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的《守望家园》，是这一年中出版的报告文学中的一部很重要的着作。这部着作，集中了作者十多年的思考成果和资料积累，是F者充沛的激情投入和痛苦见闻思考的一次整体表现。徐刚是我国作家中最早把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多年来他几乎放弃了其它形式的文学创作）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消除环境污染这样一个关系全人类利益的大主题结合在一起的作家之一。是在这个主题创作中视野最广，思考最深，成绩最大的作家。《守望家园》是作家这一主题创作的总结，是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环境文学”的新高峰。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对土地、江河、海洋、植物、宇宙、动物等广大领域现实状况的观察和报告，表现了人类因为短视和对于利益的自私掠夺而造成严重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严重，灾害不断发生的严峻生存状态局面，从而作为一个地球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出自本能和责任，发出了对地球的守望和呐喊。作品有大量常人所不知的各种信息和现象，有不少诗情和科学内容的知识，更有一个作家痛苦的感受和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和至情期待。丰收的《西上天山的女人》，是对五六十年代一大批把青春、情感和奋斗奉献给新疆的开发建设的女性人物生活命运和动人事迹的报告。作品真实地向读者描述了这些女性从青春少女开始在新疆的荒野戈壁牺牲奉献情感和血汗，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艰难之后的许多创造情形，为这些过去总是被人们忽视的女性人物为新疆开发建设贡献的事迹正了名，立了文学的传记。作品对于新疆特殊自然环境的描写和对女性人物独特心理性格的洞察是有着分明的时代性和深度的，对于历史事件的反思和认识评判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地方。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中国贫困大学生生活学习现状调查报告》，是作家对几十个大学的三百多位大学生贫困生活状态和学校及他们本人为摆脱贫困进行各种努力情况的报告。在这部作者可以说是在许多次以泪洗面的调查报告里，作品在不乏到处都有歌舞升平景象的环境里，用许多如泣如诉的真实人物和故事，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幅令人震惊和悲叹的苦难生活画图，使人生出许多的感慨和思索。在人们用可贵的热情积极救助许多因为贫困而失学的儿童的时候，却忽视或是马虎了已经很艰难地完成了基础学业，走进了大学校门的大学生的贫困压力。一些本来应当成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在其即将成为国之栋梁的时候，因为贫困却存在着有可能功亏一篑的前途和命运。为数不少的大学生的这种悲哀和尴尬的处境，引起了作家何建明的充分关注和很大同情。他立志通过自己真实充分的见闻观察和报告让世人了解这种真相，进而呼吁全社会的注意，唤起更多人们的理解和援助。这是作家对于贫困大学生的直接关爱，也是作家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负责和义务精神的表现。邢军纪、形式和裴烨的《大沉浮-1987-1997中国改革风云人物追踪》，是引起了不少读者兴趣和关注的作品。中国的改革，风风火火地搞了二十多年了。这期间，是有过许多的矛盾和曲折的。伴随着现实的改革生活，也有过许多风云一时，名声显赫的人物。但是，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世事有新变，人员多沉浮。《大沉浮》接触的牟其中、步鑫生、马胜利、邱满囤、禹作敏和史玉柱，就是一些读者熟悉但又不很了解的人物。这些人物，曾经呼风唤雨，风云一时。可是，因为各不相同的原因，如今都变得沉寂和没有多少声息了，有的还因为触犯刑法而成为罪犯了。
为什么这些人们有如此的浮沉，在他们的浮沉中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可供人们吸取，这或许就是几位作家在这些人声息渐轻时追踪他们人生事业成败得失道路的原因吧！在及时地报告社会热点的作品中，于秀的《遭遇下岗》有一定的影响，这部简略地报告了几十位下岗女工重新奋起，竭力开拓新的人生和事业环境的作品，对于那些还处在失业状态中的人们提供了有具体参照作用的对象。以上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在整体上观察和认识问题的作品。作家们虽然也是从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着眼着笔，但思考的范围相当宽泛，思考的问题也明显地带有全局性。报告文学是对于社会真实生活人物的写实，但是，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典型性或普遍意义，在选择题材和具体的报告过程中，作家就不能不考虑题材的社会价值和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问题。许多事实已经说明，报告文学的典型性产生于题材所包容的社会敏感性和作家从题材中发现开掘出的对广泛现实社会生活内容的超前理性评判。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在报告文学作家笔下具有了全局的影响和普遍的作用，使真实的事实有了某种形而上的理性意义，这就是报告文学之所以能从社会生活事实的真实而抵达文学境界的原因之一。这些作品在这个方面的自觉和努力，其成果是明显的。
在这一年中，还出现了一些题材相对单纯具体的作品。
因为事件人物本身的个性化，也同样有自己的价值，受到了人们的关注。陈桂棣、春桃的《民间包公》，是集中报告一个主动辞职开办私人律师事务所的陈三立的事迹。不知陈三立在即将进入老年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失业，但他的律师事务所的“三条自律”贪赃枉法的大案找着办，权势作梗的难案顶着办，平民百姓的冤案免费办，是可以引发人不少思索的。陈三立着实办过几件大案。其中包括和一些有。权势的单位打的官司。这些官司有些是胜了，有些不了了之，有的还挂在那里。但陈三立的名声和作为却在当地颇具影响，被人们称为“民间包公”，给予真诚的赞美和敬佩。
人们对于陈三立的拥戴，就是对法律的拥戴，就是对法治的期望。马力的《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是对一件重要历史事件的追踪报告。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南方的三千多名孤儿，在周恩来总理和当时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乌兰夫和许多善良的草原牧民的关怀下，从南方转移到草原生活。这些在家乡无依无靠的孤儿，在中央政府和草原人民的关怀下，摆脱了困苦艰难的生活，在草原母亲的亲切抚育下成长起来。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相互建立了真挚深厚的感情，这种近乎血肉的感情联系至今仍不中断。作者对这个既是历史又依然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动人故事的真实报告，因为注入了自己的深深感动之情和唤起的诗意激情而十分动人。
这是民族团结的一曲动人的乐章，是人类高尚纯洁感情的真实写照。邢军纪、曹岩的《北中国的太阳》，是对为了消除沙漠侵害，投身伟大的“三北防护林”建设的人们的事迹的报告。作品在描写到沙漠对人的危害状况时，许多真实具体的状况，令人心魄为之震颤；在描写到防护林建设者的无私牺牲的精神行为时，又有许多人的故事叫人为之钦佩动情。
在对这一伟大工程的兴建不无自豪的同时，作者也为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生存空间和发展命运的大工程因为得不到有力的资金投入而举步艰难，进展缓慢感到很大的不平和不安。1994年3月31日，在浙江着名风景区千岛湖发生了一次震惊中外的抢劫杀人案件。以吴黎宏为首的三名罪犯，残酷地杀害了“海瑞号”游船上的24名台湾游客和8名船上工作人员。在案件还没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少无端的传言和猜测，台湾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借题发挥，人为鼓噪，使得这一案件更加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有关部门的积极认真工作下，案发17天后，成功告破，三名罪犯落人法网。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个案件在发生和告破之后，都很少宣传。在案发和成功侦破四年多时间之后，作家杨道金在《死罪难逃》一书中对这个案件的发生和侦破过程及有关的内情作了翔实充分的报告，是迄今为止对这个案件内情报道最为充分的一次。作品在全景视角上多侧面地对案件发生、发展、侦破的进程进行了追踪描写，结合罪犯的交代和给他人的书信对罪犯的犯罪心理作了可能的解剖。作品在非常复杂和压力空前的案件侦破过程中，对公安人员敏锐、神勇、负责、正义、无私等精神品质和行为作了较为充分的报告，成功地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斗争形象。这是年内引起读者关注的重要作品。
1998年，发生在南方长江流域和北方嫩江、松花江流域的特大洪水，曾经震动和牵扯着中国乃至世界许多人的心。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在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成为中流砥柱，与洪水进行了坚决和持久的搏斗，最终降服洪魔，减少了洪水造成的灾害，表现了惊天动地的英雄精神和行为，是人类历史上人与大自然斗争中一次成功的例证。这场伟大的抗洪斗争，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题材对象。不少作家，记者在抗洪斗争刚刚展开的时候，就深入到前线，直接地感受和了解人物故事，探求水灾发作的客观作用和人为原因。很快，在抗洪斗争还未结束或刚刚结束不久，就有不少以抗洪斗争为题材对象的报告文学作品与读者见面了。其中，像钟青的《世纪洪水》、徐志耕、葛逊和汪沉的《九江狂澜》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遏制江河》、解放军出版社的《决胜三江》等，就是这些作品中的代表。据说，还有许多作家已经作了充分的采访和准备，还正在进行着这一题材的创作。这些作品的出现，是1998年报告文学创作中一道特殊的景观。它气势雄壮，激情洋溢，内容丰富，记人，述事，鉴史，是对自然与对人的双重感受和理解，认识和研究，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在平时无法见到和感受到的东西。这些作品作为一种精神的载体，是很有激动人心作用的；作为一种自然灾难写实，具有很好的历史文献价值。
在1998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卢跃刚的《大国寡民》和赵瑜的《马家军调查》是两篇引起了不少争议的作品。
《大国寡民》从一件严重的毁容案件引伸到对陕西礼泉县烽火村及其领导王保京历史活动的内容；《马家军调查》是对辽宁以马俊仁、王军霞、曲云霞等为核心的中长跑运动队成长、发展，成功及个人心理性格缺陷、队伍内部矛盾冲突等现象的报告。因为在社会和读者中曾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不必因为存在着争议而避讳它存在过的事实。
从这一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状况来看，报告文学创作因为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和逼迫，其创作活力明显地有所减弱。专注于报告文学创作的人似乎在减少，愿意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花大力气，下死功夫的人更少了。有不少的现象表明，浮躁的创作情绪对报告文学创作也是有影响的，尤其是某些打着纪实文学旗号的作品，在其制作过程中那种显然的材料游戏方式和迎合部分读者猎奇心理的作法，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是有分明的冲击的。但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还是，报告文学创作缺乏对现实社会生活热点的逼近和深入体察，缺少对突出社会矛盾的敏锐发现和及时报告。报告文学在题材方面过多的历史传记性也是削弱其现实影响力的一个因素。
放弃或放松对富有很大灵活性和操作性，并有其独特作用的中短篇作品的创作，同样是一个需要热心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们注意的问题。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信息密集，传播渠道很多的时代，忽略可能是精巧轻便利器的中短篇形式，更多地用力在长篇工程，是否是一种偏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