为祖国出力。
当巴黎受到入侵的威胁时，她首先想到的不是她和女儿们的生命，不是她们的财产，而是那一分克镭。虽然只有一分克镭，它却极其贵重，当时整个法国就只有那么一丁点镭，她不愿它落在侵略者手中，所以她要把它藏起来。她不敢把它交给任何人，便亲自把它送到波尔多去。
残酷的战争搅得社会混乱，人心惶惶，大批的法国人挤在水泄不通的车厢里，逃往波尔多。清雅宁静的波尔多，刹那间像要爆炸的闷罐，到处是熙来攘去的人流。玛丽提着装着许多小试管的、包了铅皮的沉重匣子，随人流挤下车，望着渐渐黑下来的天空，任凭匆匆而过的人流的撞击，无能为力地守着这个价值100万金法郎的匣子不知所措。这个伟大的科学家被找住房的问题难住了。这时，法国政府某部的一个雇员认出了她，才为她解了难，帮助她找到了住房。第二天，她妥当地把镭存到了银行。之后，她又挤在如潮的人流中上了火车，赶回巴黎。
战争需要武器，购买武器需要资金。法国政府只好向公民发行债券，要求所有公民购买战争公债。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玛丽很理解政府的困难。她给住在布列塔尼的女儿伊雷娜写信说：“我们应该为祖国尽一份心意，作一份贡献，将我的诺贝尔化学奖金全部献给政府。如果国家沦陷了，这些钱也就没什么价值了。所以，我要把它献出去，希望你能同意。”
伊雷娜向来崇拜母亲的品德，她认为母亲作出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也一定是对的。所以，她马上回信说：“亲爱的妈妈，我同意你的决定，应该把它献出来，如果国家沦陷了，这些钱对我们不会有什么用处。”
于是，玛丽将诺贝尔化学奖金全部献给法国政府。收款的职员接受这一笔数额如此之大的捐款，感到惊奇。而他却极愤慨地拒绝接收那些光荣的奖章，把这些奖章拿去销毁实在是太可惜。玛丽无可奈何地把奖章带了回来。就这样，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接着就变成了“国民公债”。尽管玛丽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但她仍然作出了只有青年人才适合的决定。
她要关上实验室的门，把她当作生命中至高无上的研究工作放下来，像许多法国女子一样，应征入伍，去作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战地医务工作者。她的请求立刻取得了卫生服务机关的同意。她拿到了一张写着“居里夫人、X射线服务指导员”的身份证，一张法国妇女联合会委任十来个“特殊职务”的命令，还有一张军需次长签字的“允许居里夫人使用军用汽车”的文件。
在前线工作中，她发现了一个不幸的问题，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光检查设备。外科医生寻找伤口深处的子弹和弹片需要很长时间，往往延误了抢救机会，使无辜的生命被死神夺走。
玛丽知道，自从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以来，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检查人体内部，可以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并且可以照出照片来。医生用X射线来透视人体，可以借助这些射线看清骨折部位，直接找到射入人体内的子弹和弹片，便于医生矫正骨折或取出子弹；可以借助X射线察看内伤，观察伤口愈合的速度。这样，既可以减轻伤员的痛苦，又可以加快治疗速度。
在1914年，法国只有为数有限的几套伦琴仪器，供放射科医生使用，而军用卫生服务机构尚未应用X光射线。
玛丽没有搞过X射线工作，但她每年要在索尔本大学作几次关于X射线的演讲，对射线的作用知道得很多。她决意把在科学方面的研究运用到实践上去。她知道，开展X射线的照片工作，急需制造更多的X光设备。
她把这种想法立即变为行动，着手列出大学中各实验室的仪器清单，连她自己的实验室也列入其内。她还亲自到各制造厂去联系，加工制造。她建议，集中所有可供使用的X光材料，由教授、工程师、学者中募集一些自愿去做这种工作的人，让他们到前线战地去发挥更大的作用。
玛丽上下奔波，左右联络，终于解决了一部分材料、仪器和操作X光射线的工作人员。可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前线阵地是经常变动的，而受伤的病人却源源不断地运进这些尚无X光设备的战地医院。看到那些满身血污、奄奄一息的大批伤员，玛丽的心像针扎般难受。她急得来回踱步，搓揉着手掌。
怎么办？玛丽那睿智的大脑又有了新的办法。她建议将X光射线机装在汽车上，随时开到战地上去抢救伤员。
她的意见立即得到了法国妇女联合会的响应和支持，并为她拨出专款。于是，玛丽便创造出了世界有史以来的第一辆“X光射线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的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用汽车自身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X射线所需电流。这种发明很受法国政府赞赏。很快，她用这种方法装备了20辆汽车，使这种汽车能够迅速地开往前线的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随时对战场上下来的伤员进行检查。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X光汽车”从1914年8月起巡回各医院，发挥了巨大作用。
德国军队在猛烈推进，战斗甚为激烈，伤亡极重。战争越来越离不开X射线汽车。玛丽的工作是如此重要，X光汽车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她也就更离不开工作，离不开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