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美国1971年的行为是让美元“自由浮动”，那就是在撒谎。美国的行为无异于废弃衡量价值的标准。在这个科学的时代，数十亿人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的改善，都离不开物理、化学越来越精确的衡量标准，糟糕的货币科学却抛弃了精确的价值衡量标准，退回到中世纪的水平。我们不再有可靠的价值衡量标准。没人公开讨论如何在没有衡量标准的情况下保持经济运转，也没有人讨论这种技巧的缺席。
美元抛弃金本位制，是考虑周详的举动还是背信弃义，至今尚无定论，但是黄金的确无法担当全球价值衡量标准。金价波动幅度很大，很容易受投机者控制；黄金数量太少，所以也无法担当全球储备货币的重任。如果一国的出口额小于进口额，出现贸易顺差，贸易差额就会导致黄金储备易主；为了兑出黄金还债，债务国就会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耗费美国的黄金储备。因此，美国政府（全球银行业者）最后肯定会落得手头无金的下场。本书第46章将会讨论一些扬金本位之长、避金本位之短的汇率制定方法。
国际货币赌场
金本位制有瑕疵，然而取代它的浮动汇率制更糟，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如今，货币的价值仅由它在“自由”市场的相对汇率决定。外汇市场成了大赌场，投资者赌的是不同货币的相对位置。小国只能仰仗大玩家的慈悲生存。这些大玩家可能是国家、跨国公司或者跨国银行。它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大量卖空一国货币，让其急剧贬值。这些货币操纵手段威力无穷，可以被用来逼迫目标经济体达成妥协。在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里，大玩家就用它来“鼓励”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更多细节请看第26章。）
外汇市场变得非常不稳定，谣言、经济新闻、市场预期改变都可能引发危机。在外贸领域，汇率改变带来的风险比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还大。为了提供对冲服务，中和这些风险，大型衍生品市场也出现了。做对冲的人往往两面下注，无论哪方占了上风都不会亏本。但是衍生品本身昂贵且危险，还让市场变得愈发不稳定。
早在20世纪30年代，浮动汇率市场体制就大致进行了一次实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但是在美元退出金本位后，其他选择似乎也消失了，大部分国家只好同意实行该体制，而抗拒该体制的国家常常被债务减免的条件诱惑，最终同意接受它。1974年，美国相关利益者与沙特阿拉伯王室签订了一项石油协议后，涨价便开始了。油价猛然上涨了4倍，所以很多国家都需要债务减免。沙特阿拉伯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最大的石油供应商。美国在协议中同意为沙特阿拉伯提供武装，并保证萨乌德王室的统治地位。约翰·珀金斯在《经济杀手的自白》中说过，这项协议其实就是保护费，保证萨乌德王室不会重蹈伊朗首相穆萨德的老路。1954年，穆萨德被CIA策划的政变推翻。
从前的美元由黄金支撑，如今的美元则由石油支撑。所有国家都必须用美元购买这种性命攸关的商品。全世界的石油进口国都不得不出口货物赚取美元，然后用美元购买昂贵的石油，它们的工业不再能为本国人民提供衣食了。IMF和世界银行还建议贸易逆差国让货币与美元脱离，实行浮动汇率制。有理论说，浮动汇率制能让币值过高的货币自然贬值，使其价格回归到真正的汇率水平。货币贬值会让进口货物更昂贵，出口货物更便宜，使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有利于实现贸易顺差。理论上的确可以这么说，但是迈克尔·罗伯特姆却认为，这套理论在实际上不怎么行得通：
货币贬值有利出口，也会让进口成本增加。毫无疑问，这会阻碍进口。可是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常常被忽视：如果进口的是必需货物和劳务，这种需求就是刚性的，进口净价有可能不降反升。与此同时，尽管该国出口量会上升，但是单位出口产品的回报率也降低了……货币贬值的国家的进出口量会一次次轻微波动，但是这种波动对总体贸易平衡没什么影响。
浮动汇率的好处微乎其微，它的副作用却着实不小：投机者可以大肆操纵浮动的货币，其结果就像一趟充满灾难的过山车，尤其对第三世界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如今，大部分货币交易者的目标都是投机获利。货币价格的涨跌取决于当日交易量。伯纳德·列塔尔在《货币的未来》中写道：
货币价格由规模空前的全球市场决定。每天，外汇市场的交易额都达到了2万亿美元，这个金额是世界股票市场总额的100倍。只有2%的外汇交易涉及真正的商品和服务，98%的交易纯属投机。这个全球性的大赌场诱发了1994—1995年的墨西哥外汇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的俄罗斯外汇危机。
取代浮动货币制度的办法是让自己的货币紧盯美元。然而采取这种制度的政府也有难言之隐：这样的货币很容易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而且，如果该国没有盯好美元，同样会成为货币劫掠的目标。在自由贸易集团里，政府常常同意将其货币自由兑换成美元。当市场上该国货币过剩，政府就得吸收它们；市场上该国货币不足时，政府又得弥补短缺。当有人抛售该国货币时，政府必须有足够的美元储备买回它们，这样才能维持汇率。如果政府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将汇率定得过高，它的货币就买不到对应数量的美元，就会有资本外逃，跑去购买更值钱的美元。（自然，就算汇率制定得不算太高，投机者也可能故意引起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会迫使政府花掉手里的美元储备，保卫自己的固定汇率制度。如果美元储备耗竭，政府就只能让债务违约，或者让货币贬值。如果货币贬值了，用货币衡量的一切都会降价，国家资产就会被“兀鹰”投资者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买下。
要弄明白这一切有点儿困难，不过，大家都能看出，大部分第三世界小国目前并没有安全的解决方案。不管采取浮动汇率制还是紧盯美元，都有可能受到投机者攻击。此外还有一条路可走，但是走这条路的国家寥寥无几：政府可以让汇率紧盯美元，并且禁止自由兑换货币。之前提到过的华裔经济学家廖子光教授写道，中国就这样逃过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所以中国不用面对这种两难境地。从根本上来讲，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奇迹可能就是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管制带来的……
不过，中国也面临着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压力。廖子光这样警告他祖先的国度：
过去30年的记录证实，新自由主义理念所到之处都发生了灾难……如果中国允许以浮动汇率自由兑换人民币，也将难逃此劫。
如果没有全球货币改革，这个问题就没有解药。第27章将详细解读中国的货币系统，第46章则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系统的建议。
新陷阱：石油美元的“新兴市场”
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翻了四倍，OPEC成员国里美元泛滥；它们常常把这些“石油美元”存进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对银行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银行可以用这笔钱为急于进口石油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低息贷款。与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相仿，这种贷款借出的并非客户存款。存款仅仅起到了准备金的作用，让银行用“乘数效应”凭空制造贷款。通过部分准备金借贷体制，阿拉伯酋长的美元被作为账面贷款，在银行系统中放大了许多倍，数万亿美元的贷款都是这么来的。新兴国家都被这种国际新资本视为新兴市场。
1973年之前，第三世界的债务可控而有节制。第三世界国家常常通过世界银行一类的公众中介机构贷款；世界银行则为有可靠经济前途的项目投资。但是，当私有商业银行介入这个游戏后，一切都改变了。这些银行不做“发展”业务，只做贷款经纪生意，所以他们被一些人称为“贷款鲨鱼”。这些银行喜欢选择“稳定的”政府作为客户，而“稳定的”政府往往是独裁政府。至于这些独裁者是怎么获得权力或怎样处理资金的，都不在银行直接的考虑范围之内。菲律宾、智利、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都曾是他们主要的贷款客户。在很多情况下，独裁者都把钱花到了自己的计划上，人民的生活质量没有什么显著的改观，却要为独裁者买单。
1979年，“螺丝”被拧紧了——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尔·沃尔克单方面将利率升高到了可怕的水平。恩达尔说，此前外国的美元持有者抛售美元，抗议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几周之内，沃尔克就让美国的利率涨了3倍。美国利率超过了20%，迫使全球利率狂涨，引发了一轮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大量人口失业。1982年，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位置保了下来，但是整个第三世界都为石油美元的高利息而窒息，行将破产。
这时，伦敦和纽约的银行把IMF带进了游戏，让它作为“债务警察”，强迫各国还债。债务国只得大量削减教育支出和福利支出，根据IMF的指令保证银行能按时收到石油美元还款。银行还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政府给他们援助，用纳税人的钱和美国的资产解决自己莽撞贷款带来的后果。结果，第三世界国家实施了紧缩政策，美国工人被加重了税负，银行业者则得到了福利。因此，银行提供贷款时胆子越来越大。他们清楚，如果债务人还不上债，政府自会来救援自己。
美国最后也成了一个债务国。这对美国人来说，更糟糕。石油是所有国家的必需品，别国只有建立巨大的贸易顺差，才能用美元购买石油美元系统中的石油。只有在出口货物多于进口货物时，才会有贸易顺差产生，所以，所有国家都期望对控制、发行美元的美国保持贸易顺差。美元的霸主地位由循环过程决定，因此美国只能默认成为“进口终端”。结果，美元背上了越来越大的贸易赤字，或者说是“货币经常项目赤字”。2000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对外债务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2%。2001年，美国股市崩盘；税负减免，联邦支出增加，使得预算盈余变成了巨大的预算赤字。2000年后的3年里，美国的债务几乎增加到了原来的两倍。
为了还债，保证美元循环进行下去，美国每天都要借入14亿美元外债。2006年，债务增加到了每天25亿美元。美国人民与第三世界人民一样，为了供养国际私有银行卡特尔系统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债务沼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