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报人张友鸾是个妙人，每著文不忘调侃。他写优生学家兼心理学家潘光旦时，贴着潘的身份，讲了一个食鼠的故事。读过，感到调侃有时比正论要深刻得多。张友鸾是这样描述的——
一九四0年，潘光旦在西南联大执教，任教务长，同时研究优生及心理学。其时云南多鼠，潘深受其苦，使每天晚上张夹设笼捕之。有一日竞捕鼠十余，剥皮斩头，掏取内脏，洗净切匀，让夫人治为肴馔。夫人皱着眉头问道：我做饭，每日三餐虽说不上丰盛，却也常有鱼肉，今日为何以此苦役相难？潘解释道：我这是为了学术研究，不关伙食，请你一定要帮助我。夫人无奈，只得切葱拍姜，烹以酒。少顷煮沸，竟甘香扑鼻。潘大喜，欣邀好友亲朋数人，其中还有同作心理学研究的教授和学生，谎称偶获野味，欲与诸位分享。鼠肉端上桌来，潘举箸相邀，张口大嚼。众客闻香而动，应声共啖。撩而咀嚼再三，竟不辨是獐是鹿。一客问道：此肉质细而嫩，且味道鲜美，不知是何野味？潘笑而应日：鼠肉。众客哗然。想再尝一块的停住了筷子；嘴里正咀嚼着的则吐了出来。见此情景，潘一再保证，其中绝无有害身体健康之物。但无论怎么劝说，直至终席，终无问津者。潘光旦教授轩然而笑说：我又在心理学上得到一条证明。
鼠肉质美，且无害，非秽哕之物，人之所以不能接受，盖先入为主的观念使然，即：鼠之惑，不惑于鼠，而惑于人心。
取“惑于心”的视角，再去关照熟悉的物事，感觉就大变了——
英伦散文，文字净雅，论理谨严，是很耐咀嚼的。长期以来，几个英伦散文的选本，一直是作为枕边书而悉心揣摩的。但读过爱尔兰作家乔治·摩尔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之后，就再也没有阅读的兴趣了。即便是硬着头皮读上几页，也是兴味索然，直感到，它谨严的观念的背后是陈词滥调，净雅的文字背后是装腔作势。
乔治·摩尔揭露了一个真相：英国散文的作者，都是一些三流的作家，他们被证明在小说上已属无能之后，才去操弄散文。“在英国，只有劣等的头脑才想写散文。”乔治·摩尔说得直截了当，很是无情。他还列举了笛福的例子。笛福因为著名的《鲁宾逊漂流记》而成为杰出的作家，但是，他的其他文字，也就是他的政论、随笔和散文，却都是文学垃圾。为了能够发表，他可以把自己的笔卖给任何一个愿意出钱买他文章的人。“一个作家，一旦他写出了一部杰作，他就不再是三流作家了。”笛福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散文占笛福创作总量的大部，尽管他的散文与其他同类怍家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鲁宾逊漂流记》，他什么都不是。
或许乔治·摩尔写的是“酷评”，在极端中有失公正；或许英伦散文本身尚具有一流的品质，有不可湮灭的文本价值；但是乔治·摩尔的话，依然有颠覆作用——作为读者，我再也不能用确定不移的眼光看待那些作品了，我的阅读快感消失了。
鼠肉无辜，错就错在我们知道了是鼠肉。
钱钟书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肯定遍尝了这种文字颠覆文字的况味，所以他用广采中西佳句的手，去结构他的《管锥篇》和《谈艺录》，让别人在纸面上互相撕咬、丢乖露丑，而自己在背后偷偷地笑。所以他耍拼命地推拒崇拜者的拜见，且说：鸡蛋好吃尽管吃就是了，没必要去晋见鸡婆。在得意之中，他也没忘记，鸡婆的形象是很不雅逊的，堆满屎溺和乱草的鸡埘就更不雅逊。
所以，钱钟书也是个妙人，妙就妙在，既知鼠，又烹鼠，且食鼠。
人世间，还有一种妙人，那就是美人堆里的真美人儿。
即便是在众星捧月般如梦如幻的胜境中，她也不会恣意绽露，忘乎所以。她始终清醒于自己美丽背后的真实成色——
她知道真实的自己，有淡淡的狐臭，腋下的芬芳，源自香奈尔一号；她知道自己有很深的哀愁，灿烂的笑容之下是暂时被遮蔽的阴郁；她知道自己在睡眠中，会不由自主地诞下口涎，且伴以毫不女性的鼾声……还有，在独处时，眼袋会发黑下垂，居室会凌乱不堪；还会不择时机地放屁，忍俊不禁地傻笑，傻笑时口腔深处的龅牙会忽隐忽现——总之，鼠相难改，鼠迹狼藉。
所以，真美人美就美在懂得韬晦之术——她不让人轻易接近，更免谈闺帷之事，她矜持神秘，内敛避俗，弄得很私密。
私密使她不漏败象，便有猜不透的魅力，便有接近完美的美丽。
这就是国色天香的真相！
所以，真美人与大智者是同一类角色，她不是美在天生丽质，而是美在后天的智慧——
让你只知道是美味，却永远不知是鼠肉。
正如乔治·摩尔所说：诗之美在于晦涩，肉欲之美在于隐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