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这两条不同道路实质上体现了我与世界的两种不同关系：是与有。布洛赫认为，这两条道路的目的都是为了抵御对于死亡的恐惧。而“最大的平息恐惧的系统”就是文化。所以这两条道路实质上都是人类不同的文化之路。考虑到布洛赫对于“文化”的理解就是“对非理性需求的理性调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上述两条文化之路事实上体现的是对于非理性需求的不同调控方式，关键在于人能否对自己的非理性需求采取理性的态度和调控。在“非理性丰富之路”上，个体的自我都拥有完整无损且功能正常的理性意识；而在“理性贫乏之路”上，个体由于伦理理性的丧失，而听从于本能冲动的驱使。如果相当数量的个体由于相同的理由出现了理性丧失的情况，并且他们的行为都受到共同的冲动所支配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群众性癫狂”。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世界里，上述两条道路并不是纯粹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两者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可以相互转化。
布洛赫认为，上述两种道路实质上也是“自我扩展”的两条不同方向。在“自我扩展”的过程中，个体不仅会感受到积极的感觉，即“狂喜”，他同时也可能会遭遇消极的感觉，而这种消极的感觉就是“焦虑”（Panik）。根据布洛赫的观点，“焦虑”是当个体由于外界的因素而被剥夺了进行自我扩展的希望，或者当个体被迫放弃某种现存的价值时产生的。而这种感觉突出反映在价值崩溃的时代。当个体一向依托的核心价值不复存在的时候，原本的那些从属性的价值系统根本无法为个体提供以前核心价值所能提供的那种安全感，这种价值体验上的不安全性使得自我扩展的过程因此受挫，人因此陷入“焦虑”之中。而那些“焦虑”的个体是最容易也是最先被群众性癫狂所感染的人群。他们渴望重新得到某一价值系统提供的安全感。表现为“崩溃性癫狂”的人们被迫进行一种“神经官能症式的逃避”，即在各种各样的价值系统之间作出选择，逃避到某个原本较为低级的价值体系中去，以便重新获得“狂喜”的感觉。而当他们一旦执着于某一价值体系，并且盲目的服从于这一系统时，群体的行为就会表现为“过度性癫狂”。在布洛赫的历史循环中，人类和人类历史似乎“永远都在价值过度自主的颠狂系统和价值崩溃的颠狂系统”之间徘徊。但是不管怎样，群众性癫狂“总是表现为一种为了某种非理性的共同体验而导致的理性丧失”。
在人类面临群众性的癫狂之时，布洛赫也指出了两种不同的“领袖”（Führer）类型：一种就是重新拯救价值系统的宗教“救赎者”，他将“唤醒个体灵魂深处那关于形而上的恐惧的意识，以便通向平息恐惧的积极之路的大门能够打开，走一条文化建构的非理性丰富之路，这条大路的目标就是获得一种‘我是世界’类型的富有认识－宗教意义的狂喜。”而另一种则是恶魔，希特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总是把群众引向理性丧失的道路，即完全听凭冲动的驱使，并因此获得复古－幼稚的狂喜形式。但是他深知，个体从来都不倾向于在自身寻找恐惧的源泉，而是更多地会在外部寻找原因，并且认为边缘人群（女巫、黑人、犹太人或者其他‘敌人’）应该为恐惧的产生负责。他因此会号召去战胜那些‘敌对的’、假想的恐惧制造者，并且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这是一条理性贫乏之路，它意味着文化毁灭、文化崩溃、人性灭绝，这条道路最终会获得一种‘我有世界’类型的完全本能的－颠狂性的伪狂喜。”
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在布洛赫的身上有着极不协调的逻各斯与神话的二重性：在他身上，融合了一个哲学家和一个“现代诗人”的倾向。但是布洛赫并不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而是一个试图以文学为媒介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的哲学家。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个体对于世界的认识以及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是其着作不变的主题。所以终其一生，布洛赫最为感兴趣的总是形而上学问题与伦理问题，也正是这两者促使他从事哲学和数学研究。但是当时盛行一时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却让这位唯心主义者彻底失望了，因为传统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学都被逻辑实证哲学排除在外，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形而上学与伦理的东西都是不可说的，而不可说的东西并不是哲学研究的任务。事实上，科学与被科学化了的哲学都为自己划定了界限，标记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但是秉承传统哲学抱负的布洛赫却对此并不满意，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万学之王”的哲学应该能够涵盖和把握生活与世界的全部，而不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布洛赫认为，现代科学与逻辑实证主义在认识世界问题上的力不从心，实际上是因为科学与科学化的哲学、即逻辑实证主义只是一个局部的价值系统，根本无从担当中世纪“核心价值”对世界的那种全面性的把握和提挈。这同时也深刻反映出现代人所面对的的时代困境：在“价值崩溃”时代，人认识世界只能是通过某一个局部价值系统的“管中窥豹”，而无法做到涵盖全部世界与生活的“全面认识”（Gesamterkenntnis）。而作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一个深受德国唯心主义的思想家，布洛赫一直试图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哲学相对抗，希望恢复先验论曾经的效用。在那个自然科学与科学技术无比强悍的时代，科学理性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布洛赫并不认为科学理性足以完全认识这个世界，而过份突出理性认识世界的价值是片面的。所以与同时代的马克斯·舍勒（MaxScheler）一样，布洛赫也反对象康德那样单纯强调理性的先验认识价值，布洛赫认为，必须给予非理性同样的认识价值地位。只有将理性与非理性两条认识道路融合在一起才能够实现所谓的“全面认识”。但是布洛赫注意到，有关非理性的认识不可能通过科学理性的手段加以表达，也就是说他之前所从事的哲学与数学无法承担这一任务。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布洛赫才被迫完成了由哲学向文学的转向。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承认：“有一个认识将我推向了哲学之外，即纯文学的工作。这个认识就是要找到合适的表达手段，以便我们能够表达科学之外的有关世界的知识（au·er-wissenschaftlichesWeltwissen）。这类知识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部，并且时常会暴露出来。”
诗的功能和任务
可以看出，科学理性认识的片面性是造成布洛赫转而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因素。而能够获得非理性认识的手段在他看来只可能是文学。这同时也是布洛赫美学思想的第一条原则：“诗的认知功能”。布洛赫认为，“诗就是认识的躁动”，所以真正的诗必须能够创造认识，这是诗永恒的任务。当然，诗所创造的诗性认识绝对不是科学理性认识，而是与之相对的非理性认识。在布洛赫看来，诗性认识与科学认识，即非理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虽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方式，但是它们事实上都是“唯一一个树干上的不同枝条，而这个树干就是认识本身”。不同的是，科学认识是分析性的，是细腻琐碎的，将一切都细化为“无限繁多、无限细小的理性的步骤”；而诗性认识则是综合性的，是总体性的，将分散的一切聚合在一处加以把握。将两种认识统一起来就可以实现所谓的“全面认识”，而能够实现这一点的最理想人选当然是既是艺术家和诗人，同时也是思想家和科学家的人。不难看出，这是具有多方面才华的布洛赫对于自己的期许。而能够同时具有抽象与形象两方面思维能力的布洛赫本身就非常适合打通两种认识之间的壁垒，能够将艺术与哲学、形象与反思、“我在”与“我思”熔为一炉也一直是布洛赫思想的一大特色。
我们必须注意到，布洛赫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希望能够获得对于世界的全面性认识，这也就是对“世界图景”（Weltbild）进行总体性把握。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渴望是因为他所遭遇的是非常不利的时代现实：与二十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布洛赫也同样面临个体的现代性这一问题的困扰。“现代个体的存在形式是苦痛的，它被紧紧地束缚在一个‘失去魔力’的现实里。这一现实一方面表现为完全透明的按因果律运作的机制，另一方面却因其感官内在性与伦理秩序的完全缺乏而表现为一个支离破碎、异常复杂且陌生的构成物。主体面对这样一个构成物时是无所适从的。”虽然现代科学理性试图将人类所有的一切都纳入其狭隘的因果律轨道，妄图表现一种清晰的“世界图景”，这样的图景在布洛赫看来却非常不真实，因为根据他自己的价值理论，核心价值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造成了原来从属的局部价值系统的解放，而每个价值系统对于绝对效用的诉求造成了它们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中世纪那种统一的总体性的“世界图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混乱残破的景象：无数局部价值系统的出现决定了中世纪统一的“世界图景”崩溃为大量的“世界图景”的碎片，而这些都只是关于世界的“局部图景”。“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即使是全部的科学也不行——能够达到足以使人克服其形而上恐惧的那种包罗万有的绝对性。”布洛赫认为，现代这个时代就是失去了统一的“世界图景”的时代。而从某一个局部价值系统获得的“世界图景”都只能是片面的，是不真实的。这里涉及到布洛赫思想的另外一个关键词：“世界图景的总体性”。布洛赫认为，无论世界图景如何破碎，“人们对于共性与总体性的憧憬”却永远不会湮灭，因为只有在世界的总体性当中，人才能实现对于死亡的形而上恐惧的真正的解脱。而哲学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局部图景统一为一个关于世界的整体性图景，以便从迷梦中苏醒，认识真正的现实。”但是在一个科学理性无比盛行的年代里，人的一切活动都被“科学化了”（verwissenschaftlicht），而哲学也不例外。在当时，科学实证是哲学的发展趋势，哲学家们推崇的是科学的、非玄思性的哲学，所有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问题都应该从这个领域消失。布洛赫非常痛苦地注意到，哲学已经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无法对世界进行总体性把握，“哲学那种全面性（polyhistorisch）的品质已经不复存在”。而这个时候，本身具有整合性特点的“诗”进入了布洛赫的视野，它恰好能够迎合布洛赫追求总体性世界图景的需要，这也是布洛赫转而从事文学创作的表达手段上的原因。
布洛赫试图通过诗来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试图通过诗表达他的哲学思想，让诗承担追求总体性世界图景的任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作品，特别是小说实际上都是哲学小说。看他看来，真正的诗应该具有这个能力，它应该成为除科学之外“其他所有世界图景的镜子”。布洛赫认为，诗与科学的关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诗与科学之间因为其各自所代表的非理性与理性认识而呈现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它们共同承担了获取“全面认识”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科学与哲学又为诗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布洛赫曾把诗定义为“超越科学之上的东西”，也就是说，诗是建构在科学之上的事物，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它必须将科学精神贯彻到诗的领域，因为诗毕竟是需要用理性的文字方式将难以名状的非理性认识表达出来，所以诗本身应该是“理性－非理性的复调音乐”。同时考虑到科学单纯描述和研究没有“自我”的外部世界，即“无我的世界图景”，而诗所呈现的则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所有的世界图景，即“有我的世界图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所表现的的确就是世界的整体性。这也正是诗的存在价值。布洛赫甚至认为，能够反映所有世界图景的诗是认识独一无二的容器，只有通过它人们才能实现全面认识：“科学无限、但是从未实现的目标就是获得认识的一个总体性图景；个别价值系统无限的、但是从未变成现实的愿望就是达到绝对化，并且实现所有生活的理性与非理性元素的统一。而这一切虽然在诗的宇宙发生观和统一性的句法里面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但是却可以得到象征性的实现。对此我们绝不能肤浅地理解为，在诗的世界里只能实现对于世界总体性的象征性反映。事实上，诗一方面因其自身的“理性－非理性复调”可以将散落在时代内部的所有知识汇总起来，而另一方面，正因为诗的这种整合性能力，诗同时也是一种宇宙发生观（Kosmogonie）。因为当诗将林林总总的世界图景融合在一起并使其具有了同时性的时候，诗同时也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以诗的形式出现的创世纪。整个时代世界的一切都在诗中得到了反映。或者按照布洛赫的话说，诗在将所有世界图景整合起来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统一的图景，在新的图景之中，“非理性与黑暗的因素总是以新的形势显露出来”。
布洛赫对于诗的要求还不仅限于此，他还试图赋予诗更多的宗教维度。对他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诗不仅能够满足人认识论上的需要，还同时满足人形而上的需要。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诗不仅将现存世界所有的世界图景综合起来，将时代所有的知识贯通为一个整体，同时它也是一种诗性的宇宙发生观，创造了崭新的世界图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不仅是旧有世界图景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新世界图景的发轸。布洛赫也从文化角度对此作了概括：诗不仅是“旧有文化的最后一响礼炮”，它同时也是“新现实”的信使。至于怎样创造一个新的现实，布洛赫并没有进一步的阐述，他只是指出，在诗当中“预示着”未来，“预示着”未来世界图景的统一。作为一个具有乌托邦精神的思想家，布洛赫一直坚信诗能够为这个价值崩溃的时代提供一种新的宗教，它可以统一原有的那些分散的世界局部图景。在他看来，最理想的诗就是一种“宗教创立者”。可以看出，布洛赫的诗学绝不是传统自然主义式的描摹型文学，而是具有现实预见性的认识型文学。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布洛赫所推崇的“诗性认识”的一个基本特点，即“总体性是可以被预见的，而每一个艺术作品都是对总体性具有预见性的象征形式的表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布洛赫那里“认识”一词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现有事物的把握性认识，二则是对事物发展的前瞻性认识。