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当然比任何一只去拉动它的田鼠大上几千倍，但如果所有的田鼠齐心协力，它们也能轻松拉动卡车。
——《绿野仙踪》“田鼠皇后”
印度是第二个从冗长的昏睡中逐渐苏醒的巨人。这个曾被誉为“英国女王皇冠上的明珠”的国度，是帝国主义的巅峰象征。如今，印度和中国被誉为21世纪经济发展的双生引擎。这两个国度的人口加起来占了全球人口的2/5。马哈特马·甘地在20世纪40年代唤醒了印度人民团结起来的无限力量。他领导印度为寻求国家独立而展开了一场针对英国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印度于1947年迎来了国家独立；但是，在随后的50年里，根深蒂固的与货币相关联的利益以其他方式逐渐重掌了主导地位。
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出品的纪录片《制高点》中，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被视为经济学家的朝圣地，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蜂拥而来，为印度政府如何构建起经济模式各抒己见。总体而言，他们的建议是印度应构建国家主导型的工业发展模式，公共或政府机构应占据印度经济的“制高点”。甘地心目中的理想经济模式是，印度发展成为自给自足的村庄式简单经济体；而印度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则希望推进工业化，在印度经济中糅合英国的议会民主制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制。在由此产生的经济模型中，所有重工业——钢铁、煤矿、机械工具、资本货物，均为国有；但印度在这种模型中加入了民选产生的设有议会和总理的政府。印度经济成为其他新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模板，并以其计划机制、政府所有权和控制权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跑者。
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肯尼迪总统向印度委派的大使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协助尼赫鲁总理及他的继任者英迪拉·甘地共同构建了印度经济。加尔布雷斯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支出积极推进经济发展。他撰写著作并对公立机构提出建议。他希望推进银行、航空公司和其他产业的国有化。1969年，印度银行完成了国有化进程。
然而，因为印度殖民时期的私人利益对独立后的印度仍有影响，印度独立后的前景依然扑朔迷离。1973年，印度的贸易收支为顺差；但这是在石油输出组织签订协议仅以美元出售石油之前。1974年，油价突然飙升了4倍。印度当年需要支付12.41亿美元用于石油进口，而它当时的外汇储备只有6.29亿美元，几乎只能支付一半，所以，它必须持有美元。为此，印度必须借外债并且对农业及其他产业进行转型，以生产可以在外国市场出售的商品。1977年，英迪拉·甘地被迫尽快做出决策，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作为国际贷款筹码惯常施加的当地经济“缩紧”的举措。英迪拉·甘地被迫下台，印度新经济开始认同全球格局。恩道尔在其著作中写道：“亨利·基辛格的高压之手……与英国人紧密协作。”
印度随后的经济发展细节可在印度孟买的一家无党派研究团体——政治经济研究机构于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一览。这篇文章指出，印度原先的发展设想，是远离强势的外国利益和本国私有利益；但最终还是迎合了这些利益。作者以责备的语气将这些利益体描述为“大型的国内及外国资本主义者、地主及其他封建势力、大规模的交易商和其他寄生力量”。政府通过扩充国外及国内债务开展投资活动，它大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的贷款，甚至都不需要对方直接施压。虽然印度的年经济增长率攀升了，但增长的几乎都是“没有生产成果的”金融业和国防工业；与此同时，它的外部债务从1980年的190亿美元飙升至1985年的370亿美元，到1990年甚至高达840亿美元，最终在1990—1991年引发支付平衡危机并摊上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融资，后果非常惨重。1995年之后，世界银行宣扬的政策得到了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呼应。政治经济研究机构在研究中指出：
对大众而言，事态的发展后果很不堪。某些人群——中农阶层、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接受过教育的员工和教师的相对稳定一去不回；生存艰辛的民众更是雪上加霜。人们需要时间去意识到，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并不只是一系列个人面临的悲惨境遇，而是更大的、与政策相关的社会层面的灾难。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以各种方式发泄其怒火，通常来讲，会颠覆掌权的政党……
然而，（新政府）的确应运而生了，但它提出的政策与其前任相仿。任何可能导致经济发展放缓的举措都会遭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公司业界的谴责和施压。确实，他们已不需要任何明显的干预。在施行了长达14年的金融自由化之后，印度面对大规模的资本流根本不堪一击。单单就这一事实，印度政府都会摒弃任何实质性的民粹主义尝试。因为所需的资源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或财政赤字获得，而不管他们怎么做都会惹恼外国投机人士并导致资本的突发性流出。
投资者与工人的反差
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仿的是，印度也陷入了外国债务和投资布下的陷阱，从而令其在面对突发性的资本流出时变得不堪一击，同时还必须受制于外国金融机构的操控。陷入这一迷局的国家最终会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助，然后被迫接受“紧缩政策”作为债务减免的附加条件。这种“紧缩”包括取消食物补助计划、削减工资、公司收益增加以及国有产业的私有化。各种国有资源——电力公司、港口、航空、铁路，甚至社会福利服务都难以幸免。加拿大批评人士韦恩·埃尔伍德在一篇名为《私有化陷阱》的文章中写道：
全球几十个国家和上百个国有企业被卷入这场私有化热潮中，其中大部分是因为别无选择……被迫债台高筑的国家在强制力和恐吓的多重威胁下跌入私有化陷阱……经济欠佳的国家能有什么能力反抗或采取调整措施？几乎是没有的。政府的权力……为其国民做出主权决策的权力……民主的最低要求……也就这样被抛弃了。
从理论上看，这种结构性调整计划也会造福本国民众，因为在投资与贸易中参与国际竞争会促进本国的生产。但事实上，其后果只是让民众的日子过得更艰难。食物与交通补助、国有产业的裁员、政府支出的限制及高企的利率和税率均会让百姓大量陷入贫困。关注社会责任医师协会的创立者之一的海伦·卡蒂考特指出：
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影响更大的是妇女，因为在没有任何机器或现代设备帮助的条件下，她们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垦荒种地。尽管她们从来都没在外债中受到过点滴恩惠，最终却要承担这样的负担……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部分货物销售利润流向了第一世界国家的零售商、中间人和股票持有人……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债务危机造成每年约50万儿童夭折。
这些国家在贫困程度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依然被誉为“经济奇迹”。这种“奇迹”的背后是统计方式的改变。以前的衡量工具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它是一个国家自身所能获得的收益。GNP包括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即一个国家的管辖区内产量、收入与支出的总值）以及境外投资或劳务的收入。新的数据衡量模式仅考虑GDP，其中的收益归工厂、矿产或机构所在地的国家所有，有些根本对本国无益的、流向境外所有者的利润也被囊括其中。
1980年，最富裕的10%的国家，其民众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10%国家的77倍。到了1999年，这一差距已拉大至122倍。2006年12月，联合国发布了一份名为“家庭财富之全球分布”的报告。其中指出，现在全球50%的人口总计仅拥有全球财富的1%；全球人口中最富裕的1%坐享着全球总资产的40%，而这个1%是由享有50万美元或以上净资产的3700万人构成的；全球最富裕的成年人占总人口的10%，拥有全球财富的85%。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债务非但无法清偿，反而会不断累积。如今，以债务服务的形式流回第一世界国家的资金要多于其以贷款的形式流出的资金。截至2001年，以上述形式从第三世界国家流回至第一世界国家的资金，足以偿付原始贷款本金的6倍。但在这些偿付中，利息占了很大的比重，因而在此阶段累计的总债务实际上已翻了4倍。
中国与印度：保持领先
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数据都不堪入目，而印度的状况相对较好。中国因为其社会主义体制，从理论上讲应归入“第二世界”，但其也正竭力摆脱贫困。自由市场理论的倡导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国和印度的数据来证明其自由市场有助于减少贫困的观点。不过，克里斯蒂安·韦勒和亚当·赫什在2002年的一篇社论中挖苦道：
把印度和中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模式的自由化的广告语真是可笑。这两个国家都避开了货币全球性投机的压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这是一种严重的罪恶）。这两个国家都持高度的贸易保护态度（在发展中国家抵制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放任自由的开放性的压力的行动中，印度曾是领头羊）。这两个国家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且均在协定条件的前提下向外国资本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