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卡里姆翻阅了一家中国钢铁企业的账簿。其销售总额逐年以可观且稳健的比例增长……但在销售额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其债务的增长速度却超越了销售额的增速，所以其净利润逐渐回落……但是，公司似乎从来不去清偿债务……如果中国人一直不还债……银行的贷款金额到底有没有极限？而这些银行到底是什么银行？
这会不会就是关键所在？……在全球最强势的资本市场（指中国），有一个产业跟自由市场半点关系都没有，那就是银行业。简言之，银行与政府浑然一体。与现代美国银行相似的是，中国银行（即中国政府）肆意向新兴企业和大型企业注入资金；但与现代美国银行（或者说，大部分现代美国银行）不同的是，中国银行并不预期企业归还贷款。
显然，中国国有银行业的秘密就是：政府银行收支不平衡！格里欧认为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就算这是一种别有深意的政策，一个经济体也不能故意缺失其有效分配资本的功能。任何物品都需要成本，但其成本不可能低于其原材料的价格，其价值也不可能低于其零部件……有些经济学原则可以视情况而定，但不可能被完全打破……至少这种打破肯定是会付出代价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英国听众肯定也对美国殖民地的新颖货币机制作出过同样的评价。或许，廖子光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的整个经济世界观可能需要重新构建，“正如当我们意识到地球并非静止的，也不是宇宙的中心时，我们之前的物理观念便被彻底改变了”。
如果所有的中国企业均为政府所有，成本就可计算而货币便可依此发行。货币究其本质只是会计工具，用以记录已支付款项。鉴于盈利最终收归国有，整个体系便是非营利性的。但随着私有利润的介入，这种资金的提供便成了需偿还的贷款。如果有些贷款无法清偿，则国有银行有能力在其账簿上添加几笔不良贷款。美国政府同样负担着数以万亿计不指望能收回的联邦债务。1981年之前，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国家债务。它只需印发所需货币，不必考虑债务；但随着其经济向西方市场开放，中国逐渐开始学习西方的操作模式。用以国家发展的预支信贷被重新定义为“不良贷款”，就像在英国17世纪末期的账簿中其被重新定义为“无资金支持的债务”一样。因此，中国如今确实存在着国家债务，但在金额上远低于美国的联邦债务。
中国和美国的资金均一去不回；但中国的机制可能更有效，因为它在资金循环方面操作得更好。更多中国新增发的国家债务流入了劳动者的口袋，提高了其工资和养老金，从而使其有更多的资金生产和购买商品。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的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以“钱生钱”的模式发展。这种模式产生的收益流入了投资者的腰包，而这些人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资金，消费发展的空间很小。美国的税款减免政策也偏向于这类投资人，而美国普通工人的税收负担颇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削减了普通劳动者的税收并提高了其收入，以期促进汽车与家电的消费。2005年，中国政府完全取消了农业税。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民众（特别是劳动阶层百姓）的生活悠然自得。为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大幅削减了政府开支，其中包括许多国有企业、房地产、医疗和高等教育的私有化。私有化引发了房地产的投机泡沫，在此过程中推高了物价。现在有许多中国人抱怨买不起房、无法承担医疗和高等教育的费用。
暂且把这些负面效应放至一边，中国经济体显然大体上运作良好。其自给、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许正与19世纪美国民族主义者的理念一脉相承，而起到桥梁作用的正是孙中山。
货币数量理论的新挑战
200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其报告中指出，其广义货币供应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足足18.8%。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这种爆炸式的货币供应量增长会以失控的物价通胀摧毁经济体；但事实并非如此。截至2007年早期，中国物价通胀仅为2%～3%。2006年，中国超越法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其国内零售额飙升了13%，工业生产则增长了16%。正如前文所言，尽管中国经济一直充斥着大量的用以支付廉价劳力价格的新发货币，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成功地将其物价维持在低点。中国的“经济之谜”也许能用凯恩斯的观点来解释：在有足够劳动力和原材料用以增加生产力的情况下，货币增发（“需求”）不会推高物价，只会增加商品和服务。供需联动，故物价不受影响。
我们已经认识到，诱发通货膨胀的通常不是货币供应的自由流动，而是货币市场的投机行为导致的货币突发性贬值。廖子光教授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警示：尽管中国规避了对其货币的投机风险，但它与国外投资者的互动颇为危险——这些投资者一直依靠这种互动行为试图使中国的政策向西方靠拢。中国期望“无须沉溺于毒瘾，便享受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愉悦感”，但是，“每一个染上毒瘾的人，最开始都相信自己有能力主宰毒品而绝不会上瘾”。廖子光教授指出：
在向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了25年之后，中国仍未能完成纳粹德国在上台之后4年内达成的经济重组，即以主权信用作为资金来源且无需依赖出口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的充分就业。纳粹德国的经济发展对当时的经济强国——英国都构成了威胁。中国未能完成经济重组是因为它犯了个错误：它不该依赖外国投资，而应该利用自己的主权信用。因而中国遭到了惩罚，现在它必须将其所创造的财富出口用以支付外国资本，而这些资本它在一开始就并不需要。
廖子光教授认为可以用“主权信用”（亨利·凯利称之为“国家信用”）来应对国际债务危机——主权国应以其本国政府发行的本国货币偿还其债务。廖子光教授认为：
以本国货币偿还主权债务通常不存在违约风险，因为政府有权发行货币用以偿还其本国的债务……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仅与外币债务及其对汇率的影响相关联。因此，负有外债的国家是草率地将其经济体暴露于外部资源所施加的毫无必要的风险之中了。
主权政府确实有权发行本国货币偿还本国债务，但美国财政部并没有这样做。它通过发行国债摆平其支票簿，而国债是有息的政府债务。
龙与鹰的“博弈”
中国政府对外国资本投资颇有好感，但也一直牢牢把握着发行本国货币的权力。据称，它一直使用该主权权力印发人民币，并通过中国企业将其兑换成美元，然后买进美国证券、美国技术和石油。华盛顿方面没有理由抱怨，因为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协助美国为其债务融资。日本显然在美国的鼓励下也参与其中。（参见第40章。）
以外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流通货币为美国赤字支出提供资金的问题在于，这种做法为美国的竞争者提供了杠杆效应。这一点曾在2005年《亚洲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被指出：“中国政府只需要发布消息说可能会卖出美国国债，便会对美国经济形成远超原子弹的杀伤力。”如果真有人愿意以真金白银购入美国国债，那只可能是美国政府自己。我们将在第39章中讨论为何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通胀反而会比现在低。
讽刺的是，崛起的巨龙正是凭借源自美国的货币体制，对雄鹰的霸权地位产生威胁。若美国想赢回它在全球赌局中的筹码，可能就需要追本溯源，重拾被抛弃了的金融基石。而其债务缠身、面临着濒临崩溃的危险的境遇，也许是另一个需要其追本溯源的原因。这如同19世纪60年代林肯面对的选择一样，唯一的出路也许就是依靠货币。我们将在审视另一个有趣的亚洲现象之后，在第四部分剖析这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